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科院院士常青：中国乡遗再生 路在何方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2019年度会议12月8日在上海建业里嘉佩乐酒店举行。该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在会上作了题为《乡遗再生，路在何方？》的演讲。
“中国乡村风土建成遗产（简称乡遗）具有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在地优势，但是也面临着我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普遍困境：农业生产率低下，土地浪费和空村化严重，乡村匠作谱系和传统技艺逐渐中断和失传，残存的匠作因投入产出和社会重视度低等因素，使其传承难以为继。”常青院士说，乡遗关及中国乡村问题的方方面面。若乡村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则中国人均国力跟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会有很大的差距。
近30年来，各地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城乡改造浪潮，成就空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一些本该保留的故旧建筑及历史风貌也逐渐消失了。遗产与创造、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成为城市进程中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使用的“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一词，泛指以建造方式形成的建筑、城市和景观等文化遗产，代表着国家和地方历史身份的载体，乡愁和文化记忆的源泉。建成遗产的集群性和延展性概念是“历史环境”(history environment)，从历史城镇，到历史文化街区，再到乡村传统村落等，几乎均属其列。
中国现有乡遗“国保单位”100多处，国家行政法规保护的乡遗“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国家参政补贴的“传统村落”6819个，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遗有55项，其中乡遗有四处，分别为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开平碉楼与村落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地景。那么，如何从这些矛盾冲突中重新认识“建成遗产”的价值和作用?
2019年9月9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梯田遗产区核心区，一场雨就要到来。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做主题演讲（主办方供图）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2019年度会议为该委员会换届后的第一次年会。在题为《乡遗再生 路在何方？》的演讲中，常青院士从乡遗概念、类型与模式、问题与挑战及对策等四个方面对中国面临的乡遗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析。他首先对乡遗概念进行界定。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风土建成遗产宪章》中首次提出了“风土建成遗产”概念，即特定风俗和土地上所原生的，由建造而成的文化遗产，今已成为全球共识。“乡遗”是乡村风土建成遗产的简称。“乡遗”及其历史环境的保护与再生有三层含义，一是原真性保存乡遗标本，二是适应性再生乡遗空间，三是创造性重塑文化地景。常青院士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排序靠后而乡遗数量又多的乡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衰败或空村化现象更加严重，乡遗保护与再生面临更大的挑战。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韩氏宗祠
据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最新保护名录，国家法律保护的乡遗“国保单位”100余处；国家行政法规保护的乡遗“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国家参政补贴的“传统村落”6819个；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遗已有55项，数量与意大利并列第一，其中乡遗有四处，分别为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开平碉楼与村落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地景，常青介绍说。
他此前曾撰文认为，从本质上看，保护属于一种管控变化的系统工程，从信息采集处理、状态评估和价值评估、结构加固和外形修复，到活化及再生设计，涉及跨学科专业的文化、法律、技术、管理等各个层面。因此，如果把建成遗产看作老迈多恙的肌体，保护就如一个诊断、施治的医疗过程，为的是将其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参照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的观点，保护建成遗产的一个重要目的，“为的是不要让传承和再现它们的建造技能失传”，“总之，保护不是为了阻止合理进化，而是要管控不当的变化，因为建成遗产及其历史环境要适应今天的生活，就得寻求正当的再生途径。而新旧共生，也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发展张力。”
他认为，从建筑学角度，对待风土建成遗产应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为此，先要对之进行价值认定和处置分类。譬如标本式保护类，即原址、原貌保存和修缮，改善内部使用质量。例如“世遗”名录里中国安徽的西递、宏村，和日本岐阜县白川村的“合掌造”民居，就是标本式保存的佳例，基本上是按文物保护的标准进行研究和修缮的。再如结构性保护类，即在保留风土聚落尺度、肌理前提下的原样翻建，大幅改善建造和使用质量。对于后者，目前尚未形成公认成熟的发展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还有待尝试新型村镇的“社会设计”，探索适应现代农业生产与生活，体现法制和自治精神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中国传统的营造智慧，并不是通过提炼“符号”或“元素”就可以轻易表达出来，因而关注的首要重点，与其说应是建筑和图像的“形式”，不如说应是建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表现在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材施用等方面。比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分水策略，古城建造中的运筹学方法，风土匠作中的被动式利用资源等，都是这一方式实实在在的体现，与我们这个时代所倡导的可持续、可循环、低碳减排等理念存在内在联系。然而，对这些传统营造智慧却不宜进行神秘化的解读，也不宜做牵强的科学附会，而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环境态度和思维、行为方式，并对其进行现代式的消化与吸收。”
龙岩永定初溪土楼群
福建古村落
常青院士将乡遗的类型分为乡村博物馆、文旅开发综合体、风土体验区三大类及其混合体。分别由国家文博系统及国企、社会企业和村办企业对乡村观光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前两种村集体和农户的参与和受益是有限的，多数情况下单靠乡村观光来提高原住民的生活水平或脱贫程度是成效不大的。
常青院士表示，乡遗关及中国乡村问题的方方面面。若乡村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则中国人均国力跟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会有很大的差距，乡遗保护与传承目标也很难真正实现。目前中国乡遗在认定、保护、资金等方面存在不少难题。“虽然乡遗具有传统文化资源方面的在地优势，但是也面临着我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普遍困境：农业生产率低下，土地浪费和空村化严重，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在流转中的保障风险等问题和挑战，而乡村匠作谱系和传统技艺已在逐渐中断和失传，残存的匠作因投入产出和社会重视度低等因素，使得对其传承难以为继”。常青院士也就此提出了相关对策。
开平碉楼与村落
上海历保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主任做了题为《基于建筑遗产核心价值的保护与利用》的演讲。他从文旅融合的机遇与挑战、遗产政策的道德基础、从价值认知到功能、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主体问题、方向与策略等方面，用丰富的案例详述了遗产价值认知和判断对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遗产价值判断很重要，但价值判断很复杂。”
历保委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 （主办方供图）
杜晓帆认为文旅融合既带来机遇，也面临挑战。“文旅融合将为遗产保护利用带来更多元的主体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仅局限在遗产与旅游的关系上，也不仅是文物与旅游两个部门的诉求问题。如何化解不同主体在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实现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杜晓帆认为，政策的制定最终还是要回到对人的福利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上，而遗产保护和利用首先要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求，这也是遗产的核心功能以及遗产事业区别于其他社会事业的本质特征。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合影（主办方供图）
12月8日在上海建业里嘉佩乐酒店举行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2019年度会议上，上海市建筑学会曹嘉明理事长，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等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并发言。
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设保护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主办方供图）
据悉，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于今年6月12日在同济大学文远楼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设计机构、管理部门、建设集团和专业媒体等各领域的47位委员和28位顾问组成了第三届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卢永毅当选为主任委员。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蒋利学发表题为《历史建筑检测评定中的最小结构处理原则》的演讲等。年会最后讨论了《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委会学术活动计划》（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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