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部谈资》里的成都（中） 芙蓉城晴雨景色无不可人

□林赶秋/文马千笑/手绘

明代的成都平原，是一处相当诗意的栖居地。当时的地理学家王士性有过如此动情的描述：“江流清冽可爱，人家桥梁、扉户俱在水上，而松阴竹影又抱绕于涟漪之间，晴雨景色无不可人。”真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何宇度也毫不示弱，他在《益部谈资》卷中照样下笔成章：“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树蓊蔚，田地膏腴，江河诸流交错贯络，昔称天府、沃野，信非虚语。江从灌口来，夏秋水涨，阔盈里许，冬春水涸如带，邦人或以河名之。”相形之下，王士性作的像似近景特写，何宇度则为全景航拍。

水是成都的灵魂。没有清冽可爱的江流，成都的晴雨景色也就缺少了灵动之美。长期工作在江安河畔，每年下闸枯水的那一两个月，两岸的街道都会显得落寞而呆滞。对此，我是深有感触的。唐初学者颜师古曾准确地指出：“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沃野。”没有交错贯络的水网，成都“沃野”之誉也就无从谈起。

成都:一名锦城，一名锦官城

“江从灌口来”本是杜甫《野望因过常少仙》一诗原句，被何宇度信手拈来，化入文中，如羚羊挂角，没有一点雕琢之迹可寻。“邦人或以河名之”，这个习惯至今未改，本地人不分季节总把“岷江河”“走马河”“府南河”之类挂在嘴边，实则都指向同一条江——岷江，它从雪山走来，流经都江堰汩汩而下，滋润了田野，养育了成都。

“成都，一名锦城，一名锦官城，秦张仪所筑，有大城、小城、子城三区，后始改合。附郭县二：曰成都，曰华阳。华阳，古国名也。”这是《益部谈资》卷中第一条。附郭县，古代行政术语，专指中国古代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附设于府城、州城的县。历朝历代都不鲜见，尤其是明清时期，内地各省的绝大多数府城至少有一个附郭县。华阳县为蜀郡郡治成都府的附郭县，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建立，因紧邻成都，始名“蜀县”，由成都县析置。建县大约一百年后，更改为“华阳”，从此不再换名。何宇度说华阳是古国名，显然是受了《华阳国志》这个书名的误导，详情可参《成都晚报》3月23日城史版《〈华阳国志〉里的成都（1）：成都不仅有石笋 还有巨形石镜》一文。

“锦城又名芙蓉城，昔蜀孟昶僭拟宫苑，城上尽种芙蓉，谓左右曰：‘真锦城也。\’后世因之，亦种芙蓉于上，有直指登城不便舆从，命稍芟之，军卒因尽芟去。”僭拟，越分妄比，谓在下者自比于尊者，是对孟昶帝位的否认。五代十国时期，在四川的割据政权，前期由王建开创的称为“前蜀”，后期孟知祥所建的叫做“后蜀”，两者都是“十国”之一，均传二代而亡。宋人不承认这两个地方政权合法，统称它们为“伪蜀”。何宇度秉承这种观念，称孟昶修宫苑是一种“僭拟”行为。“城上尽种芙蓉”两句剪裁自宋人张唐英所作《蜀梼杌》卷下：“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锈。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二月，后蜀高祖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于“罗城”（又名“太玄城”，周长二十五里，为唐人高骈所筑）垣外增筑“羊马城”以为外郭，周长四十二里。后蜀广政十三年（950）五月，孟知祥第三子孟昶以后蜀主的身份下令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此后，“每到深秋，四十里如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成都因有锦官织造蜀锦畅销天下，而名锦城，一名锦官城。孟昶所叹“真锦城”之锦城，乃谓迤逦的城垣上盛开着连绵的芙蓉花，远远望去，美如锦绣。二者名同义异，未可同日而语。

何宇度说：“蜀锦之名，其来久矣。城名‘锦官\’，江名‘濯锦\’，而《蜀都赋》云：‘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游蜀记》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锦，岁充贡。宋朝岁输上供，转运给其费，府掌其事。元丰中，建锦院，岁募军匠五百人。其锦之名凡三十余种，今惟蜀藩制之，名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此《蜀都赋》作者为左思，贝锦指蜀锦的纹理如贝。建锦院的是成都府知府吕大防，具体时间是在元丰六年（1083）。

成都城“东南角楼榜曰‘芙蓉楼\’，名虽佳，规制不甚钜丽，宴会亦不恒到。西南角楼榜曰‘锦江春色\’，俯视江河诸流、青羊浣溪诸处，景物差胜。”芙蓉楼大概因芙蓉城而得名，“锦江春色”则出自杜甫《登楼》一诗。青羊即青羊宫，浣溪即浣花溪。

成都的名桥和晋代壁画、三绝碑

“环城为桥者四：（北）曰‘驷马\’，即相如题柱处，旧‘升仙\’也；南曰‘万里\’，取孔明送费祎聘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之义；东曰‘濯锦\’；西曰‘浣花\’，名皆古雅可诵。唐史载：玄宗狩蜀，至万里桥，问桥名，左右对以‘万里\’，玄宗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国有难，朕当远游至万里之外。此是也！\’遂驻跸成都。”这里重点讲述了万里桥和历史名人的故事或传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是费祎（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四相）离蜀之叹。又有人认为诸葛亮送的是张温，临别时，诸葛说了一句“此水下至扬州万里”，所以桥由此得名。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攻陷西京（长安），唐玄宗退避南京（成都），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谓之“狩蜀”（出巡蜀都）。天文学家僧一行预言玄宗狩蜀，显系杜撰，因为二十年前乃是开元二十四年（736），僧一行早已作古（卒于727年）。

讲完成都的名桥，《益部谈资》谈到了“文翁礼殿，今学宫即其故址。云汉文翁立学，作石室，绘三皇、五帝、仲尼、七十二贤及两汉君臣像于其中祀之，至唐已漫灭。宋嘉祐中，重为摹写，增至一百七十三人。今学宫止有孔门诸弟子石刻，不知仍是故物否，其余不可见矣。”礼殿为木质建筑物，低檐方柱，柱子上小下大，为汉代款式。在晋、隋时，礼殿主祀周公，称“周公礼殿”。唐初开始主祭孔子（字仲尼），取《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更名“大成殿”。此时，殿内仍保存着晋代壁画。广政年间，壁画人物有166位；嘉祐年间，又增至173位。元代殿毁，明朝在其基础上修建学宫（即文庙）。学宫内部，何宇度说是只有孔门诸弟子石刻，而且还不能确定其年代。

“汉昭烈帝惠陵，去城南五里，古冢巍然，石碑仅未断。傍即昭烈庙，颇壮丽，用武侯诸将配享。前有穹碑，以亭覆之，乃唐之裴度记、柳公绰书也。会城古碑仅有此，予谓衢口当树一坊，名曰‘汉昭烈陵庙\’，尝质之当道，未果。”穹碑，圆顶高大的石碑，此指《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由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因“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于不朽”（柳公绰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兄长，他当时的官称是“营田副使捡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赐紫金鱼袋”），而有“三绝碑”之誉。惠陵和《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今均在武侯祠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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