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十年为诸葛亮立传
创作谈
□方北辰为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写一本新的传记，这件事情动心很早，动笔却很晚，中间相距了将近三十个春秋。
为何动心会很早呢？理由相当简单，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而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至今都还受到诸葛亮对后世蜀地民众的恩泽，还受到他老先生流风遗韵的深深熏陶。
七十六年前，我的出生之地，是在成都市区的中心，一个叫作“老古巷”的地方。那真是一条又老又古的小巷。小巷旁边有一座弯弯的石拱桥，叫作“卧龙桥”，据说那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当初在成都大兴水利造福民众而特意命的名。到了少年时代，令我至今记忆依然深刻的快乐逍遥之事，就是在语文老师的带领之下，到南郊著名的成都武侯祠去欢度夏令营。森森古柏静静地围绕着武侯祠。大殿正中的诸葛亮塑像面带温和的微笑，旁边的老师则轻轻但又动情地吟诵着“诗圣”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美妙诗句。这诗句如同锦城润物的涓涓春雨，灌注到我们的心田。再后来，我任教和生活的四川大学，被正式划入成都市武侯区的行政区划之内，于是乎我的身份证、户口簿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证件之上，又明明白白印上了带有“武侯”标记的“武侯区”三个字。而我五十年来的住宅，一直就位于诸葛亮当初建造锦官城的锦江南岸下游不远。年复一年，冬去春来，享受着江岸杨柳清风的徐徐吹拂，观赏着碧波之上白鹭的翩翩飞翔。既然我身上早就被植入了如此难以磨灭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在三十年前筹划写作三国风云人物系列传记的时候，把他列为重点考虑的对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为何动笔又很晚，要晚到多年之后呢？理由同样很简单，因为我想好好选择一种新颖的视角和写法，能够把诸葛亮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来，从而写得更有新意一点、更有趣味一点、更好看一点，这样才对得起他老人家，才对得起愿意赏光的广大读者。而要实现这样的心愿，又必须先做好非常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这样自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了。
从为现代读者写作历史名人传记的角度来看，由于千百年来经过各种方式的讲述和广泛流传，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表面上看似乎已经非常清晰明白、广为人知，比如躬耕、三顾，南征、北伐，如此等等。但是，真正探究起来却会发现，他人生故事的背后，又充满了大大小小有趣的谜团。因此，他的整个人生，可以说是由数以百计的有趣谜团相互串联起来的奇特人生。
这些谜团，有的是隐藏在当时史书文字后面的种种真相和玄机，有的是古代文化积淀下来的知识和精华，有的是学术争鸣中尚有探索空间的焦点，有的则是后世传说中应当澄清的误区。其具体内容非常丰富，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典章制度、语言、文化、科技、地理等诸多方面。比如，史书上说他的姓氏是由“葛”变成了“诸葛”，可是一个家族的姓氏，能够这样变来变去吗？三国时期改变姓氏最奇葩的又是谁？为何当时改变姓氏的风气如此盛行呢？又如，他的表字“孔明”，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从一个孔洞当中露出来的光明？那不是有点“凿壁偷光”的意思了吗？再如，千古传诵的“白帝托孤”历史故事中，刘备临终遗嘱中那关键性的一句“君可自取”最符合当时历史语言环境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刘备为何要把诸葛亮拿来与曹魏皇帝曹丕相比较？他在遗嘱中对蜀汉王朝的权力做了怎样特殊的分割和交接？他又为何会要求刘禅把诸葛亮当作父亲来对待？当时是否必须把刘备的遗体运回成都？诸葛亮又能否把刘备的遗体完好地运回成都？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无疑都非常有趣，但它们又是需要加以解读的千古谜团。而对诸葛亮人生种种谜团的深入解读，则是本书的看点所在。
有鉴于此，所以我整个前期准备工作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如何解读诸葛亮人生的诸多谜团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主要有如下三大方面：
其一，选取三国风云人物中与诸葛亮生平事迹关系非常密切的六人，即刘备、孙权、曹丕、司马懿、袁绍、吕布，先撰写出六本新传记及其增订本。这样做是为了从较大的人际关系范围全面深入地了解诸葛亮，了解他活动范围的政治生态。
其二，对集中记载诸葛亮事迹的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独立进行全面整理，最后形成校勘、标点、注释、白话翻译四大要素齐备的《三国志注译》及其增订本《三国志全本今译注》。这样做是为了从整个三国时期更大的历史空间，去深入了解诸葛亮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语言、文化、典章、制度、民族、地理等方面的状况。
其三，在吃透以上资料和信息的同时，对涉及诸葛亮人生的谜团和玄机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揭示和破解，并且写成多篇专题文章和读书札记，同时参与主编《三国故事真与假100例》《走进成都武侯祠100问》两本通俗读物，为正式动笔撰写诸葛亮的传记摸索经验，积累素材，打好基础。
五年前的春天，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基本完成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我正式动笔撰写本书。
此后，诸葛亮被列入首批公布的“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中。现今，又逢春和景明、水碧山青之际，这部以解读诸葛亮“百谜人生”为主线的新传记终于完成。
从当前新时代的眼光来看，诸葛亮之所以得以列入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我之所以为他撰写一本新的传记，还有两个特别值得指出来的重要理由：
首先，他是中国古代优秀价值观的全面践行者。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的第三十章《千秋评说》中进行了详细介绍。
其次，他还是“天府之国”这一四川美名的最早定义者和忠实维护者。
众所周知，“天府之国”是四川长期享有的美名，堪称四川最为亮丽的文化符号。但是，现存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使用“天府”一词且被用来形容和美化的地理区域，乃包括了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在内的大关中地区，时间是在战国时代，详见《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但是，由于先秦时期李冰对都江堰的成功开凿建造，到了秦末刘邦兴起之际，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在物产和人口的综合实力上，不仅能够与关中平原并驾齐驱，甚至还出现了后来居上的态势。刘邦正是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才能先扫荡关中，进而统一天下。在隆中隐居的年轻的诸葛亮，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改变，因而在“隆中对”中果断提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一战略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为当时的刘备提供了创新性的道路指引，而且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是现存历史典籍中最早将成都平原单独升格称为“天府”的明确记载，从此，“天府之国”就成为蜀地美好的代称。不仅如此，到了后来诸葛亮执掌蜀汉国政之时，他又最早为都江堰制定了极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使之进入长期不衰的可持续发展态势，滔滔江水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灌溉着成都平原，把“天府之国”的美名，真正变成了长存不朽的现实。他这一切的贡献，正好为现今四川大力提倡和发展的“天府文化”和“天府经济”，提供了早期历史典册中极为宝贵的借鉴和参照。
搜集历史的确凿史料，选择新颖的切入视角，运用文学的生动笔法，尽量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起来，尽量将考证性与趣味性完美结合起来，是我此前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作品一贯追求的境界，对这本书尤其如此。
（限于篇幅，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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