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华章 串连古蜀历史
萧易/撰文
7月19日，“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通过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诸多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华美的篇章。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商周时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春秋战国年间的船棺葬……散落在四川盆地中的一个个古老遗址，如同一块块文明的碎片，拼接它们，我们最终复原了一部古蜀史，虽然语焉不详，虽然断断续续，古蜀国的基因密码，古蜀人的光荣与梦想，却清晰可见。
宝墩，成都平原最早的文明曙光
新津县宝墩村距离成都市区只有40公里，跟散落在成都平原中成百上千的村庄一样，春华秋实，来自都江堰的汩汩清泉灌溉着这片沃土。要说宝墩村真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村里有一些长长的土埂子，四下都是农田，平地里冒出这些大家伙，谁都觉得奇怪。村里的老人称之为“龙马城”，传说是三国蛮将孟获的城池。
1995年，成都市考古队来到宝墩村，他们发现，土埂子的分布其实颇有规律，围成了一个长约1100米、宽约600米的城池，土埂子其实就是城墙。城墙用土夯筑而成，此前发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城，无一例外采用这种夯筑方法。城墙中夹杂的石斧、石凿、石锛以及残破的陶片，也暗示着古城的年代已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宝墩文化，这也是成都平原迄今能寻找到的最为古老的文化了。
此后的几年中，成都平原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紫竹与双河古城等等。从地理位置来看，古城一般位于平原较高的台地上，成都平原古称“卑湿之地”，洪水时常泛滥，一些高台地便成了宝墩人最早的家园。为了对抗汹涌的洪水，宝墩人还顺着河流的方向夯筑了城墙，单是宝墩古城，用土量就在25万立方米左右，倘若征发2万人修筑，至少得10年才能完工。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极有可能已是国家行为了。
接下来的考古发现则让世人看到了宝墩人的内心。1998年，考古队对郫县古城进行发掘，在古城正中央发现了一个大型房屋遗址——白色的碎石圈成了一个长方形，中间等距离分布着5个卵石台基，代表5个祭台。这是宝墩人的神庙，也许与印度的太阳神庙和古希腊阿耳忒弥斯神庙相比，宝墩人的神庙还显得简陋，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功用，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标志。
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迄今为止，成都平原也没有更为古老的遗址发现，暗示着宝墩人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这个猜想几年后即被证实。2000年，在岷江上游的茂县营盘山，发现了一个距今6000年左右的遗址，出土文物既与宝墩文化相似，又与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有着诸多关联。从年代上说，马家窑文化更早，历来被认为是古羌人创造的文化。如此说来，便有这样一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一支古羌人从西北高原而下，经岷江上游来到成都平原，成为成都平原最早的拓荒者。
2009年11月，成都市考古队再次进驻宝墩，原来1995年发现的只是宝墩的内城，内城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恢宏的外城，面积达到了惊人的276万平方米，仅次于石峁古城、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第四大古城。过去提到中国文明的起源，人们往往会提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成都平原则被视为蛮荒之地，现在看来，成都平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
宝墩文化同样改写了中华文明版图。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过去受中原中心说的束缚，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中心。近半个世纪以来，诸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文明高度与黄河流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独特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进而将中国古文化喻为“满天星斗”，文明起源又有了多元说，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宁内蒙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江浙地区都曾被视为文明起源的“星斗”。
三星堆，自成一体的青铜祭祀体系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四川广汉鸭子河上的打鱼人早早吆喝鱼鹰进了船舱，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久久难以消散，挖土机的轰鸣声令这个夏天显得燥热无比。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惊人的宝藏。这是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这便是三星堆。
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金杖……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令世人疑惑不已，有人说，三星堆是不是外星人的杰作？其实，从考古学的层位来看，三星堆之下便是宝墩文化层，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三星堆便存在了，它陆续吞并了宝墩、鱼凫等古城，成为成都平原唯一的王者。如果将三星堆誉为一朵文明的奇葩，宝墩文化无疑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青铜大立人高约260.8厘米，他的眼睛是纵目的，眼球鼓出眼眶之外，而史书记载的古蜀王蚕丛，就是“其目纵，始称王”的。众多青铜人头像，过去应该有过木制的躯体，可能塑造的是古蜀国不同部族的首领。高达396厘米的青铜神树，寓意着神话传说中的神树“扶桑”，巫师经“扶桑”往来天庭与人间，传达神灵的旨意。祖先的传说与天马行空的神话，构成了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母题。
自大禹令工匠铸“九鼎”象征王权以来，鼎、尊、壘、彝、盘、豆、簋等容器便成了中国青铜文化的主流。国外史学家对此颇有非议，他们认为，只有雕像才能代表青铜文明的最高成就，古巴比伦文明海法吉遗址高达176厘米的裸体祭师铜像便是其代表作。三星堆发现前，中国极少有青铜雕像出土，青铜大立人出土后，国外学者才大为吃惊：原来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但可以铸造青铜雕像，还可以铸造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雕像。
金沙，独一无二的“黄色王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星堆人的去向，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直到2001年。这一年，在成都摸底河畔，一处商末周初的古蜀国都邑被发现，出土了数千件青铜器、玉器、象牙、金器、陶器，这里被命名为金沙遗址。在随后的发掘中，金沙显示出与三星堆强烈的联系，如同父与子一般，展现着一样的气质。
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上，一条鱼、一只鸟被一支利箭穿过，同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三星堆的金杖上，只不过图案是两条鱼、两只鸟与两支利箭。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夸张地合在胸前，金沙出土的小青铜人像也是这个手势，眼睛也一样是纵目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顶部有一块可以拆卸的铜板，金沙虽然没有类似铜人像，却出土了同样的铜板，把它往青铜人头上一扣，嘿，不差分毫。我们有理由相信，三星堆古国衰落后，金沙代之而兴，一个崭新的国度在成都平原冉冉升起。
金沙绝非三星堆的简单模仿，这里同样有许多震惊世界的发现。迄今为止，金沙已出土了千余根象牙，经鉴定全部来自于亚洲象，是世界上出土象牙最多的古遗址。金沙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亚洲象仅雄象产牙，每头雄象两根，如此说来，金沙千余根象牙至少取自五百多头雄象，足以组成一支庞大的象群。今天的亚洲象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四川盆地并不产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说数以吨计的象牙经由蜀道从域外运来，就当时的交通状况而言可能极为困难。那么，这些象牙有没有可能产自成都平原呢？
史料提供了一些线索。《吕氏春秋》说，“商人服象，为疟于东夷”，意思是商朝人曾驾驭大象与东夷作战。已故学者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殷商时期河南一带的气候温暖，适合象群的生存。远古时期的象群可能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北到黄河流域，西到成都平原都有象群的足迹。古人由于象群离去，产生想念，这才有了“想象”这个词。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残留大量烧骨渣，经鉴定为象的门齿与臼齿；彭县竹瓦街曾发现过一批商周青铜器窖藏，铜罍上的大象栩栩如生，由此推测蜀人是见过象的，这才根据象的模样创造了这件艺术品。比起黄河流域，四川盆地气候更为湿润，林木茂盛，是百兽飞禽栖息的乐园。在金沙象牙坑北部，还分布着近500平方米的野猪獠牙、鹿角，以及犀牛、黑熊、猪獾、牛、马的牙齿。
金沙人对黄金有着特别的偏好，太阳神鸟、金面具、金冠带、双鲟金带、蛙形金箔，样样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出土。商周时期的中原极少有金器出土，在中原人眼中，黄金的地位一直不高，极少用于祭祀，到了汉代还是如此，西汉天子的剑鞘以玉来装饰，只有诸侯的才用黄金。现在看来，这种传统在金沙并不成立，金沙许多祭祀重器都是黄金铸造的，堪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黄色王国”。
金沙古国的重器，许多是黄金铸就而成的，太阳神鸟、金面具、蛙形金箔、金冠带、双鲟金带，无不代表着金沙遗址的最高成就。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眉毛成弧形，耳朵外展，鼻梁直挺，嘴角挂着盈盈笑意，金沙古国的工匠竟能有这样的手艺，为冰冷的金属赋予生命的活力。金沙人用黄金铸造这样一个笑脸，说明此人地位非常尊贵，或许只有古蜀王才能享此殊荣。当时统治金沙的，被推测为蜀王杜宇，《华阳国志》记载，杜宇东征西战，开辟了疆域空前的古蜀国，金沙人用黄金来追忆杜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金沙还有诸多兄弟姐妹。成都驷马桥老川陕公路边，过去有个羊子山土台，坐车的人经过这里，都觉得纳闷，这是谁的墓葬么，究竟是哪位王侯将相才能拥有这么大的墓？后来，考古工作者才发现，羊子山土台并不是什么墓葬，而是一座庞大的祭坛，四方三层形，最底下边长104米，像一个去了顶的金字塔。上海福泉山也发现过类似的祭坛，这是良渚时代的古人祭祀天地之所。
早在1985年，成都十二桥还发现过一个建筑遗址，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下，错落有致地埋藏着无数干栏式房屋遗址，拱卫着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考古学上，将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同列入十二桥文化，这是周朝初年成都平原诸多遗址的统称。
十二桥文化的诸多遗址，拼图一般组成了一个恢宏的古国：金沙遗址是祭祀区，在这里，上千根象牙以及无数的金器、玉器、青铜器用于祭祀；古蜀王在羊子山土台举行祭祀仪式；十二桥遗址则是蜀王的宫殿与古蜀人生活的区域。我们熟悉的金沙，原来只是这个恢宏王国的一个章节而已。
船棺，开明王朝的背影
在金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片墓地，金沙人的墓葬一般为竖穴土坑墓，这种葬式不用葬具，直接在地上开挖墓穴，几件生前使用过的青铜器、陶器伴随墓主长眠。奇怪的是，成片的竖穴土坑墓中，却夹杂着几具船棺。所谓船棺，是将木头削成船的形状作为棺椁，这是荆楚一带伴水而栖的部族经常采用的葬俗。
金沙船棺的发现，使得史书中一段关于蜀王更迭的记载逐渐清晰起来。《华阳国志》记载，在蜀王杜宇的晚年，一场洪水突袭成都平原。此时，荆楚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杜宇委任鳖灵为相。鳖灵领着蜀人在外治水，杜宇却在宫中与鳖灵的妻子私通，东窗事发，羞愧不已，将王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即位，定国号为开明。金沙历来被认为是蜀王杜宇的都城，船棺的发现暗示着有关鳖灵部落进入成都平原的传说可能由来非虚。
周朝初年，船棺在成都平原还只是零星分布；春秋战国时期，船棺已遍布四川盆地，迄今在成都、荥经、蒲江、大邑、广元、新都、邛崃等地屡有发现。鳖灵夺得王位后，将子孙分封到各地为王，比如战国末年联合巴人造反的苴侯，就分封在广元一带，而广元昭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土了数十具船棺。船棺的分布范围，事实上就是开明王朝的疆域。
四川盆地诸多船棺中，成都商业街船棺无疑是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最多的一处。2000年8月，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一个船棺合葬墓，大约600平方米的地下埋藏着9具大小不一的船棺与8具独木棺。最大的一具长约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不仅国内的船棺无可比肩，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如此巨大的船棺，极可能是某位开明蜀王与王公贵族的合葬墓。
船棺四周有一些木制基柱，暗示船棺上方曾有座宗庙。中国古代的宫殿，前为“朝”，是君王处理朝政、会见百官的朝廷；后为“寝”，是君王生活、起居之所。君王死后，他的陵寝也模仿生前的“朝”“寝”布局，称为“庙”“寝”，上面是宗庙，宗庙下方是灵魂长眠之所。陵寝制度在中国流传千年，商业街船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处陵寝遗址，也将中国陵寝制度的时间，提前到了战国早期。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王子安阳王率领三万蜀人远迁越南，建立瓯雒国，古蜀国走完了它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尔后，曾经炫目的青铜、黄金、象牙、美玉、城墙渐渐为泥土湮没，宗庙被废弃，成群结队的耗子在夜晚倾巢出动，在神案上分享着奉献给神灵的礼物。千年之后，古蜀国的珍宝才陆续为世人所知，那些有关古蜀人的传说，也在成都平原再次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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