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硕：“成都形象”古今谈
1908年夏，成都望江楼 威尔逊 摄
2020年夏，成都环球中心远眺雪山本报资料图
宋朝蚕市复原微缩模型 成都博物馆
邱硕作品书封 蒋蓝 摄
本报记者 蒋蓝 文
提要
近几年以来，成都展开了蓬勃多元的城市形象实践，成都城市形象成为宝贵的资本。
对古今成都形象的表述变迁进行考察，可以探知成都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心理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发展形成，是如何被内部、外部人群感知和认同的，在全球化时代又是怎样利用形象资本应对和加入全球化浪潮、进行城市现代化转型的……
作为第一部梳理“成都形象”的作品，学者邱硕的《成都形象：表述与变迁》讨论了成都本相与形象的多重关系，让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城市认同建构的关系及其所具有的生活美学、人类学意义。
嘉宾
邱硕，1983年生于乐山五通桥。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华东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后，攻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专职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与民间叙事：以成都为个案的民俗学考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巴蜀文化、城市文化。
对话
九天开出一成都
——李白名句为成都赢得了巨大的景观、繁荣效应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谈谈你研究的“成都形象”。
邱硕（以下简称邱）：城市形象作为一个城市的市容面貌、口碑名号、精神气质等体现出的感官表达，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城市形象资本可以通过城市面貌改造、制作城市景观雕塑、制定和实施城市定位、设计城市形象标识、营销城市名片或品牌、争取城市荣誉称号、举办各类活动、摄制城市形象宣传片、申遗、改名等城市形象实践来积累。通过这些形象实践，流动的财富引入城市，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本。
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些城市围绕“文化名城”“旅游城市”等的申报行动，采取大规模行政和商业重组，该城市名号就成了城市的象征资本。在这方面，好的、坏的样板都很多，足资借鉴。
成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城市文明的一个代表。清末以前，成都一直处于农业经济社会形态。近百年来，成都经历了向现代工业城市、再向综合型现代化大中心城市的快速转化，随着历史的变迁，成都形象的表述不断地发生变化。
记：成都在历史上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其形象始终处于变化当中。
邱：李白诗“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就为成都赢得了巨大的景观、繁荣效应。在我看来，成都至少有5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作为地域的成都；第二，作为城市的成都。成都作为中国少有的两千多年来城名未改、城址未变的城市，这一格局直到近代才被打破，清末民初城市建成区才突破城墙，向郊区发展推进。第三，作为城乡关系上的成都；第四，作为行政区划治所的成都；第五则最为显著，是作为“三城三都”的新格局蓬勃发展中的成都。
李冰父子主持兴建都江堰以后的两千余年，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成就了天府之国在农耕文明时代的辉煌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成都则是一个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现代商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城市形象。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按“一五”计划，成都被确定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逐渐形成同心圆放射的城市格局，直到改革开放，成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近几年，提出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空间发展战略，重塑经济地理，城市布局由原来的“两山夹一城”转变为“一山连两翼”，龙泉山由原来的生态屏障转变为城市绿心，成都形成了整个城市南北向、东西向联动发展格局，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呈现出兼具古典韵味和现代气息的花园城市新形象。
从成都聚落类型看，成都古代、近代都是“城乡一体”的分布形态，现代进入城乡分治时代，当代城乡差距拉大后，成都又开始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从多个方面来看，成都都是不可复制的人类学类型范本。
成都的“形象诗学”
——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传承多元的成都形象
记：天府之于成都，是什么时候才得以确立的？
邱：巴蜀学者彭邦本等人指出：“天府之国”的美称到清代还是没有固定在四川地区。但没有说明于何时固定下来。学者朱明勋的文章提到“天府之国”专指蜀地是在民国以后，然而没有具体的过程论证。我认为，“天府”名号专属于四川，大概在民国晚期，民国以来的报纸、杂志等纸媒长足发展，到抗战时期出版业已非常繁荣，使得“四川天府”的表述能够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密集而广泛地传播。
其实，在古代凡是地形险峻、地富物丰的地方，都可称作“天府”。从战国末期起，“天府”指称关中地区；从东汉末期开始，“天府”又指称益州，两者并称至民国。此外，还有多个地区曾被称作“天府”。在众多“天府”中，“益州（四川）天府”借助明清《三国演义》的传播而在民间广泛普及，又随着抗战时期国家政治中心的西移而获得爆发式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越来越指向成都。这一概念的流传与接受，与整个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记：近30多年来，“文学中的城市”研究方兴未艾……
邱：这包括“文学表现城市形态”和“文学中的城市”两方面研究都成了热点。比如“张爱玲与上海”“张爱玲与香港”，就引发了人们对这两座超级城市的深层思考。城市形象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民生、风俗、娱乐、建筑、道路交通等领域，其文学、文化呈现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成都城市影响力的提升以及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发展，城市形象研究逐渐进入多学科的研究视域，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和实践探索的紧迫问题。
记：有人研究杜甫诗歌中的成都形象，有人着眼于范成大、陆游笔下的成都景象，有人专门研究元代成都的繁荣形象，有人沉迷于李劼人展示的“成都画卷”，还有人细读巴金、何其芳等笔下的成都特征……
邱：在我看来，古典文学里的成都，展示了本土木实、花卉、园林、池囿、民俗、游乐、酒文化等，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成都生活美学。而在成都现代作家（包括抗战时期旅居成都的作家，如叶圣陶、朱自清等）笔下，可以看到成都是一座乡土气息浓郁的古典城市，现代文明冲击下骚动与缓慢变化的城市，拥有泼辣叛逆的成都女性形象、多元的成都男人形象。有人把李劼人笔下的成都形象提炼为：懒散享乐、阴柔美丽、躁动强悍、乡村化。还有学者以李劼人茶馆为切入点，总结出这样的成都形象：传统的闲适的成都、新旧交替的商业的成都、和谐而冲突的政治的成都。
记：在当代成都作家笔下，成都形象的书写与近现代作家相比呢？
邱：据我所知，学者汪坚强试图建构具有特色的“成都文学”，称当代成都作家为“大生活”作家，认为他们在文学形象、叙事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地域性，打造了文学的“成都方式”。“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大多聚焦“成都形象”，其实“想象”更能启动大众对一座城市形象的向往。作家通过文学中成都形象的流变来勾勒城市文明发展的轨迹，揭示出成都形象背后的城市精神。
记：目前西方学者有研究成都的成果吗？
邱：当下以成都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不多，且多是针对古琴、桃花节、藏文化用品街等某一成都文化事象进行的微观观察和描述。美国人类学学者庄思博（John Osburg）对成都新富阶层的考察较有特点，在他题为《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的博士论文中，以成都为例“讨论性别关系、商业实践和在改革时期中国发生的变化等”，他的研究展示了当代成都在全球以及全国的经济地位、部分成都人的生存状态，为成都形象的当代表述做了很好的注脚。
“成都的城市味觉”
——对成都生活美学进行系列考察，美食成为成都形象的“桥头堡”
记：在你对成都生活美学的系列考察中，什么是成都最吸引人的东西？
邱：成都最吸引人的元素，排名第一的应当是美食。这也是我做的问卷调查的结论。留学成都的法国巴黎人李娜说：“来成都之前，我和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成都，大家都说成都是一座美食之都。来到这儿，果然如此。”
记：除了李劼人、车辐、流沙河、石光华等作家对成都美食的记录，你觉得成都美食之所以成为城市“招牌”的原因何在？
邱：随着当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表述权利和表述渠道，对成都美食的表述越来越大众化、多元化，比以前作家的表述，更强调美食与城市的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
由此可见，趣味与地域人群同样具有密切关系。在成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群体的身份需要进行更明确的认识，成都人则通过对本地美食的味道偏好等进行划分，将成都人与外地人区别开来。人们也从成都的美食文化中看到成都人悠闲的性情、包容的心态、平等的价值观。美食成了成都最突出的形象代表。美食带来的味觉感受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会深入到一个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他对于家庭的、地域的认同基础。
这样，逐渐建立起来的“成都的城市味觉”，让成都人在与北上广人群的交流中，或许成都人在个人收入等方面会略逊一筹，但在饮食上却有明显的优越感。“成都的城市味觉”很容易让成都从中国城市里脱颖而出，成为这一城市形象先入为主的“桥头堡”。
手记
2020年9月2日 成都
记得是一年前，我和四川大学几位教授聚会，第一次见到邱硕，她签名送了我两本书：《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和《成都形象：表述与变迁》。
也许因为我父母在五通桥工作多年，和自幼生长在五通桥的邱硕一交流，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显得很多：西坝豆腐、小西湖、黄葛树、盐业、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随着这些具有亲历性的话题，邱硕谈起了自己的本地文化研究心路：“我是浸泡在乐山的大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苏东坡、郭沫若的故事我从小熟知，乐山大佛的传说耳熟能详，还有乐山城的典故趣事、抗战时期的乐山大轰炸，是住在乐山城的姑婆给我讲过的。生于斯长于斯，我写乐山城，有一种天然的内视角，书中讲述的故事、场景仿佛真实再现……”
实事求是地说，《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比《成都形象：表述与变迁》更有可读性，这得益于她以微观史的角度去打量一座古城的细部。微观史是以观察细小的对象为基础的历史方法，是把历史的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从对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件的研究转向对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一地的风物、建筑，从对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象的研究中，去发现那些宏大叙事所缺失、语焉不详的人间真史。
邱硕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文化、城市文化，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成都形象”的演变，更偏重于文化学理的梳理，乐山这个项目让她把视野拓展到了成都之外的另一个城市，正好与成都的研究“打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网络。
邱硕进行了大量田野考察与纸上考辨，使《乐山城记》图文并茂，很多历史典故以人物故事的角度切入主题，这就决定了其可读性是首要考虑。邱硕讲，为了让作品通俗易懂，她的文字尽量生动活泼，因为该书本质上还是一本乐山城市文化史的研究作品，所以她在叙事上也做了一番探索。
四川大学学者梁昭指出：“邱硕热衷于复原古城的空间布局，解读作为城市‘肢体’的各类建筑的意义。她从官衙群落写到文庙，从集市写到街巷，除了引经据典以外，还展开‘城市田野调查’，探访历史现场，获取对空间情境的感知。比如，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寻访过程中的一次‘巧遇’——在滨河路一座古旧的木楼旁遇到一位老人，她从老人身上复原出的历史，让人感到‘过去’并未完全消散，它仍顽强地存活在城市的血脉里。城市里的芸芸众生，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构成了城市的灵魂。”
如果说《乐山城记》源于邱硕的家乡情结，那么她对成都城市形象的梳理，则让我看到了她的学术追求。这是第一部梳理“成都形象”的作品，从理论上讨论了成都本相与形象的多重关系，让人们通过成都形象的变迁，看到城市认同建构的关系以及其中所具有的生活美学、人类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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