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里的成都生活 之 唐代成都就已经是一个公园城市
林赶秋 著
连载80
摩诃池
公园，最初是指官家的园林，闲杂人等非请不得入内，独乐私享，似乎不太参与整个城市的悲欢离合。后来，公园泛称供广大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不拒还迎，少长咸集，整个城市也因之而活泼，而热闹，而美丽。
既然是园林，当然得有水体，比如河、湖、溪、泉、瀑布以及池、喷泉、水井、壁泉、跌水等等。而有都江堰灌溉、有锦江滋润的成都，向来就不缺水。
公元前311年，第一任蜀郡郡守张若主持修建成都秦城，“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这是东晋成都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下的历史。因要取土筑城，在城外四周挖了一些大坑，慢慢便积水成池，如城北的万岁池、龙坝池，城东的千秋池，城西的柳池，城西北的天井池。这些池子均有水渠向外连通，一年四季水流不竭。人们在里面养殖各种鱼类，池旁又建有园囿，捞出池底的鱼粪水可以用作肥料来栽培花草树木等。如此这般，循环反复，产业链就形成了，经济与生态皆可持续发展。另外，新都区的平阳山亦有池泽，原在蜀王钓鱼打猎的范围之内。隋唐时期，城东南又有类似的人工水体被开掘出来，与城西、城北诸池形成了当时成都的城市河湖水系。
也是取土筑城，隋代蜀王杨秀在张若旧城的基础上“增筑南、西二隅，通广十里”，挖走泥土之处照样形成了湖泊。由于面积广大，当时有一位印度僧人见了，便惊叹道：“摩诃宫毗罗！”在梵文中，摩诃是大的意思，宫毗罗是极畏的意思（“那迦”才是龙），所谓“摩诃宫毗罗”相当于“大得好吓人”。唐代卢求的《成都记》中虽然保留了这句外语的汉字译音，但并未完全弄懂其原始含义，而信口开河说什么“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耳，因名摩诃池”。倘若果真如此，应该叫大龙池（明诗中或称之为“龙池”）才对呀，而不该仅仅称之为大池。还有一种说法，称摩诃池一名“汙池”，为南北朝时陈朝名将萧摩诃所开凿，所以叫摩诃池。但萧氏终其一生从未来过成都，此说显然是因其名而附会的。
那么，摩诃池究竟有多广大呢？唯一的一个数据来自北宋的宋祁，其《过摩诃池》诗云：“十顷隋家旧凿池，池平树尽但回堤。清尘满道君知否，半是当年浊水泥。”一顷等于一百亩，十顷就是一千亩。宋祁晚年知成都，带着《新唐书》稿本于任上刊修，去世之后，“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他的这个数据应该有所本。今天有人认为：“既然摩诃池在北宋时水面仍有十顷之大，可见唐代水域应是更为浩瀚。”又有人认为：十顷是前后蜀时的面积，隋、唐时池之大小“不过五百亩左右而已”。其实都是对宋诗的误读。宋祁《过摩诃池》诗的头一句显然在追述隋家旧凿池原为十顷，后面说有一部分池面变成了尘土飞扬的道路，犹言池已缩小，这才是摩诃池在北宋时的真实状态。
公元764年初春，杜甫带着家眷前往阆州，以便沿阆水入嘉陵江至渝州而东下。正欲解缆启程，好友严武复任成都尹兼剑南东西川节度使的消息突然传来。杜甫听了，非常欢喜，决定放弃既定之行期，回成都去支持严武的工作。暮春三月，杜甫挈妻携子回到草堂。你看，“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心情之高兴，可见一斑。接着，棕下凿井，竹旁开渠，将草堂重新修葺一番。
六月，严武推荐杜甫当了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与此同时，能诗善战的严武也信心十足，整顿军队，训练士兵，力图恢复松、维、保三州。九月，严武打败吐蕃七万军队，收复当狗城、盐川城等地，并命汉州刺史崔宁在西山追击穷寇，扩地数百里。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严武回到成都后，与杜甫一道游山玩水并以诗文相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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