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为民的于宗潼
□铭记1914年，齐鲁大药房在烟台街开张，坐堂先
生是清末进士于宗潼。于宗潼（1860———1934），字梓生，号西园，
福山县义井社（今福山区高疃镇）湘河村人。于宗潼出身仕宦世家，祖父于公槐，历任四川通江县、射洪县知县，江西临江府知府等职；父亲于为仪，恩贡生，候选州判，为福山乡贤。于宗潼天资聪颖，少年时在县、府、院试中均名列前茅。光绪十一年（1885）参加乡试，中顺天府乙酉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会试、殿试考取三甲第
三十七名进士，授工部主事，后历任会典馆校对官，都水司员外郎，屯田司郎中，夔州府、成都府知府，四川省劝业道等职。于宗潼一生为官22年，清正廉洁，政绩卓著，深得民众爱戴；返回故里后坚持不懈为家乡人民做好事，像春蚕一样直到最后把丝吐尽。仗义执谏为国家于宗潼为官正是清政府腐朽没落、屈服于洋人、政权摇摇欲坠时期。为救国救民，他直言敢谏，把生命置之度外。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借助沙皇俄国向日本施压。俄国人趁机占领旅顺口，霸占中长铁路，掠夺东北物产，不许华人开办矿业，大肆抢运粮食。对于俄国人的强盗行径，于宗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在《东三省善从事宜策》中指出：“东三省为产粮之区，不惟山东直隶全资接济，即将来南漕全折采买杂粮，以供京师亦为至便。惟俄人西北利亚一带，地气苦寒，粮石本不敷用，今铁路既成良便。”他查阅《通商条约》发现，“粮石本不许出洋”，对沙俄的行为，我政府有权阻止。于是，于宗潼毅然上书朝廷，痛斥所谓“以夷制夷”的卖国外交政策，谴责沙俄的侵略行径，申明我政府阻止沙俄抢运粮食的理由，要求“宜令齐齐哈尔及哈尔滨交涉局认真稽查，执约理辨，不得借口兵米任意搬运，则此风庶可渐戢。”其爱国之心，深受朝野上下好评。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双方展开激战。于宗潼极力支持同乡王懿荣回乡筹办团练，并随其返回故里，参赞团练军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京城，于宗潼被调伴驾西行。一路上他忍辱负重，吃尽苦头，并目睹了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形，对朝廷的无能与腐败深恶痛绝，也深感自己作为朝廷命官救黎民于水火的责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京城。此时，朝廷特遣工部尚书吕海寰、侍郎盛宣怀为特使，会办各国通商条约事宜。洋人提出清政府必实行“以税代厘”，裁撤各地厘金局。特使意欲接受洋人主张。时任工部主事的于宗潼得知此事，挥笔上书，严正指出：“目前中国口岸已被洋人霸占，盈余溢于外洋，若再把厘金局撤掉，将来修约，洋人必会提出更苛刻要求，悔之何及！”朝廷采纳了于宗潼的主张，使洋人经济侵略的阴谋没有得逞。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宗潼冒着全家被抄斩的危险，上疏《条陈时事折》，直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用人、理财方面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用人“课考翰林者人才之源薮也”，不应“视小楷五言之能精与否，声气之广精与否，故将其精力毕集于此，而于古今之得失、国家掌故无暇究心，而翰林中之人才始衰矣”。“而饬将殿廷诸试不准以小楷五言分高下”，“自为考课而复於接见时，观其识见之长短、志趣之高下，以此为衡而进退焉。如此则翰林之学富而宏通之才可得矣！”于宗潼还严正指出：“现有御使和六部司官，额多臣庸，多贪污不理正事。为逃其疾，要赏罚严明，酌情裁汰，惩处贪官污吏”。对朝廷、官吏挥霍无度，内外交困，民遭涂炭的现状，于宗潼忧心忡忡，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措施。开源，“所开之源惟有矿务、垦务苟得人经理尚可筹办”；节流，要从皇上做起，费用要裁减十分之一。“内府官员和八旗子弟（因瓜瓞日见其繁，多不务正业，坐享其成）能胜任的留任，不能胜任的，朝廷要拨给盛京及热河等人烟稀少的地方，让他们围场屯垦，移徙居住。”为解决问题提出了可行的见解。身障炮口救万民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907—1911），京察一等的于宗潼外放夔州知府、成都知府和四川省劝业道（全省负责工商业的最高长官，正四品）等职，他鞠躬尽瘁，政绩斐然，深得民心。最为人称道并载人史册的是他保国为民的出色表现。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于宗潼任四川夔州知府。当时夔州境内洋人横行，滋扰乡民、欺凌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于宗潼按清廷洋务规定，对手续完备、遵纪守法的洋人予以保护，对无护照、不守法的洋人，责令隶县全部遣送出境。一年间，他先后遣送英、法、德、日等国30多名洋人出境，灭了洋人的威风，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民众的利益。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的一天，奉节县三角坝天主教堂丁神甫从巫山庙宇槽回教堂的路上，突遇暴雨并爆发山洪，被洪水卷入岩洞淹死。丁神甫不归，引起教堂揣测，并向四川总督诬告“丁神甫被害”。山洪退去，农民在岩洞口处发现神甫尸体，证明丁神甫系淹死。但三角坝教堂司铎依仗教会权势，一口咬定丁神甫是谋杀，并借故扣押当地农民百余人，扬言要派兵“血洗三角坝”，“为丁神甫报仇！”此事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连夜组织上千农民，手持戈矛、大刀、土枪等武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禹王庙。双方对峙，血战一触即发。总督令成都知府于宗潼查办。于宗潼连夜带领兵丁和法医赶赴现场验尸，证实丁神甫确系淹死。教堂司铎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只得将扣押的百姓释放。一场流血事件被平息，百姓拍手称快，赞于宗潼“包青天再世”！
1911年（宣统三年）5月12日，清政府借实行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筑路权为抵押，向英、美、德、法4国银行借款。这一行为激起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民众的联合抵制。6月17日，四川宣告成立“保路同志会”，联合举行请愿活动。8月24日，成都各界联合罢市、罢课以示抗议。此时，担任四川省劝业道的于宗潼亲临市民中演讲，支持民众的抗议活动。四川总督赵尔丰发布告示，限令复课、开市，否则派兵弹压。8月25日，清廷谕旨：“严行弹压，毋任再生事端！”9月1日，于宗潼率当地县令史久龙及其他地方官员几十人联名致电清廷内阁，陈述“川民争路争约，志坚理足”，是爱国行动，应予保护，并强调“民意不可欺，路权不能卖”。9月7日上午，斗争激化。总督赵尔丰下令派兵包围了四川铁路公司，以“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伦等秘密逮捕。消息传出后，数万民众义愤填膺，洪流般涌向总督府，要求放人。总督府营务处督办田征癸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23人。这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越来越多，总督府慌了手脚，调来红衣大炮，准备炮轰请愿群众。危急时刻，于宗潼挺身而出，扑向大炮，用胸膛挡住了炮口，并大哭曰：“愿与众俱碎！”总督赵尔丰无奈撤炮。避免了一场大的群体流血事件，保护了无辜群众的生命。朝廷得到四川总督奏报后恼羞成怒，遂将于宗潼割官为民。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扩大，形成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11月27日，四川亦宣布独立，起义军打跑了赵尔丰，推举蒲殿俊为四川总督，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力请于宗潼出任总督，于宗潼坚辞不就，遂返回道署收拾行囊回乡。离川时，百姓攀辕哭挽者，护送百里不绝。挖河引水保粮田湘河村原名仙后村。于宗潼在任时有一次回乡省亲，福山知县前往拜访，根据这里河水环绕、山青水秀的地理条件和人才辈出的实际，将村名改为湘河，寓意“有水才有鱼”，“鱼”即指进士于宗潼。
湘河村三面环山，南有福山境内主要河流清洋河，西、北又有多条小河，村东800多亩粮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因粮田地势低洼，夏天降大雨后，西北方向来的山洪无法顺利地排到清洋河而积存这里，造成粮田受涝而歉收。于宗潼1912年初返回故里后，决心治理水患，保证村东“小平原”粮食丰产丰收。他踏遍湘河村及周边的山山水水，实地测量，决定在村东南北方向开挖一条长约2公里、宽约6—7米、深约2—3米的河道，把西北方向来的山洪引导到清洋河里，可以有效解决水患。同时，在河道西岸修一条进出村的道路，配套桥梁，既可解决老路弯弯曲曲阻水问题，又可改善乡亲们的出行条件。他马不停蹄，挨门逐户走访和众乡亲商量，动员各户无偿拿出挖河道所占用的粮田，受益户出工开挖河道，他自己出大洋解决桥梁、道路等所需资金。这一主张，得到了村民的拥护，积极出工出力。于宗潼既是工程总指挥，又是设计师、投资者，还和乡亲一道挥镐头抡铁锨，干在工地上。最多时，工地上有几百人。经过众乡亲2年多的辛勤努力，河道工程和一公里道路工程终于修成，一座石头拱券桥和两座石板桥建成。从此，村东800多亩粮田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村民出行道路平坦宽敞，极为方便。于宗潼还在2公里河道堤坝上栽种了马莲草，不仅筑牢了河堤，还成为湘河村一大景观；马莲草收获后，还可以用来包粽子，捆绑鱼肉，编织农具，增加收入，可谓一举多得。这项工程，成为造福湘河村及周边村庄的百年工程。
另外，于宗潼还出资改造了村西的道路，修筑了一座石板桥，将大山夼方向来的山水引导到清洋河里，解决了过去因山水受阻淹没农田问题。村民们对于宗潼为民造福的行动都十分感激。办医办学造福乡亲于宗潼从小学习中医，精通《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专著，对内科疾病颇为拿手，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治病无死法，医术要灵活”。即方法灵活，治病效果好。经他诊治的病人中，常有症状相似但治法不同，最终都药到病除的事例。于宗潼卸任回到家乡后，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投资开办一家药房，亲自坐堂诊病治病，为父老乡亲解除疾病之苦，齐鲁大药房由此于1914年在烟台街应运而生。于宗潼多年发现，中药系多味合包在一起，患者常有配错和吃错之忧。齐鲁大药房开业以后，于宗潼实行中药分味单包，内放药名和数量卡片，防止将药配错和用错，患者可以放心用药。这一创举，首开烟台同行业先河，博得患者的称赞。在齐鲁大药房经营的近20年中（于宗潼去世前两年停办），被评为烟台“八大名药房”之一（当时共17家中药房），于宗潼被列为清末至民国烟台名中医之首。在此期间,鉴于于宗潼的声誉和能力，他被商界推举为烟台商会会长，协办过广仁堂创办小学事宜。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而于宗潼无官后却更忙了。1915年（民国四年）夏天，应山东文化名人杨味云、王鹿泉等邀约，于宗潼到济南，商略考订《山东通志》。原来，1890年山东巡抚张曜奏请通志局，修纂《山东通志》，聘请著名学者孙葆田总纂。历时20年，后孙葆田死，毛承霖承业完成初稿。1914年（民国三年）前都察御史、历城人张英麟集资开局，聘请于宗潼主笔，就原书加以校补定稿。于宗潼与徐庚生等人对原稿“伪者正之，复有遗漏，撰补遗附传一卷”。修订后即交山东通志刊印局铅印出版，称民国《山东通志》。《福山县志》从金朝天会九年建县至清乾隆年间修过3次，后无续。1920年，王陵基任福山县知事后，特邀请于宗潼任总纂，续修《福山县志》（第4次）。于宗潼于1924年写成初稿，后反复考订定稿，于1931年印刷成书。
晚年的于宗潼，时刻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培养后代操心尽力。1927年，于宗潼与福山县教育局长孙凌云，发起创办福山中学，富绅林瑞卿、赖芳圃捐资2.4万元作为学校基金，校址设在清朝时宾阳书院后院，于宗潼任校长，聘请教师数名。这是福山县第一所初级中学。校名虽为“福山中学”，但未在山东省教育厅备案，故属私立性质。福山中学前后招生两期，每期约50人，学制3年。课程为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学等。1929年福山因发生军阀刘（珍年）、褚（玉璞）之战，校舍被军队占用，学校被迫停办。1930年，于宗潼和孙凌云用原福山中学基金，在城里估衣市街陈宅办起一所私立两水中学，聘任王子君任校长，于宗潼任名誉校长，招生一个班，约40余人。1931年，奉山东省教育厅令，改两水中学为福山县立初级中学。
过度的操劳，使于宗潼于1934年8月3日病逝，历时75春秋。他在世时的诗文妙笔，议经史补议论，为家乡父老和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浣薇书屋遗稿》（于宗潼生前书房名称为“浣薇书屋”）14卷以及家藏书木本《二十四史》（存烟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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