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孩子陈雨肖像画展”上的佩索阿 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上周六下午，1912时尚街区。青砖街道上铺盖着香蕉黄的银杏树叶。不降温不下雪，天气死扛着时序的压力，憋出灰蒙蒙的脸色。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不寻常的事件来舒缓这份无形的张力——“文明的孩子——陈雨诗人肖像画展”在大地美术馆开幕。
我先逛了负一层。文化名人与诗人们的群肖像生动传神，千姿百态。陈雨说过，自己也尝试过油画形式，但效果并不理想。倒是墨与纸的神奇际遇与诡谲晕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单是一张，你会拍案叫绝；但是，无数个“文明的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注视你，甚至低声吟诵他们的诗歌，作为你的眼神的回应，你只能惊叹到震撼了。这哪里是个展？嗯，更像是诗人和艺术大师们的群展嘛。印象最深的是阿多尼斯。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但这里的阿多尼斯一点也不孤独。几十幅阿多尼斯的肖像画排列成一个矩形方阵，又像是济济一堂的欢乐派对。
在前不久杭州人可艺术空间举办的“一百个梵高”画展中，阿多尼斯面对无数个自己，顽皮地问陈雨，“哪一个是我?”
每一个都是阿多尼斯，所以，他无法辨认哪一个是“本我”；每一个都是陈雨眼中的阿多尼斯，所以，“本我”的阿多尼斯为自己未曾发现的“自我”而惊诧。
“文明的孩子”，语出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布罗茨基。他称诗人曼德里施塔姆为“文明的孩子”,后者说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
他们是文明的盗火者、燃灯者、殉难者，是受仰视和膜拜的偶像，如今被俯瞰还原为“文明的孩子”——在新奇的平等视野下，观众看到的是更真实也更世俗的肉体凡胎的音容笑貌、天赋秉性。
回到一层，开幕式开始。
嘉宾席的左侧，是前任馆长，著名策展人、诗人、学者祝凤鸣的肖像画。现任馆长吴振寰，出品人周菊红，本次总策展人阿非，创作者陈雨，以及朋友们以此表达“凤鸣在竹”乃至“凤鸣岐山”的美好祝愿。
去年8月，祝凤鸣策展的“棱镜：中国百年新诗艺术展”在这里开幕，展品为诗人手稿或其影像。主题背景墙是众多木刻版画效果的诗人照片，组成了中国百年新诗蔚为壮观的人格化风貌。“文明的孩子”与“棱镜”的主题背景墙有逻辑关联，极大丰富了诗国的色彩、范畴与艺术境界。
主题背景墙上，兰波和金斯堡像是两位门神，左右护卫着佩索阿。
“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14岁开始写诗的兰波的脸冷峻、忧愁，笼罩着纯真的梦幻。
金斯堡呢，须毛如狂风中的莽原，肢体扭曲如嚎叫的长臂猿——“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嚎叫》的第一句）
在兰波和金斯堡肖像中间，呈现L形排列的三幅佩索阿肖像，笔墨极简，却演绎了什么叫做“少就是多”的艺术理念。
第一幅佩索阿的两只眼睛就是两饼色块，寥寥几笔，却能一眼辨出。表情与肢体特征的清零落寂，反衬出精神的渊深浩渺。与脸激荡着不羁的风的兰波相比，与张牙舞爪的金斯堡相比，他一点也没有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这类诗人特色；但另一方面，又因为高度抽象与简单纯净，凸显其哲理与诗思的融合化身:
我一寸一寸地征服了与生俱来的精神领域。
我一点一点地开垦着将我困住的沼泽。
我无穷无尽地裂变自己，
但我不得不用镊子把我从自我中夹出来。（《裂变》）
第二幅佩索阿介乎写实与写意之间，戴金丝眼镜，眼眸澄澈，面颊清瘦，皮肤苍白，神情谨慎，感觉敏锐，充满怀疑与觉醒:
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
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
或半个裂缝，因为还有生活……
这就是我。没有了。
关灯，闭户，把走廊里的拖鞋声隔绝。
让我一个人呆在屋里，和我自己巨大的平静呆在一起。
这是一个冒牌的宇宙。（《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
第三幅佩索阿肖像是三个佩索阿。三，传统语境下，三生万物，意味着多。孤独而极度复杂的佩索阿，从光洁的手臂上拔了一根毫毛，吹了一口气，创作出无数“异名”的佩索阿，他们三观不同，风格独具，相互批判，构建了文学史上罕见的复杂体系与非凡景观。
佩索阿笔下最著名的三位“异名”是卡埃罗、冈波斯和雷耶斯。卡埃罗自然、真实，主张亲近自然，雷耶斯则受过良好的教育，诗歌讲究韵律，而冈波斯则是一名感觉主义者，对生活持有彻底的悲观态度。
这个外表孱弱畏葸，以商业翻译谋生，至死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四十七岁病逝时留下了两万五千多页未整理的手稿，包括诗歌、散文、文学批评、哲学论文、翻译等——他们是无数“异名”者的创作成果——佩索阿冲破了作者的统一性，这一传统文本的规则底线，先知般地预演了“上帝死了”——“作者死了”——“文本死了”——这一从传统到现代及后现代的进化路径。
“画这些肖像我赚了。补了一些课，读了几首诗。”陈雨说自己读书不多，更不是诗人——谦虚之辞拙朴诚恳，却毫无说服力——即便具备了高超的绘画功力，如果不进入人类文明史，又怎能理解“文明的孩子”?如果不走进文学史诗歌史，不深入诗人的境界，化作诗人灵肉的一部分，又如何完成肖像画这种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高度平衡的凝聚式呈现?
开幕式结束，华灯初上。我们在“文明的
孩子”们的目送下去开研讨会。街道上的红男绿女对着手机镜头摆出各种文艺造型；铺天盖地的香蕉黄的银杏叶，掺和着浓郁的圣诞与新年气息，散发出令中老年人怅惘的青春的绚烂气息。
给每一种情感赋予一种个性，
让每一种心境拥有一颗心灵。
姑娘们成群结队地溜达过来，
她们边走边唱，
歌声里充满着欢乐气氛。
我不知道她们是谁，
也不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
我站在远处聆听。
…… ……
佩索阿在我耳畔低吟《个性与心灵》。忽然，一个戴圣诞帽的高挑女孩在蹦跳中碰了我一下。“大叔，没事儿吧！”下一秒，另一个男孩，应该是她的男朋友吧，跑过来，用夸张的幅度向我嬉皮笑脸地弓腰致歉。
整个街道如同一趟快乐的火车，当我踏上一截台阶，拉开一扇沉重的玻璃门时，感觉自己走下了火车。
佩索阿在《我下了火车》中，对那个偶遇到的匆匆过客说再见。他忽然意识到，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
“在那个我们称作生活的火车上
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偶然事件，
当离去的时候到来，我们都会感到遗憾。
所有那些人性的东西打动我，因为我是人。
所有那些人性的东西打动我，不是因为我有一种
与人的思想和人的教义的亲缘关系
而是因为我与人性本身的无限的伙伴关系。
……”
在这首哀婉的诗歌里，诗人通过我们最为习焉不察的日常风景，感悟生命的偶然性、遗憾性和悲剧性。敏感、脆弱、柔软，我们每一个人都渺小如芥子尘埃，短暂如朝菌蟪蛄，但神性的光辉在人性中闪动——
“……所有这些，在我心里，都是死亡和世界的悲伤，
所有这些，因为会死，才活在我的心里。
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凌琪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诗人、作家，葡萄牙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使命》等。
费尔南多·佩索阿生于葡萄牙里斯本，父亲在他不满六岁时病逝，母亲再嫁葡萄牙驻南非德班领事，佩索阿随母亲来到南非，在那儿读小学中学和商业学校。在开普敦大学就读时，他的英语散文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奖。1905年他回到里斯本，次年考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攻读哲学、拉丁语和外交课程，后退学。他常去国立图书馆阅读古希腊和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并且继续用英文阅读和写作，死于193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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