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之重器验明正身
陈介祺与潍坊金石文化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稀世珍宝,在陈介祺及其后人手中收藏了半个多世纪。陈介祺是第一个对毛公鼎铭文做系统考释的人,并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初步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
花费千两俸银购鼎回乡一直深锁密藏
陈介祺后半生在金石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毛公鼎释文的拓制。中国典籍素称汗牛充栋,但历经传承多有讹误,毛公鼎掩藏于地下近三千年,文字清晰,自无乖舛,明确记载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所以被奉之为国之重宝、世上瑞器。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深埋地下数千年的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被挖掘出来,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从苏亿年手中购得。
陈介祺辞官回到潍县后,数年居住在城郊,正是因为他将收藏的毛公鼎秘密带回了老家。
陈介祺对其毕生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众,印成目录并昭示天下,唯独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其好友吴大澂也曾询问:“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对于吴大澂,陈介祺所藏无不奉送,唯独对此要求缄默不言。
直到陈介祺于光绪十年(1884)病逝,毛公鼎仍藏在陈家,至此,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安安静静地度过了30年。
考释出毛公鼎铭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
回潍之前,陈介祺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毛公鼎的铭文拓制成功。他所拓制的毛公鼎全形拓珍贵难得,这是毛公鼎铭文的最早考释。但他仍不满足,回潍后又根据金石好友徐同柏、许瀚、吴式芬三人的意见,五易其稿,做出完整的释文,从而确定了毛公鼎的价值。
毛公鼎全形拓的问世,让世人第一次直观地见到了毛公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重要价值,这是陈介祺作出的重大贡献。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数字释出,这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陈介祺对毛公鼎及其铭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初步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正是在陈介祺的手上被首先“验明正身”,一举成为中国古文物重器之一。
鼎从夏代就有,是国家兴旺、礼乐制度的象征。商朝早期,人们开始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至商晚期也仅有简单几十字来记录。毛公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敞口,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7字,是我国现存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这些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大书法家李瑞清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因此,毛公鼎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上镌刻的整篇册命,全面反映了西周晚期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是一部反映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学史。
重重转售险些流出国门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落到陈家以后,两江总督的端方一直惦记着。陈介祺病逝后,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陈厚滋一直牢记父亲“宁失性命,不失宝鼎”的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从京城回归故里后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陈孝笙在主掌家业后,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宣统二年(1910),陈孝笙不顾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强烈反对,以2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自此之后,毛公鼎辗转多位藏家,还险些流出国门。端方后人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期间,英国记者辛浦森出5万美金向端家购买,端家嫌出价太低,再加上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将毛公鼎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机会将鼎献给国家。期间,毛公鼎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才得以被释放。此后,叶公超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把国宝完好无损地交于叔父叶恭绰。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回沪后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于银行,后由沪上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终于没被日寇抢掠而去。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运至台北,毛公鼎是其中重要器物之一。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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