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报”羊报”传递汛情 古人防汛有妙招 工程：堤坝水渠防洪排涝
每年的雨季，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雨的袭击，造成洪水灾害。自古以来，洪灾就是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那么，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呢？
古代也有水文站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水文站”，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赞赏的做法。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极低田地受灾；超过三划，低田受灾……超过七划，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经换算)为1194年。
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江堰、灵渠、赵州桥都是古代重要的水利工程、防水工事。
灵渠建于秦朝，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一直被沿用至今。郭沫若曾在《满江红·灵渠》中写道：“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历史上，灵渠在航运、灌溉、防洪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灵渠，都江堰也是古代知名的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始建于秦昭王末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同时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并且沿用至今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说起防洪防水，自然少不了赵州桥。得益于匠师李春运用巧妙的设计，桥体至今屹立不倒，守护着百姓。
法规：官员轮流上堤指挥河务按月上报
早在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就制定了防洪法规：“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通过修筑九里堤来防洪治水，可见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并“治以严法”来保护堤坝。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了一部重要法典《唐律疏议》，其中也记载了严格的防洪法规：“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条文规定修缮堤防不及时要受到惩罚，如果故意破坏堤防更是死刑，可见当时朝廷对于防洪是非常重视的。
金元时期也颁布了关于黄河及海河水系诸河流的修守法规《河防令》。《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明清时期，产生了《堤甲法》，其中规定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人，职责是“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防洪成为“常态”。
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凝结了古人的智慧，降低了洪灾发生的几率，也有效地防止或减轻了洪灾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
预警：“水报”“羊报”传递汛情
除了设立法规，古代还有洪水预警机制。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年—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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