六国赋（下）
□ 侯川
三
战国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由“士”的思想和精神主导引领的时期。整个战国时代，“士”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深刻地影响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士”，大约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但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有一技之能，都可以称得上是“士”。因此，战国时代的“士”，五行八作，三六九等，形形色色，仿佛什么人都有，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像孟子、墨子、庄子、列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当之无愧自然称得上是“士”了；被司马迁称赞为可与日月争光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与大义凛然、公忠体国的蔺相如，还有颜斶、鲁仲连、荆轲等高人义士，堪称“士”的楷模；像邹忌、苏秦、张仪、毛遂等舌辩之人自然也是“士”；像吴起、孙膑、乐毅、田单、廉颇、李牧等都是深通兵家之道的“士”；就是像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被称为“士”，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战国，秉承春秋而来，那是一个崇尚侠骨士风的时代。“士”人们心怀天下，意气风发，铁肩道义，敢想敢做，当仁不让，义薄云天。战国之“士”，信义昭彰，一诺千金，他们的精神光照千古。
孟子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先后谒见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等国君，耐心细致地陈说“仁政”思想。“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品读这些句子，我们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心怀天下百姓的家国情怀以及重视文教的远见卓识而深深感佩。“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不就是孟子独具慧眼、超越千载的生态经济观念吗？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能有这等远见卓识，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吗？
庄子，深刻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黑暗本质，坚决不与任何统治者合作，这是何等的智慧与勇敢；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是何等的大德高行……
千古而下，究竟有哪一个朝代能与战国时期诸子纷呈、人才济济、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格局相提并论呢？
鲁仲连，齐国人，他是同颜斶一样冠绝千古的大德高士。鲁仲连口才卓越，谈锋机警，善于阐发各种卓异不凡的谋略与见识，为人高风亮节，无意功名利禄。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把爱国挂在嘴头上，言必信，行必果，用自己的辩才弘扬大义，济危扶困。他曾帮助田单收复失地，光复齐国。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当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时，鲁仲连来到了田单的军营，他给燕国守将写了一封信，紧紧抓住燕国守将既无法长期坚守孤城，又不能战败回国，而投降齐国又会被处死的尴尬处境与绝望心理，用片言只语将燕将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击溃，导致燕将最终自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奉为所有兵法的最上策。不知鲁仲连之功，在军事学里又将如何评价呢？
后来，秦国攻打赵国，围邯郸，形势非常紧迫。魏国有个叫辛垣衍的将军来到赵国，想要通过平原君劝说赵王尊秦为帝。鲁仲连知道后，经平原君引见，他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尊秦为帝的危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国是个不讲礼义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随心所欲地奴役百姓。如果让它无所顾忌地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魏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秦王剁成肉酱。如果尊秦王为帝，鲁仲连他本人只有跳入东海去死。最后，辛垣衍将军终于被鲁仲连说服了，随后赵魏联军，打败了秦国的进犯。
当平原君赵胜最后要赏赐鲁仲连时，他坚辞不受，充分展示出一代名士襟怀坦荡、热爱自由的高尚风范。像颜斶、鲁仲连这些名士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才真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与精神的高度。
像《大秦帝国》小说的作者及该影视剧的编导，还有《大秦赋》的编导，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战国这个时代。他们这些人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战国时代，其实是空想或者幻想出来的，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战国时代。
比如《大秦赋》剧中，燕太子丹要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提出需要带上樊於期的人头。随后，燕太子丹带着几名武士，围住了樊於期，樊於期大叫一声：“我救过你的命！”然后就被武士杀死了。这种胡编乱造的剧情，不但侮辱了樊於期本人，而且给整个战国时代的侠骨士风抹了黑。我们翻开《史记·荆轲列传》，司马迁写得清清楚楚，经燕太子丹说明荆轲将要去刺秦的原委后，樊於期激于义愤，当即拔剑自刎。名贯千秋的燕赵慷慨之士，岂是《大秦赋》剧中所表现的那般熊样！
四
战国时期，金属冶炼技术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于生产之中，便于砍伐树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人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节令。各国各地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年产量。
随着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崭新气象，科技、医药、建筑及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卓越而又光辉的成就。
我国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战国时期，医生治病已经分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名医秦越人，医术精湛，号称扁鹊。他看病首创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善用汤药、针灸等进行治疗，治好了许多疑难危重的病症。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医学名著《黄帝内经》。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这部医学著作总结了人体解剖、气血循环、病理、药物和针灸疗法等方面的知识，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
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齐国人甘德、魏国人石申各自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书里记录了一百二十个恒星的方位和木、火、金、水、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当时，随着天象观测的进步，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
在物理学方面，《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其中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山海经》大体上是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著，也是一部旷古奇书。该书具体作者不详。《山海经》原著共22篇约32650字，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又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该书对研究先秦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古书近似，其中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有较为完整的体例。《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被秦朝焚书所毁的编年通史。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书名为西汉末刘向所拟定，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该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张和策略，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善于叙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
《尔雅》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词典。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是辞书之祖。《尔雅》是一本独立的词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是“近”的意思（即“迩”。笔者），“雅”是“正”的意思，在此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尔雅注》。
鲁班，春秋末期鲁国人，主要生活在战国初期，又称公输盘、公输般等。鲁班对建筑及木工等行业贡献巨大，据说锯子、刨子、墨斗等都是鲁班发明的，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水利方面，秦国的李冰父子在成都修建的都江堰，韩国人郑国在关中修建的郑国渠，都是战国时期影响极大的水利工程，可谓造福一方，惠及后世。
好了，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对上述文史知识的了解，我们对战国时代尤其是六国的认识，不应只停留于“弱国无外交”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外交斗争与残酷战争的层面，除此之外，对于战国时期在思想学术与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与肯定。如果像《大秦帝国》《大秦赋》的编导们那样去认识战国时期的六国，那岂不是太对不起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创造的思想文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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