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八）
痛苦的日子就是难熬，正如“长夜难明”；幸福的时光却总是过得很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驹过隙”。岁月走到三世纪末年，司马家的赵王司马伦就有些“不安分”起来。他虽有不光彩的过往（小偷），但他是司马炎的“叔字辈”，囿于其“皇叔身份”，司马炎在对同伙“严惩”（腰斩弃市）后，对司马伦“额外开恩”：不仅“毫毛未伤”，还给他“加官进爵”，提拔他当“征西大将军”，更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的隆厚待遇。他的任务就是“镇守关中”。
关中，是夹在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的一块“平原之地”（关中平原），它的四周东有潼关（函谷关）、西有散关（大震关）、南有武关（蓝关）、北有萧关（金锁关），因此有了“关中”的称谓，更有“四塞之国”的美誉。我们都知道 人（巴人）“助刘兴汉”的故事，刘邦“平定三秦”，奠定了“灭楚兴汉”的坚实基础。谋臣留侯张良说（关中）“金城千里”，也力劝刘邦“定都关中”，但刘邦却“不以为意”。往远点说，先秦（战国）时期，张仪向秦惠王“称颂关中”：田肥美（沃野千里）、民殷富（蓄积丰厚）、战车万乘，此所谓“天府之国”也。关中平原居然有“天府之国”的称谓，这说明“天府之国”并不是成都平原的“专用称谓”。无论是关中平原，还是成都平原，成就“天府之国”称谓的，都是因为“水的功劳”。
先说“郑国渠”，源于战国末年韩国的一个“拙劣阴谋”。前247年，秦庄襄王（嬴子楚）驾崩，13岁的嬴政继位，成为秦国新的“主持人”。这时距离“秦灭六国”（前221年）还有26年。偏居西隅的秦国大肆“开疆拓土”，压得东方六国“气喘吁吁”。国力最为孱弱的韩国，却又处在秦国进攻的“第一火线”，随时都有“累卵之危”。当时的韩国国君终于想出一条所谓的“疲秦”之策，派遣水利工程专家郑国去秦国游说秦王：在泾水和洛水间穿凿一条人工灌溉渠道。主要目的是，消耗秦的“人力物力”。结果，秦始皇很喜欢“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郑国的建议“正中下怀”，欣然让他“全面主持”灌溉渠道（后名“郑国渠”）的建设。
前237年左右，“郑国渠”即将完工，郑国的“卧底身份”却被秦人发现。秦王大怒，打算杀掉郑国。郑国坦然的辩解也很有说服力：我虽然为韩国延长了“数年国运”，但我为秦国建立的却是“万世之功”啊。秦王嬴政顿时就“消了气”，让郑国完成他的“未尽事宜”。不过，因为郑国事件引发了一段颇有历史影响的“小插曲”（驱逐客卿）。这才有了李斯先生那篇著名的宏文《谏逐客疏》。“郑国渠”十年乃成，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疲秦），反而因“郑国渠”的灌溉之功，使关中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当然，因为“郑国渠”是关中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因此成为陕西省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无独有偶，“都江堰”的历史比“郑国渠”更为久远。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派张仪和司马错伐灭蜀国。《华阳国志》说：仪（张仪）贪巴之富，于是“浮江灭巴”，并于公元前314年设立了“宕渠县”（一说“宕渠道”），隶属巴郡。这个记载说明：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的“创造发明”，秦惠文王时，就已开始设置“郡县”。据《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说：战国中晚期，就有设置“郡县”的记载。不过，那时的“县”并不是现在的“行政单元”，主要是“驻军之地”。我们都知道，“县”与“悬”是“通假字”，也就是驻军“悬挂法令”的地方。最先的“郡”，都在县内设置，也有一县内设置数郡的。我估计，可能相当于后来的“里”（集市），“县”从地域上说要大于郡。预估在战国末年，“郡”由于集市的集聚效应，变成了场镇改称“里”，而在县以上有了“郡”的设置，不细说了。
“都江堰”座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前256年或者稍晚，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都江堰”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当然，巴蜀大地也为“秦并六国”提供了丰富的兵员和粮食，“都江堰”的开凿的确“居功至伟”！也因为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才成为四川文化旅游的响亮品牌。
鉴于关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司马炎称帝后，就立下了一个“硬性规定”：非司马氏不得“镇关中”。说明司马炎还是很尊重抑或是看中司马伦这位“皇叔”的。但是，据说司马伦在司马懿的众多儿子中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不知书、不省事。也就是说司马伦既没有“读过书”，也“看不懂世相”，可能就跟“哈脓包”差不多。但因为皇族的身份，照样混得风生水起。在这时，像司马伦一样“不安分”的人不少，最著名的是匈奴人赫元度。他看到司马伦“不学无术”，最多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就动起了“小心思”，挑起当地两个少数民族（羌族、氐族）建立起“反政府武装”。司马伦“不学无术”也就罢了，但他没有自知之明，还自以为高明，只在战场上“瞎指挥”，导致手下的“政府军”被“反政府武装”打得“惨兮兮”的，几个郡守也相继在战场上“命归黄泉”。
296年，希望司马伦“下课”的“状纸”飞向洛阳，西晋政府“急中生智”，把司马伦调回中央，转任“车骑将军”，由司马肜任征西大将军，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西边那些少数民族“战斗激情”被赫元度“鼓舞起来”，干脆推举齐万年“称孤道寡”（称帝）。有人称帝，是西晋政府“决不容忍”的事情。于是“消灭齐万年”，成为西晋朝廷的“普遍共识”，而这项“历史重任”，就自然地落到了梁王司马肜的肩上。
这时，我们就要说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周处了。《世说新语》说，周处的祖父周鲂，做过吴国的鄱阳太守（名门之后）。周处少年失孤（父亲早死），性情蛮横，无人管教，乡里人把他与长桥下的“独角蛟”、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义兴三害”。后来，人们劝他去“射虎斩蛟”。周处久久未回，乡民们以为“三害并除”，竟然聚众庆贺。周处回来看见“这样的场面”，有了“触及灵魂的痛”，决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在东吴名臣陆云“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教导下，周处最终成为“忠臣孝子”。到司马肜当“征西大将军”时，周处已经是“御史中丞”。御史的主要工作是监察各级官员。周中丞“只讲原则、不讲情面”，是一个优秀的监察官。就像东汉宕渠县的冯焕（冯绲父），做豫州、幽州刺史时都“志欲去恶”。但是，这种人的最大的坏处：容易得罪权贵。这不，征西大将军司马肜就曾被周处“无私地弹劾”。
齐万年当了皇帝，就开始跟西晋政府“抢地盘”（围攻泾阳）。这时，大家一致推举周处去“收拾齐万年”（众举之）。西晋朝廷也就“顺应官意”：改派周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在安西将军夏侯骏带领下“奔赴前线”。精于世故的中书令陈准一眼就“看出软肋”，发表“不同看法”。大意是：重用周处是“大对而特对”，用司马肜和夏侯骏来节制周处，是“大错而特错”。他预计的结果是：梁王和夏侯必然“挟公器报私仇”。正所谓“战必败、周（处）必死”。齐万年率领的是七万军队，司马肜、夏侯骏派出的周处“先锋队”只有五千人，无异于“把周处送给齐万年”。齐万年对周处很了解，如果让周处“单独放马过来”，我就只有“趁早跑路”，现在周处头上有“两座大山”（司马肜和夏侯骏），真是“天助我也”。
真是可笑得很，交战双方本该“你死我活”，却有个惊人一致的目标：都想要周处死。结果肯定“没有悬念”。在司马肜和夏侯骏的催促下，没有吃早饭就投入战斗的“周处军”从早晨战斗到黄昏，弄得“弦尽矢绝”，被齐万年的七万军队“砍杀殆尽”，“死国”的周处，生命就定格在公元297年的某个黄昏。司马肜高挂“免战牌”，任由敌军展示“胜利者的姿态”。周处为国战死的地方，就在渭水之滨。司马肜挂起“免战牌”，齐万年又一次说了“正合孤意”，他的目标就是要“占据关中”。
关中的战略地位，前面已说。这时，还是那个中书令陈准再次给出“建设性意见”：派孟观带军去“收拾齐万年”。这个孟观“沉毅有文武才用”，在“倒杨运动”中就有“突出表现”（诛杀杨骏）。他还是“确实了得”，不仅有不怕死的精神，也有不怕死的本事：镇静指挥、亲冒矢石。短短一个月就连续取得十多个“战地捷报”，把齐万年打得“落花流水”（束手就擒）。当了一年多“土皇帝”的齐万年，死在西晋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关中地区也得以“暂时安宁”。
就在赫元度、齐万年他们大闹关中的时候，天灾跟人祸“联袂上演”，米价“一斛万钱”，既有“官不聊生”，更有“民不聊生”，大批民众从战乱之地逃跑到相对安全地区去“讨生活”。“流民潮”汹涌澎湃，而“官不能制”。关中难民“就食巴蜀”，是当时最典型、最有影响的“历史事件”。290年司马炎死，其子司马衷（晋惠帝）继立。291年，皇后贾南风淫虐专权，诱发“八王之乱”，短暂统一的西晋又举国动荡。297年的雍秦大旱，米价飞涨，巴氐（ 人）首领李特率流民入蜀就食。“流民潮”演变成“流民军”，最终在益州（今云贵川地区）建立起“割据政权”（成汉方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十六国”，“第一国”就是由宕渠先民建立的“成汉方国”。李雄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民族皇帝，“成汉方国”则成为两晋王朝的“烫手山芋”。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此时，我们的“傻皇帝”（司马衷）与“丑皇后”（贾南风），还在“没事儿一般”地过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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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都江堰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