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一杆秤
□宋扬
老房子荡然无存后，母亲的那杆老秤也不知所终。也许是送了邻居，也许被埋在了倒塌的土墙里。
秤看似其貌不扬，做起来却颇费工夫，川西平原一带鲜有以做秤为生的人。在双流的黄龙溪、龙泉的洛带、崇州的街子等古镇，复古式的各种手艺店铺比比皆是，唯独看不见制秤的。
我们熟知的老秤叫“杆秤”，是秤的一种，是利用杠杆原理来称重量的简易衡器，由木制的带有秤星的秤杆、金属秤锤、提纽等组成。至于制作过程，可以写一篇复杂的说明文，但就算你阅读十遍百遍，也未必做得出一杆合格的秤。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有一杆秤。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包干到户，农村的经济也活起来。乡亲们开始把吃不完的米面、攒下来的鸡鸭鹅猪背到公社售卖。那时，私人秤还不被允许。我们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我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唯一的500斤大杆秤。杆秤旁边还有一杆50斤的小秤。鸡鸭鹅用小秤量，猪牛羊就得用大秤吊。商品放在竹筐里过秤后，减去竹筐重量，才是货物的实际重量。因为唯一，所以可信度高，没有任何人对公秤有质疑。实际上，我父亲每次都把秤砣左移右移好几遍，直到秤杆完全水平才高声报出货物的重量。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社的大秤忙不过来了。公社供销社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售卖小秤。慢慢地，家家户户都有了私秤。大秤也私有化了，成为宰杀猪牛的“刀儿匠”们的标配。走村串户的“刀儿匠”肩扛一杆大秤，一番讨价还价后，生意谈定就开秤。
我有一个远房的大爷，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用背篓背了白糖沿村叫卖，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白糖对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强大，他的背篓旁总是围了一圈孩子。大爷见我衣兜里有鼓鼓的核桃，说可以用八颗核桃换一汤匙白糖。我眼睛盯住那白白的砂糖，双手把衣兜按得紧紧的。大爷最终没有拿我的核桃，我却生平第一次吃到了白糖。上周母亲回老家，大爷还提起当年的事儿，大爷对她说：“‘小二娃’（我的绰号）真是鬼得很呀，又想吃白糖，又不想拿核桃换……”物品等价交换的刚性原则在大爷对小侄儿的怜惜面前也柔软了，尽管大爷家还等着他卖了白糖买回油盐酱醋。
回头说说母亲的那杆秤。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家开始种了蔬菜挑到集市去卖。生姜、土豆、四季豆、莴笋、花菜、木耳、平菇……凡是能变成钱的蔬菜，我家都种。有一年，莲花白的价格低到五分钱一斤，个别菜农就开始“耍秤杆子”（称秤时右手移秤砣，左手拇指、食指、中指提秤环，左手小指乘人不备轻点秤杆头，秤杆尾立即扬起），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我的母亲从不用这样的手段，她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小菜，没有任何人说过少斤两。
母亲从不曾在秤上欺骗别人，但其中门道她门儿清，如今她在双流县城各大菜市买菜，没人能少得了她的秤。现在早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秤、磅秤等，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称出的数字绝对精准。但准确的数字往往冰冷，称望秤在乡下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感交流。当年，当比我家还穷的人家里盖房子、栽秧打谷招待匠人来买菜时，母亲总是把秤称得旺跷跷的。
近些年，为了对付个别奸诈小贩，弹簧秤出现了。弹簧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买完小件货物掏出一挂，奸商原形毕露。脸皮薄的从此收手，脸皮厚的依然重施故伎，终究声名不保，自砸招牌，生意就此淡了下去。
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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