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自矢的甘家斌
甘家斌，号秩斋，四川省通江县鹿鸣村人。幼年时，其父被白莲教残害，其母改嫁邻水后，他在邻水长大成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曾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巡视东漕给事中、巡视济宁漕务给事中、陕西道监察御史。
甘家斌之祖名甘存书，在家乡开办私塾60余年，教育子女和家乡子弟卓有成就，被当地人称为“隐德君子”，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次被嘉庆皇帝封为奉直大夫、奉政大夫，并给予三代封赠的崇高礼遇。甘家斌牢记祖辈教导，志存高远，为显官20余年，勤奋做事，严谨做人，解职回乡后宦囊羞涩，身无余钱，晚年在重庆、夔州等地书院讲学为生。
巡视漕务 整肃吏治
自乾隆中后期开始，清代政治日益黑暗，吏治腐败，征漕之时各种杂派也是五花八门。有资料记载：“江右漕粮杂费之苦，较正项而倍甚。开仓有派，修仓有派，余米有派，耗米有派。每年征米，或委员佐，或差本官，仆役经承俱有常例，名曰漕费。”如此众多的额外加派，给有漕各省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故民间有“兑漕之苦，不在正赋之难完，而在杂费之名多”的说法。
清代中后期征漕加派繁多，主要与漕政官吏的贪污有直接的关系。贪污的官吏分为两种：一种是和完粮户直接接触的州县官吏胥役，一种是州县官吏的各级上司。州县官吏在征漕时进行贪污也会有所顾忌，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州县官吏在贪污时因怕其上司弹劾，从而对其上司进行贿赂，上级官吏也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趁州县征漕之机而中饱私囊。甘家斌担任七省巡漕御史，对各地督抚、州县、旗丁进行巡视、查察、纠劾，小事直接处理，大事上奏朝廷，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发挥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监察陕西 整顿驿站
驿站兼有递文和接待来往官员的功能，若吏治不清，不仅无法快传急文，更易造成官员随意索驿、败坏吏治的局面。嘉庆年间，各州县驿站不仅滥应钦差，对于本省督抚司道等官过境之时，更是“铺设公馆，供应饭食，争华斗靡，曲意逢迎，甚至有馈送程仪之事”。
御史甘家斌即在该年上奏，指出“外省地方公事，上司不能亲历周查”，以致“自督抚藩臬以至道府，俱各委人前往”，有“同此一事而所派多人者”“更有于省城设立差局，凡遇派委，皆由局员注定依次差遣”。如此一来，不仅扰累驿站，“难保无钻营要结之弊”，更是苦累百姓矣。
为此嘉庆帝重申：“上司于饬查公事，不得滥委多员，委员等亦不得妄有需索。”各省设有差局者一律禁革，由上司秉公遴派“谨饬自爱者”前往办差。若督抚等仍“阳奉阴违，不行实力遵办”，必将严惩不贷。甘家斌在巡视陕西期间，及时上奏，为朝廷决策整顿驿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言直行 清廉自矢
甘家斌出生在一个教会林立、时局动荡的年代，亲历父亲被白莲教杀害，家庭分崩离析，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故其为官后在政治抱负上矢志不移打击国内国外各种教会教派，其雷霆手段也使得他的政治仕途蒙上了悲剧色彩。嘉庆十六年（1811年），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使禁教制度化，推迟了中国被半殖民地化进程。即使赋闲在家，仍然不忘著书立说，坚持他的政治理念，所著《黜邪集稿》一书送至同时期《四库全书》编撰者郑子尹手中，希望收录，被谓之“有辟佛之嫌”而遭拒。
嘉庆十九年（1814年），被朝廷通缉的宛平县惯匪刘弟五潜匿山东曲阜县，候补道员廖思芳被遣前往抓获刘弟五。审讯时，刘弟五诡称自己是山东曲阜人，不是受通缉的宛平县刘弟五。刑部与军机大臣轻信刘言，治廖思芳“妄拿”罪，使其蒙冤多年。甘家斌代皇帝批阅奏章时，阅廖思芳申诉奏章后，即派人四处详查，核实真相后，星夜上书面奏皇上，廖思芳得以平反。
甘家斌在朝为官22年，廉洁自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被革职时身无余钱。晚年在重庆东川书院、夔州莲峰书院教书为业，兴贤育才，诲人不倦。道光十四年（1834年），邻水知县曾灿奎邀请甘家斌纂修《邻水县志》，他欣然应允。对修志，他主张重事实、去浮词。邻水知县派孟春森详备资料送去夔州，甘家斌修目撰文，历经数月，于同年8月修成《邻水县志》，计13类87目，辑成6册，并亲笔作序，较系统完整地记下了邻水县一个时期的史实。
（丁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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