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都"展本周结束 快去刷成都最牛考古成绩单
开展以来，二十万人次走进金沙，了解成都考古大发现。
唐代纸本真言，以及叠装真言的铜臂钏。
明代宦官墓群出土文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尽管近日成都骄阳似火，但市民朋友走进博物馆看展览的热情，比这天气还“热”。川博、成博、金沙等各大博物馆都开启了“人从众”模式，市民随便走进一家博物馆，都能看到压箱底的好宝贝。
比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成都——新世纪成都地区考古成果展》，最近就刷爆了朋友圈。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成都商业街船棺葬、老官山汉墓、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等21世纪以来成都地区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800多件/套文物，从考古发现到文物修复，全方位展示了成都“最牛考古成绩单”。
截至8月15日，已有超过20万人次的观众走进金沙，零距离感知成都悠久的历史文化。据了解，考古成都展将展出至8月19日，近30处成都平原重要考古遗址，时间跨度长达4000年左右，热爱考古的朋友抓紧时间一睹为快。
大发现
古成都人太有才
2001年，金沙遗址的惊世发现，开启了成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老官山汉墓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接踵而至，改写了人们对成都历史的固有印象。例如，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地出土的“成都矛”，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有“成都”铭文的最早器物，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
尽管史书上关于先秦时期的蜀地记载笔墨不多，但执着的考古人用手铲一点点发掘，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接二连三的考古大发现，一次次刷新着成都历史的“新高度”，也对古成都人的智慧叹为观止。
紧邻江安河的红桥村遗址水利设施，是目前古蜀人治水防洪的最早实物见证，它的发现将古蜀人治水历史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比李冰治水还早近2000年，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智慧起源;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群双元村墓地被誉为“地下青铜器宝库”，这里出土的660余件青铜器纹饰精美，铭刻着神秘的巴蜀符号，如同一本写满密码的书籍等待破译;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证明了唐宋时期成都就已有了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不仅街道、建筑、排水设施等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就连道路也是使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实用和美观兼具。
亮国宝
珍贵文物首露面
为了让观众直观了解成都考古的重大成果，许多国宝级的文物都是首次亮相。例如展览中体量最大的文物——出土于商业街船棺葬的漆床，前后修复过程历时18年。这件漆床长约327厘米、宽约143厘米，是同时期中国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漆床，在考古成都展上一经亮相，立刻成为观众拍照的明星文物。
此外，2017年在成都市群众路唐宋墓地出土的一件佛教纸本真言，虽然在偌大的展厅里并不起眼，其实是“国宝级”的文物。
有观众向金沙官微提问：“对这个唐代纸本真言最为好奇，请问是做什么用的呢?”金沙讲解员张亚茹给予解答，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经咒，具有明显的密教(佛教宗派)色彩。信徒将它佩戴于身，有护佑佩戴者生时平安吉祥如意、健康长寿，生后往生净土、免受地狱之苦的功用。
唐代纸本真言
凸显数百年前印刷水平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进入新世纪以来成都考古的重大成果，“考古成都”策展团队选取了大量最新发掘成果，以及从未与观众见面的珍贵文物。例如，唐代佛教纸本真言，就堪称“国宝级”的文物。
斯坦因曾盗走类似经咒
2017年，这件纸本真言出土于成都市群众路唐宋墓地，出土时被叠装在墓主人左手臂佩戴的臂钏内，其上用梵文和汉文书写真言咒语。纸本真言细看有金箔贴附其上。汉文隐约可见“佛眼真言”“智炬如来”等字样。
别看小小的纸本真言在偌大的展厅里显得不起眼，与它同类型的文物在国内只有十余件，上一次在四川出现已是70多年前了，是件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虽然这件纸本真言才出土不久，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之中，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其他类似的文物中寻觅一丝踪迹。
1944年，四川大学修筑校内道路时曾发现过一批唐宋墓葬，在其中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印本陀罗尼经咒，出土时卷装在骨架臂上的银镯之内。此外，在西安也出土过类似的经咒。
值得一提的是，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窃走文物中有类似的一张经咒，时代为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六月二十五日，题为“大随求陀罗尼”。这件雕板印制的陀罗尼经咒，后来发表在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
学者们对此前出土的经咒研究发现，这类真言一般是由密教图像与梵文或汉文的经咒组合而成，放置在信徒佩戴的臂钏或所附的银盒、铜盒中，作用与当代人佩戴佛珠、佛像类似。
唐代就有专职雕版印刷
透过为数不多的纸本真言，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唐代人的宗教信仰，也得以了解数百年前工匠的工艺水平之高。
有趣的是，这其中有些真言是雕版印刷而成。不仅如此，有的还刻有印刷工匠的名称，例如有一份真言上赫然写着“王文沼雕板”的字样。这再一次证明，我国早在唐代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术，并有专职的雕刻工匠了。
唐代密教信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真言咒语的流行，无论是显教还是密教，无论僧俗，可以说是“全民念咒”了。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修行的方式也趋于简单，随身佩戴真言便是其中的一种。但一直不变的，还是信徒的那份虔诚信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金沙遗址博物馆胡程
明代宦官墓群
还原真实的明代宦官
提起明代的宦官，影视作品中魏忠贤之流常被塑造为目不识丁、阴狠无赖的形象，而历史上真实的明代宦官是什么样?在金沙的考古成都展中，成都地铁7号线川师车辆段明代宦官墓群出土的彩绘陶俑、瓷器、墓志等文物，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宦官群体。
“学历”很重要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严禁宦官读书识字、干涉朝政，但随着宦官在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领域被委以重任，最迟在洪武中期，就有宦官读书识字的记载。
宣德年间，内阁开始票拟，即章奏由大臣拟旨再由宫内易红批出。皇帝为了省事，也开始交给太监代为批红。因此，宦官的识字能力、个人修养及政务处理能力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自此，专供宦官学习的“内书堂”设立，学生人数一般为二三百人，翰林院负责提供老师，其中不乏翰林编修、登科状元等人才，师资力量已高于明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权臣严嵩就曾任内书堂教习。
从宣德至崇祯的200年里，经内书堂培养的内使应在10万人以上，加上儒士自宫及内使自学，明一代的“知识宦官”应不低于15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刘若愚身陷囹圄后效法司马迁，写下了《酌中志》这部研究明代宫廷史的重要史料，流传至今。
死后住“豪宅”
有的宦官在悲惨的境遇下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他们笃信佛教，不仅会向寺院布施、礼敬高僧，还会主动集资兴建佛寺。还有些宦官甚至直接皈依佛门，在寺中出家修行，参加佛会共同修行。而朝廷也曾组织部分宦官念佛习法，以便在盛大时节替代僧人举办佛教法会庆贺、祈福。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己的坟茔建造在佛寺当中，称“坟寺”。成都金像寺明代宦官墓群就是典型，它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明代藩王府太监墓地。
明太祖十一子蜀王朱椿在成都的藩王府中，豢养了不计其数的太监。他们大多自幼入府，形成“家族”体系，死后被埋葬在成都四周地势较高的寺庙附近，祈愿自己所葬之处是万年吉地。
宦官们生前享受封官进爵，死后亦想入住“地下豪宅”。金像寺明代宦官墓群的墓室中有壁画、浮雕装饰，十分精致。装饰题材以四爪龙纹为主，也有花卉、祥云、鹤、鹿、麒麟等祥瑞图案，俨然是一群“精装”的“豪宅”。
培植“小团体”
大太监发迹后，常会选择聪慧机敏的小内使结成“本管”“名下”的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犹如师徒、父子。大太监去世后，名下仍会尽力为本管及其家人争取利益，请求敕葬、谕祭、封荫家人。当然，同龄的宦官也有感情深厚的。
在成都出土的明代宦官墓群中，有一座双室合葬墓的墓志铭，就记载了一段兄弟情深的故事。这座双室合葬墓的墓主人名叫魏玉和阮英，二人均是明蜀王府的宦官。成化年间，8岁的魏玉和6岁的阮英一同入府为侍，年龄相仿的他们很快相互依靠。魏玉最初为蜀惠王的贴身侍从，备受恩宠，他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也不忘提携阮英掌事。后来，年近五旬的两人相约要“同堂共穴，弟兄永愿”，并选定金像寺作为安葬之地。11年后，阮英先离世，魏玉在同一个墓穴里修筑了两个室，直到去世后与好友合葬。 金沙遗址博物馆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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