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史书皆因“家族遗传”蜀史巨擘 常璩是方志鼻祖
写史书皆因“家族遗传” 
《华阳国志》
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
常璩画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在10位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不乏当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蜀中才女，可提起“常璩”，也许会令不少年轻人迷惑和好奇，他是谁？相较于司马相如、陈子昂等，常璩并不那么为当代人所熟知，但若提起地方史志，常璩和其所著的《华阳国志》，无疑在该领域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们对常璩有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方志鼻祖’，他是地方志完整体系的创始人；二是‘蜀史巨擘’，更是巴蜀史的功臣。《华阳国志》完整地记载了从开辟以来到东晋初年的巴蜀史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这两大功劳，让常璩毫无悬念地入选了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这样说。
常璩的“璩”（qú），有故事！
作为“方志鼻祖”，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他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常璩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在了解他的故事生平的同时，也对他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璩”应该怎么发音，它的寓意又是什么？
璩，读qú（“渠”音）。其释义上，一作“耳环”，《说文新附》中载：“璩，环属。”二为“玉名”，邹阳《酒赋》里写“绡绮为席,犀璩为镇。”也有解释说古代玉环称作璩，很高贵。此外，“璩”还是姓氏。
据考，“璩”姓之先祖为春秋时卫国上大夫蘧伯玉，大家熟悉的成语“螳臂当车”的典故就与他有关。说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贤人名叫颜阖（hé），被卫国灵公请去当其太子蒯瞆（kuǎi guì）的老师。颜阖听说蒯瞆是个有凶德的人，到卫国后，就先去拜访卫国贤者蘧（qú）伯玉，请教如何教好蒯瞆。
蘧伯玉回答说，“您先来问情况是对的，有好处，但要想用您的才能教好太子是很难达到目的的”。随后他并进一步说道：“汝不知夫螳蜋（‘蜋’同‘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意思是：“螳螂鼓起双臂来阻挡前进的车轮子，它不知道自己是力不胜任的，而是确实认为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好的，是有益的。颜阖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为像螳臂当车一样，您要戒备啊，慎重呀！”另外，《庄子·天地》也有“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辙，则必不胜任矣”这样的话。
有资料显示，“蘧”姓易为“璩”是在唐朝天宝年间。蘧伯玉的后裔传到27世“秉”，曾任唐朝的光禄大夫，因蒙冤遭参，为避祸将其全家分三姓各自逃亡，即易“蘧”姓为“璩”“瞿”和“渠”，音同字异，仍为一家。而“璩”字是“蘧”字去草头，去走之，意在愿后人不做官、不坐车，做布衣平民，耕读传家；加王旁(古汉语称王字旁为玉旁)，意为不忘先祖“伯玉”。因此“璩”姓自唐至今。
还有说“琚”姓演变自“蘧”“璩”。但关于这个演变，目前有说法是因为受汉字简化误导，比如“據”的简体字是“据”，“劇”的简体字“剧”，所以“璩”的简体字被认为是“琚”。“琚”读音为“jū（居）”，解释为古人佩戴的一种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常璩他老人家早就发现 重庆人耿直成都人文雅
漫步文化气息浓厚的街子古镇，走到江城街的尽头，就能看到气势宏大、风格清雅的华阳国志馆。该馆以纪念常璩为文化主题，全面展示了《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古蜀风流人物、史志典故、民风民俗、自然山川等内涵丰富的内容。
在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中，地方史志数量不可枚举，但大多都流行一时，便湮没在岁月变迁中。惟有《华阳国志》，流转千年生命不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
《华阳国志》在体裁上将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实为地方志上的一个创举。“此前的地方志，要么注重历史，要么只写地理位置，或者只讲地方人物。而常璩有意识地借鉴了三种史书的长处融为一体，巧妙地将地理、历史、人文、物产乃至科技结合起来，所以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解释道。
此外，只注重过分夸张该地域的优越性，没有“照顾”外乡人的情绪，也不顾及该地域当时在全国的地位，是当时地方志的“通病”。因此，不少地方志只流行于本地区，出了当地便没有了价值。“但《华阳国志》不仅本地人喜欢，外地人一样喜欢，因为其很公正。常璩在写这本书时，正是蜀人于朝政中被排挤时，但他写书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是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过分夸大巴蜀之地。”
舒大刚还介绍说，《华阳国志》中提到的巴和蜀的文化取向，基本上也符合了历史发展。“书里写巴地的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说他们比较耿直，爱打抱不平；讲蜀地‘多文士、好文雅’，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放到当下来看都非常符合地域特征，可以说冥冥之中预见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历史走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生于蜀中大族 注重历史是家族传统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西晋末年，常璩出生于蜀地的江原常氏，其为蜀中大族，本就是文化世家、“文献故家”。因此常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文文辞、喜爱撰写文章。
“常璩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华阳国志》背后也有很丰富的故事。包括常氏家族，常璩所处的时代都非常有故事。”舒大刚介绍到，常璩的从祖常宽，也是博学多闻，著有《典言》、《蜀后志》和《后贤传》。“常宽熟读儒家经典，尤其对《易经》非常了解，同时也是对地方史有成就的人物。”也许是从小受族人耳濡目染，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若干年后常璩写出了《华阳国志》，似乎也印证了常氏家族注重历史的传统。
能生于蜀中大族，是常璩之幸；但处于乱世，常璩也经历了战乱之苦。公元301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常氏家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常璩当时年幼，因家境贫困，没能迁徙只得留在本地，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以范长生为丞相。
于是，在范长生的保护下，常璩得以读书受教，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并在之后进入了政权中心。常璩这一支血脉，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公元333年（成汉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于是其从祖常宽等人也回归蜀地。此时常璩已四十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可以说，常璩其对家族及其家族文化的保护、延续，也有很大功劳。”舒大刚还谈到，从常璩和常氏家族故事中，也能看出比较典型的巴蜀文化，就是不以富贵传家，而以诗书、文化传家。“在古代，巴蜀的家族文化很有成就和借鉴意义。好好挖掘下常氏家族，对重新认识我们的巴蜀家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好处。”
处于东晋乱世 为“顺应大势”之人
在成汉的政权下，蜀中也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常璩也曾享受过安定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纵火烧成都城的城门。是战？是降？当时人们在慌乱之下，意志不复坚定。在此危难之际，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人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势投降，归顺东晋。
舒大刚分析到，虽然当时在成汉政权的统治下，蜀中人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又如何能与东晋政权相抗衡。若奋起反击，也只能落个“玉石俱焚”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常璩又对维护祖国的统一，使蜀地免去生灵战火之苦、善良民众的无妄之灾，也做出了贡献。”在成汉灭亡后，桓温在蜀地举任贤能，器重常璩。此后，常璩又依照形势前往东晋的都城建康。
谈及此处，舒大刚也不免感慨到，常璩其人见识的不简单。能在数次政权更迭中生存下来，并能顺应大势作出重要而正确的判断，这并非易事。“这个人顾大体、识大局。在从祖常宽举家迁往他乡时，他选择留在蜀地，之后逐渐壮大成为了家族的依靠；东晋大军兵临城下之时，他选择顺应时势、保存生命，这一点也很难得。”
在乱世之中能自保其身，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智慧。而在入晋之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常璩便专注于修史，更利用中央王朝优厚的条件和丰富的史籍典藏来补充、订正其研究。正因如此，后来才有《华阳国志》的诞生。“常璩见识的不简单，不光体现在他人生的故事上，也体现在了其写作之中。”舒大刚总结道。
常璩为何要写《华阳国志》？
“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在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不吝赞美之词，夸赞一本地方志，正是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的《华阳国志》，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更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常璩为何要写《华阳国志》？事实上，常璩在书写《华阳国志》时，正逢人生失意。因为他归顺东晋政权后，东晋士族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蜀人。当时，常璩已年老，又在朝堂中颇受歧视，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进取，只一心专注于史学。最终，他历经六年的岁月沉淀，著成《华阳国志》。
巴蜀需要一本完整的史书
“《华阳国志》的诞生，有着主观、客观上两种因素的促成。”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舒大刚说道。从客观上来讲，巴蜀本就是中华历史中的重要存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区域，有记录、保护、传承下去的必要。但是在中原的正史中，对巴蜀一带的记录很少。尤其在“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中，对巴蜀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包括巴蜀上古时期如何传承都是缺失的，甚至对“李冰治水”的记载，也有混乱之处。
蜀中不乏有识之士，从司马相如到扬雄等，靠自身的力量在补写巴蜀史。但巴蜀对历史文化的记载本就带有夸张性、浪漫性，记入历史让人觉得不可信。同时自东汉以来，注重各地先贤、乡贤的记载，在巴蜀也产生此类文献达20多种。“将纷杂的地方史书统一起来，著成一部完整的巴蜀史书，这是客观的需要。”
常璩出生于文化世家，家族中本就有注重历史的传统。但在入晋为臣后，虽是他促成了成汉政权归顺东晋，但毕竟是前朝旧臣，为“亡国之人”。此外，蜀中这批大臣都不被当朝重视，而是受到冷落、排挤。在此情境下，常璩不免心情郁闷，开始专注于修史。
巴蜀需要张扬自己的文化
“巴蜀人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你看不起我巴蜀人，我就把巴蜀的历史、风土人情、乡贤志士展现出来，让东晋的人看看。”舒大刚表示，虽然从政之路多遭挫折，但常璩并不怨天尤人、不气馁，而是埋下头来认真写史书。大致写了六年的时间，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终于由他之手问世。“常璩写《华阳国志》，是有着张扬巴蜀文化意味的。”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此书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至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华阳国志》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那么，常璩为何将这本书取名为《华阳国志》，而非《巴蜀志》？舒大刚谈到，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常璩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难能可贵的国家观。《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尚书·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如果书取名为《巴蜀志》，就像把巴蜀当成了独立的王国。而取名《华阳国志》，则把巴蜀纳入了天下九州之中，写的是中国历史中的巴蜀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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