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自文翁 百年乡村阅读的上下求索

以文铸魂

①2016年9月蒲江县长秋乡长秋新村流动书屋服务。

②2017年10月大邑县鹤鸣乡仙鹤社区流动书屋服务。

③阆中一村民在家门口的桐树下看书。 王玉贵摄

④2015年7月在蒲江县大塘镇敬老院为老人读书服务。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3+2读书荟”提供

2020年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已经6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不是每年一次的热潮，而是日久天长的生活方式。

在四川，全民阅读的“全”，从城市到乡村；书香天府的“香”，从楼宇到田间。近日，成都作家朱晓剑的新作《铸魂：百年乡村阅读》由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在这部13万字的书稿中，朱晓剑以大邑县为主，梳理了川西平原近百年的乡村阅读史。从古至今，从乡场上建起的第一间图书馆到眼下遍地开花的“3+2读书荟”，乡村阅读的蓬勃开展，正是天府文化蓄力积淀的另一种景象，其强劲持久的生命力，终迎来遍地书香。

□本报记者 肖姗姗

一

文翁兴学

全民阅读始于教育

乡村阅读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过去士绅、乡贤等知识分子在乡村创办私塾、义学、乡学，阅读从此开始。这固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阅读，却在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正如没有文翁兴学，就没有阅读之盛。

朱晓剑考证了史实，认为西汉汉景帝末年，来自安徽舒城的文翁担任蜀郡太守，在成都提倡读书，成都的阅读风气有了新气象，且影响深远。“虽然是设在都市里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学校，我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实这些学生的来源不只是城市，也有周边乡村的学生。”朱晓剑称文翁为川西阅读的“领读者”。对于这段历史，记者从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谭继和说，汉代蜀文化曾达到“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境界，靠的就是文翁以人文化蜀，转型为书香阅读社会的风气。“文翁兴学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全民阅读的风气蔚然兴起。”

既然阅读的培养，从学堂开始，朱晓剑花了大量的功夫去溯源百年前成都周边地区的私塾和义学等民间办学方式。虽然乡村教育并不等同于乡村阅读，但朱晓剑认为，乡村教育为乡村文化、文明的传递准备了条件。正因如此，乡村教育可视为乡村阅读的源头。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教育的从业者在后来，为全民阅读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举措，其中，就包括建图书馆。这一时期出现的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真正作为助推阅读的场地出现。在城市，图书馆多由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出任馆长，比如省图馆长林思进、蒙文通等，皆为名重一时的大家。在县城，石柱县（今重庆石柱县）图书馆是四川第一所县级公共图书馆，建于1912年，与省图书馆同年；其次是白马寺图书馆，即今泸县图书馆，成立于1921年。而大邑县，这个旧时就被称为“蜀之望县”的地方，这里的图书馆建立与教育从业者关系最为紧密。在《大邑县图书馆历史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叙述了图书馆在大邑县的发展：“到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在县教育局局长廖子明的倡导下，闲人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各捐大洋五千元，冷融、冷寅东（字薰南）、牟秉年、张明远、陈文炜等人也积极赞助，募捐了一大笔资金。以教育局学田调换位于正东街东壕沟右侧付江波菜地数亩（《大邑县图书馆志》记为三亩二分六厘六毛），由冷融监工备料，牟遂芳主持，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园林式建筑……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六月廿三日，图书馆竣工那天，举行了开馆典礼……形成了一个藏书逾万、新旧兼容、以古籍为主的文化宝库。”

二

耕读传家

抗战期间乡村阅读都未停止

过去，比图书馆更早为乡村提供阅读之便的地方，就是书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书店。清朝年间，成都的城里有黎兆书屋，绵竹有致圣堂，而在川西平原一个小小的大邑县，不仅县城里有书铺，就连新场镇、安仁镇这样的小镇上，都有多个书铺。

“从古至今，四川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谭继和看来，这就是“书香天府”。“天府之国，历史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古以来都注重阅读文化。不仅是读书人喜欢读书，就连普通的老百姓，包括生活在乡村里的，靠耕地种田为生的村民，都爱读书。他们挑着锄头，锄头上挑着经书，这就是锄经文化。”谭继和提到宋代成都、涪州草市上卖竹箍卖甜酱的老翁，也是边读《易经》边做买卖，还难倒了年轻的程颐、程颢，两兄弟不得不佩服“易学在蜀”，足见蜀人阅读当时已成社会风气。“唐宋成都府邛窑和玉堂窑生产全国独一无二的省油灯，是专门为读书人夜读创制出来的，可见蜀人对书香的崇敬。”

在这样的氛围下，莫说城市，乡野处有书铺，那也不足为奇了。“锄头上挑的经书，那得是买来的嘛。”谭继和透露，他考证出作为世界印刷起源地的“成都县龙池坊”，也就是“龙池书坊”，不仅仅是书坊，更是唐朝成都印刷遗迹。朱晓剑寻访到大邑县的乡村书店，可能不如“龙池书坊”那般传奇，但却都是乡村阅读的“精神供给站”。“大邑县最早出现书铺是在清同治初年的洪发堂书铺（店址位于县城南街），书铺以两百吊钱的资金起家，到同治中期，铺内版本唯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唐诗》等十余种……光绪中期是洪发堂的极盛时期，号称洪发书林。此时活动资金已达大洋千元以上。”在大邑县城先后还存在过至明书屋、六合书店、撷英书店、同一书店等，朱晓剑还特别提到了位于新场镇上的国益书局，它在抗战期间的1943年3月开业，有史记载了当时的阅读盛况：“书局还附设阅览室，陈列书籍五百余册只供阅读，概不出售。阅览室内，终日读者接踵而至，座无虚席，书局营业相应增长。”

三

助力全民阅读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全民阅读，在乡村推广很关键。过去有教育者和乡贤助推，今天，更有一群爱书人因为阅读聚集在一起，持续地推进乡村阅读。

朱晓剑说，他对乡村阅读的上下求索，缘于2018年的一次偶遇。当时，朱晓剑与两位朋友计划到邛崃的高何镇考察民俗，路上，他们聊起了阅读。朋友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女企业家做的书店，朱晓剑好奇了，像高何这样典型的山区小镇，做一家书店靠什么盈利？或者说，这位老板做这个书店是因为喜欢书还是别的缘故呢？带着这些疑问，他决定去探探究竟。“这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小镇，街道只有一两条，也许是因下雨的缘故，街上行人和车辆稀少，书店坐落在小镇主街上。”映入朱晓剑眼帘的书店，左边是一家理发店，右边是一家皮鞋店，都比书店显眼。一位朴实的当地大姐是“店长”，打开书店门，朱晓剑看到了书店的真面目：靠墙立着数个书架，图书数量并不算多，有法律、生活、健康等类别的图书。可以看得出来，书店更多的是满足当地的阅读者需求。“我想起多年前在故乡小镇上，是多么渴望有这样一个可以容纳思考、阅读的场所。”朱晓剑很感慨。

书店的杨老板告诉朱晓剑，她是因为一个留守儿童入室偷窃，从而萌发了开书店的想法。朱晓剑至今忘不了杨老板递给他的一张高何镇孩子在书店阅读的照片，“他们服装各异，眼睛里却同样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向往，这让我更多地认知了乡村阅读的价值所在。”朱晓剑坦言，他完全想不到离成都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还会发生这样的故事，“杨老板在不经意间就改变了高何镇的人文环境。”

如果说杨老板为了乡村阅读“一个人在战斗”，那么朱晓剑之后重点关注的“3+2读书荟”，则是一群爱书人的狂欢。2012年4月22日，第17个“世界读书日”的前一天，“3+2读书荟”在大邑县新场镇成立。“3”即民间陶艺师李敏、前媒体人熊燕、省文物局专家库专家黄晓枫，“2”为诗人陈瑞生、企业家郭伟。每个人背景各异，却是因爱阅读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起初的想法很简单，“拿出自己的书，再邀朋友拿出自己的书”，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图书馆了。经过八年的努力，“3+2读书荟”在大邑、邛崃、蒲江等地托管“农家书屋”，发起“为老人阅读”、“阅读伴成长”项目，提出了“三个下乡——文化下乡、人才下乡、市民下乡，两个融合——城乡融合、产业融合”。如今，读书荟从最初的托管农村书屋，到建设流动书屋，并持续做阅读推广活动，将“阅读种子”撒播在乡村之间。

四

志愿者发力

三加二不只等于五

乡村阅读任重而道远。更多的志愿者正纷至沓来，用朱晓剑的话来说，“这是一群爱书爱到死的人”。

8年来，朱晓剑参加过很多乡村阅读活动。他的女儿说：“老爸时常去大邑、蒲江、邛崃等地参加各种阅读活动。这是爱书人之间的互相倚靠。我从这交往中看到了爱书人的相互支持，那是无私的。”朱晓剑不记得每一次活动志愿者到底有多少位，但从每次参加志愿活动的新面孔来看，不少年轻人对这样的乡村阅读活动是有着期待的，而且一旦加入，便全力以赴。

高艺超，江湖人称“超姐”。这个80后，是土生土长的大邑人，作为“3+2读书荟”的第一个志愿者，高艺超陪着“3+2读书荟”风雨兼程。她相当有组织能力，最初动员、召集听众，都由她来负责，完成了一场场精彩的读书活动。高艺超直言：“我们请来文化名人助阵，在乡村也能与名人面对面是吸引很多年轻人的一点。”不少大邑县的青年在高艺超的影响下，加入到“3+2读书荟”的志愿者行列中来。有的志愿者最初是读者，后来成了专职员工；有学建筑设计的志愿者，承担起新馆免费设计的工作；还有的志愿者承担起微博运营……

捐书的志愿者也很多。一位居住在成都的小朋友康亦德，不仅喜欢看书，还陆陆续续地将自己最爱的五十多本书捐赠给“3+2读书荟”。大邑县新场古镇书馆一套珍藏版《沫若文集》，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程大爷在对“3+2读书荟”实地考察后捐出的。还有一位刘老先生，把家里珍藏多年的一套线装《旧唐书》捐了出来，成为书馆的镇馆之宝。除了成都的读者，还有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读者，专门选购了图书快递过来。“3+2读书荟”的藏书有三分之一是这样来的。

记者手记

精准滋养

让乡村阅读更“悦读”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加速，书香乡村建设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承载着乡土文化传承、文明乡风建设等重要功能，凝聚精神力量。在乡村，如何打捞乡村记忆，持续进行有效的阅读，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活力，需要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一边，“3+2读书荟”持续在乡村阅读建设中发力，乡村发展规划师喻昌波在德阳广汉市松林镇沙田村将猪圈改造成了书吧，巴中市平昌县镇龙镇万家村的瘫痪女孩刘秀娟把家里的农房腾出来用门板做成书架，挂上了爱心书屋的牌子，号召村民都来读书……另一边，自2006年全省农家书屋试点建设启动以来，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近10亿元，共建成农家书屋47824个，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同时，省全民阅读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等举办的四川省“农民读书月”自2006年开启以来，活动累计直接参与人次逾百万，引导农民群众在阅读中开阔视野。

新时代的乡村阅读，绝不是将城市阅读模式照搬到位，而是独有的，接地气的。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郭晓鸣曾说，“在书香乡村建设中，必须做到更精准、分门别类地进行，让目标人群都能得到书籍的滋养。”

而如何分门别类？乡村阅读到底需要阅读什么？这段因“农家书屋”盛行的顺口溜，倒是能读出些道理：“要致富，农家书屋学技术；要赚钱，农家书屋学经验；要发展，农家书屋把书看。”致富、赚钱、发展，这正是乡村在前进道路上需解决的问题。未来，将乡村阅读放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振兴的语境中去推广、促进，将更有利于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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