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探索的新阶段

□孙华（北京大学教授）

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古代出入盆地比较困难，唐代诗人李白因而有蜀道“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地理的相对分隔带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连续性，以至于导致四川盆地古代文化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

根据汉晋时期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蒲卑”（“杜宇”）“开明”五个时代，每个时代“各数百年”，最后的“开明”时代蜀国在秦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而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的古蜀国中心地区，先后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新一村文化和商业街文化（大型船棺遗址所代表的文化），这些文化前后紧密衔接，构成了一个不断精进发展的文化传统。有确切文献记录这个文化系统是秦并巴蜀以前的蜀国开明王朝，之前的古蜀诸王应属于古蜀国的早期阶段，学术界将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这一文化体系称作“古蜀文化”，考古确认的三星堆文化及以后文化，由于呈现国家和文明的气象，因而又称之为“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至迟从三星堆文化开始，直到秦并蜀国，其文化发展一直没有中断或转移。此后，古蜀文化许多文化因素继续保持，直到汉武帝时才最终融汇入汉文化中，前后持续了上千年（约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0年）。正是由于古蜀文明没有立即中断，因而许多历史传说被保留下来，当汉字流行于蜀地的时候，就有了用文字记录的蜀国古史传说，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就成为保留至今的我国最早的地方历史著述。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亦类似。尽管记述简约，却是中国除中原以外的仅有的保留了先秦历史信息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个是吴越地区）。独特的四川先秦时期的文明，是研究中国早期文化多元一体的最好样本。

由于古代文献的记载过于简单，有关古蜀国的历史面目长期笼罩在迷雾之中，学术界一直将拨去古蜀文明迷雾的重任寄托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发掘、整理和研究，我们对古蜀国历史足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古蜀文化的起源很可能是四川盆地西北部山区岷江上游地区曾经居住的来自甘青地区的族群，与来自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的人群在成都平原融汇，形成了宝墩文化，古城林立，其早期主要集中于平原西南方向，后来一个源自中原地区的族群辗转进入成都平原，他们与原有族群结合，大约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统一了成都平原，这就是举世著名的三星堆文化，它开创了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

三星堆遗址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震动全球考古界，人们甚至一时还难以适应她的出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等，其所传递的信息是海量的。这个政权以何种方式占有资源和财富？神像所表达的有“辫发”族群，“笄发”族群，为何能共主共存？祭祀坑以大量圣（神）物湮埋原因是政权激烈动荡的结果还是其它？三星堆宫殿和神庙因何毁灭？三星堆文明的可能去处在哪里？无数难解之谜需要深入研究破解。

当2010年2月金沙遗址发现后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蜀文明的中心迁移到今成都城的西郊，这就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末发现并命名的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发现的多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出土大量与“王者”相关的玉器、金器、铜器和象牙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其文化与三星堆一脉相承。十二桥文化（亦称金沙文化）所代表的蜀国社会经济显然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势力再次得以扩张，这一时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均有众多遗存。文献记载其参加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显示蜀与周的特殊关系。

金沙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后来走向衰落有可能与周的关系恶化，而秦、楚逐渐强大形成了阻隔，按照古史传说，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爆发了洪水等自然灾害，善农耕的国君杜宇不得不“禅让”于善治水的鳖灵，于是蜀国进入了开明时代。

开明时代蜀国先是沿用蒲卑时代的都城郫邑，到了第五代开明王时，他将都城从“郫邑”迁到了今成都旧城的西南部，名之为“成都”，从此成都就成为四川盆地及西南地区的中心。这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商业街大型船棺遗址和新都马家大墓为代表，这是古蜀文明的最后的辉煌，其文化因素在秦并巴蜀后仍有影响。

古蜀文明生长于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其文化的创造者不乏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外域文化的强烈注入，但多种文化于蜀地汇流交融竟培育了极具个性的独特气质，这是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古蜀文明创造了近似浑天或盖天的宇宙观念，神树崇拜应该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扶桑和若木的神话，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山海经》和《淮南子》中，四川的考古发现将这种宇宙观念产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千多年。

古蜀文明对中国宗教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蜀人很早就形成了以人首鸟身神像为特征的太阳神崇拜，三星堆青铜像中的三具凸目尖耳铜面像就是这种崇拜的实物证据。三星堆的这三具人首鸟身神像，中间的一具体量最大，两边的则体量稍小，形成一主二从的三神组合。这种三神组合以后也在蜀地继承和发扬，都江堰秦汉时期的“三神石人”、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等，以及后来流行的一主二从的佛像、道教造像的像设布置，可能也有古蜀文明宗教礼仪传统的影子。

古蜀文明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也做出了贡献。古蜀国已经发现的都城遗址，无论是三星堆遗址、金沙村遗址和古蜀成都遗址，其规划都是将城市选址在一条东西向江河的南、北两岸，从而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都城的北部是世俗功能区，都城的南部是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则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地势最高处。这种法像天地、人神分区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古蜀后被秦国所接受，秦始皇扩建咸阳时就采用了这种像天的规划理念。直到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其规划不同于西京长安，还体现了源自古蜀的规划思想。

古蜀文明还在技艺上也做出过创新的文明。尽管三星堆文化以来的青铜和玉石技术都非独立发明，但古蜀国的人们却创造性地制作了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青铜神像、人像、动物和植物群像，并将玉器工业发展到了一个“狂野”的极致。大概正是因为古蜀文明的这些工业基础，秦汉帝国才在四川设立了特种工艺品制作的工场，“蜀郡工官”和“广汉工官”的高级产品才被秦汉中央调集并分配到遥远王国和州郡。

尽管古蜀文明的探索已经取得进展，但众多谜团仍未解开，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若干关键环节需要弥补，对三星堆遗址及文明的认知仍十分肤浅，尤其是其是否通过青藏高原东缘的南北向文化走廊（后来也有称藏彝走廊）与中亚、西亚是否存在联系需要协同开展考古调查与研究。我们希望四川即将启动的古蜀文明工程以更大的气魄、更开放的胸襟、更广泛力量的调动来共同证明巴蜀文化对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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