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上后街 □李光积
我家原寄住在达城大西街朋友家，1951年前后经人介绍，父亲买下了上后街12号正对衙门口（即县府街）的住房。
上后街原是石板路，几年来人过车碾，石板碎裂残缺、七翘八拱，平常走就很不平顺，下雨更溅人一身泥水。1956年翻修改造成三合土路，是全城最先铺筑的三合土街。
上后街，东起凤凰头、西至大北街口。50年代的凤凰头是个荒坡，坡上满是杂树乱草。小时候我常与小伙伴爬上山坡玩耍。山坡尽头下面是县公安局和县人民政府。后来在半坡上还建过公共厕所，文革时又把坡下平成了宣传台。
靠近凤凰头的第一家（门牌1号）是屠锡侯医生的寓所，门上有“国医屠锡侯”的招牌，铺面是屠先生接待病人诊病处方之处，里面还有若干房间和一个坝子。屠先生一家搬走后，这里才开起糖果店。紧挨着的几家有制帽的、补鞋的、缝衣的，还开过照相馆。相馆老板姓柏，他儿子是我初中同学；靠近衙门口拐角的一家姓毛，房主毛兴顺，是父亲买房子时的中介人之一。后来街道在这里组织闲散妇女手工生产组，搞一些编织、刺绣之类，挣点加工费，母亲也是参加者之一。过县府街后第一家住户姓刘，后来成为农资公司的门市，下隔两家有个邱记小酒店，老板的儿子在达高中读书；再下一家是李记青山茶馆，老板有三个儿子，其中老二是达高中五七级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即在外地工作。以后，这里又开成“一瓯香食店”。再下面大多是住家户，有几处较大较深的院子，后来分别成了县医院的住院部和（街道办的）幼儿园。
上后街靠正南街的第一家（门牌2号）是经营面条加工的，店主姓徐，有三子一女。长子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老二在家帮助双亲经营，老三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分到北京建筑工程部，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回川又回达，在省建系统工作；第二家（门牌4号）姓陈，门口时常有个补鞋的摊摊，不知道是不是他家摆的；6号因失火成了个空坝子；8号是个钟表店，店主姓饶，外地人，一家4人，一儿一女，女儿长大后在小东门蔬菜市场上班，儿子海元读书后不知去了何方，后来钟表店合营后搬到了正南街；10号是何家茶馆，生意兴隆、茶客盈门，特别到了晚上更是座无虚席，因为有弹奏竹琴的艺人在这里演唱，竹琴的声音“乓乓哧乓乓”和艺人浑厚清朗的演唱，引来许多路人和小孩，小时的我也是热心听众。后来，何老板娶了个勤快能干的农村姑娘，茶馆更加兴旺。可惜不久何老板病故，姓余的农村女子被迫离开何家，茶馆关门，老板的姐姐一家接管了这所房子。
何家茶馆隔壁门牌12号就是我家。12号原房主姓刘，多年来开着酱园铺，自产自卖，因此在乡下置了些田地出租，土改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为及时上缴赔罚款，才将此房出售。刘老板全家5人，育有两女一男。长女曾与我姐同在达女中念书，次女和男孩均比我小。
我家住进的这间房，底层除门面外，后面还有厢房、灶间和一个不算大的坝子，再后是一底两层的砖柱木结构小楼，站在顶楼上，可看见“王家烽火”和正南街一家印刷厂的空坝。我们住在临街的楼上，通过开着的小窗，可俯视街上来往的人们。我们搬来不久，父亲经友人介绍和帮助，决定开个“自祥米店”，经营米粮加工业务。为此还请人在铺面内装置了脚踏碓窝，用来把稻谷加工成大米，风干车净后再去市场（在马蹄街与中心街交口的梅葛庙、后来的工人俱乐部）卖，赚一点加工费。后来有了国营粮站和机械化的粮食加工厂，父亲人工操作的“自祥米店”自然关门。空着的铺面便先后出租给几家裁缝，最先一家姓张，家住大北街张家大院（也是达县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革命烈士张鲤庭的家，1928年达城最早的中共绥定县委临时机关就设在这里），张老板有儿有女，为长的儿子是达高中五七级学生，女儿没读书，在店里帮她妈妈锁边钉扣。第二家师傅姓王，是街斜对面那家裁缝铺老板的亲哥。这位王裁缝夫妇带了个义子当助手，后来因为忙不过来，又喊妻妹来帮着做点针线活。再后来全城的缝纫业由个体走向合营，这里才被群益文具店承租下来，文革时期又被改名为八一文具店。
文具店店员多，男女老少皆有，其中有位知名人士樊守愚。樊是爱国商人，达城临解放时曾与洪秀笙、李海渠、任乾初等为迎接达城的解放积极奔走，被推选为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财务组组长。而此时的他却是以“右派”的身份在这里“监督劳动”，但店里的负责人和员工都了解他、尊重他，我们过路也喊他樊伯伯，因为他的女儿跟我是高中同班同学。店的负责人兼会计石安泰，四十上下年纪，业务娴熟、态度和蔼。他的弟弟石安海，就读于达高中五八级，大学毕业又读了研，后在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我家隔壁14号是“谯家馆子”。谯家老爷子快七十了，体格健壮、气力非凡，每到夏天傍晚在街边乘凉时，我们几个小孩合力扳他一只手也扳不动。他续弦的老伴我们喊她谯婶，虽年近六旬，却精明干练，老爷子不管事了，她指挥着厨师厨工，把馆子经营得红红火火。谯老爷子有个儿子在达初中（今天的达一中）教书，是我的美术课老师，后来谯老师去了成都，他那叫二毛的儿子没去，留在达县家中，上山下乡时到百节乡当了知青。后来餐饮业也走上合营之路，谯家馆子便无疾而终，铺面也出租。先是租给一位姓吴的裁缝。吴师傅两儿一女，长子随父学艺，次子和小女都在读书，次子比我小许多——我高中毕业后他还在读初中，后来听说他考上大学去了外地。缝纫社成立后，这里因八一文具店扩大店面，便打通与我家的间壁，成为文具店的一部分。再下一家16号房主姓李，铺面先后开过石印铺，制售过灯影牛肉。石印铺的老板姓邓，行业合营后的石印社开在了正南街上大东街正对面，老板（或是老板的子弟）到达高中作职员，从事缮写和刻印工作，到我进了达高中还在那里，我们都称他邓老师。
酱园铺的刘老板自卖掉铺面后，就租用18号铺面继续营业，直到行业合营、酱园厂出现，这里又被一位姓孙的裁缝租作缝纫店，但为时不久就合营成立缝纫社了。再下一家门牌20号房主姓李，也是一家裁缝铺，合营后由姓高的居民居住。高家父子都在当时的渠江钢铁公司工作，家中只有婆媳带着个小娃娃。高家婆婆（我们都叫她高婶）很贤惠、跟左邻右舍关系很好，与媳妇相处也很融洽。媳妇姓刘，年轻能干，尊老爱幼，政治觉悟高，是街道党支部的负责人，人们都喊她刘书记。刘书记的群众关系好，又坚持原则，处理问题也耐心细致，很少见她发脾气、耍态度，深得上级信任和群众赞扬。以后我大专毕业，被分到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工作，因为地处山乡，服务单位有个别领导疑我自填成分不实，以为凡读大学的人家庭必定是地主，便让因公出差的一位领导去调查。可调查回来的人汇报说，我家久住城内，没有一寸土地，算啥子地主，还出了证明材料。后来我回家看望母亲才知道，来调查的领导找的街道党组织，接待并出具证明的就是这位刘书记。
高婶家以下的好多家，因离我家有点远，平时又少有来往，故了解不多，只有两三处还留在记忆里。一处是县政协。每到重大节日，政协的大门上照例要挂国旗贴对联，有一年国庆，大门上贴出用红纸书写的对联：“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听说是达城文教界知名人士张万杰先生书写的。那时我正在刚搬到田坝的达初中读书，而张先生正是我的语文老师，我和几个同学便去问他这事。张老师告诉我们，字是他写的，对联却是借用毛主席的话。那时我们还没有读过毛主席的书，也不大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把毛主席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贴在政协大门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另一处是离政协不远的那家茶馆。它没有请弹唱艺人来献艺，每到晚间就有说书艺人来说评书，书目不外是古典历史传奇或武侠小说，如《说唐》《杨家将》《水浒》《三国》《三侠剑》之类的全本或片段，吸引了众多茶客和每天上完晚自习经大北街回家路过的学生，有时我也挤进去听。此事不知怎么让班主任赵老师知道了，于是在期末的家庭通知书里便多了一条缺点：爱听评书。以至于使母亲很生气，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第三处是马蹄街口的那几家小食店，早上卖出花样繁多的小食，蒸的煮的炸的都有。原先我还在大西街住的时候，每天去田坝上早自习经过马蹄街，都要花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分)买一个碗儿糕或糯米团当早餐。尽管那里小食多种多样，但我觉得还是碗儿糕或糯米团既经济又实惠，一直是我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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