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与《周易》的前世今生（一）

黄海晨报 2019-02-18 09:25 大字

︵一︶张凯飞

几千年来，人们根据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盖西伯拘而演《周易》”的一句含混之言，便代代延传，听信了周文王是《周易》的作者。固然“听信”有其原因，其一，关于《周易》至今没有发现考古挖掘或史料明确交代过出处；其二，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帝王的故事往往带有神秘化、神圣化和皇权化，使后人讳莫如深。周文王是周朝奠基者，“克明德慎罚”创周礼，被后世儒家所推崇。孔子更是称文王为“三代之英”，所以，司马氏关于《周易》作者之说得以传世，更多的原因应该在于后人对周文王帝王背景怀有敬畏之心，质疑或许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对《史记》司马迁记载“盖文王拘羑里而研周易”，传统说法提出怀疑，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郭沫若、中国近代顶尖国学和周易泰斗级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和周易大师金景芳。此外，还有鲁迅、钱穆、顾颉刚、冯友兰、李镜池、李学勤等等海内外的学者名家均断定司马迁《史记》的说法不足信。

其实，古人托名早已成俗，世俗众生惯性思维也总是“尊古而薄今”，如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以“黄帝”之称谓的书，没有一本是出自“黄帝”之手一样。史学家对黄帝的生存考证的年代至少距今五千年，仓颉造字只是寥寥的几个文字雏形，尚不能进行文字的完整表述，中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三百年。故此，带有帝王名号的书，大多为托名，需重新考证才能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周易》素来被视为“天书”，属天道哲学，旨宏而奥深，为非常人所能悟释，如若不冠以帝王之名，更容易被视为旁门左道之说，自然难以传世。

那么谁会把呕心沥血的千古绝唱《周易》将自己隐遁，而托名文王姬昌呢？

不错，就是他——— 姜太公。正是“儒道法兵纵横”百家宗师的姜太公。

换言之，《周易》出自姜太公之手而非文王。道家认可姜太公才是践行道家之实的元祖，怀宇内而以天下苍生为念是其本心；内心的修炼是追求法按天道，化身于无形的，姜太公是一个真正的旷世隐者。他清楚用周文王的名字能将天道哲学《周易》传给千秋万代福泽后世，用姜太公的名字我们今天兴许就不知道《周易》为何物。而不留姓名还有一层原因，姜太公深感文王知遇之恩，奴隶社会的君臣带有“天命”意识，也就是说“臣”的所有成就成绩也应该是“君”的。事实，姜太公一生都感佩周文王之情，鞠躬尽瘁殚精竭虑辅佐文王之后三位皇族的政权统治，并为周王朝奠定八百年基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姜太公的忠君忠诚，大智大慧为历代帝王所称颂，唐太宗特为姜太公在磻溪建太庙行国拜礼，昭告天下求贤若渴。

时至今日，解构谁才是《周易》的真正作者，面对三千年之前的历史事件，走单纯的“考古挖掘”和“史料记载”的老路（“书中没有的，等等地下”），寻求答案也许永远无解，但寻找历史的“真相”并非只有一条路。正所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另一扇窗。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碎片化历史史实的严密逻辑推论，甚至比一两件考古的器物更能揭开历史的真正谜底。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符合逻辑，而非事实的结论，只能在几处浮现一种“假象”，却经不住更多的推敲。

以下，从十个方面剖析《周易》跟姜太公间接和直接的关系，以期揭盖《周易》诞生的千古之谜。

1.从《周易》诞生时间节点看

张岱年教授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文王已经过世）。张岱年根据卦爻辞中的故事，如[丧牛于易]·[丧羊于易]·[高宗讨鬼方]和[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等，都是商和西周的故事，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没有引用，推论《周易》成书不能晚于成王时代。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顾颉刚关于《周易》卦爻辞制作年代的考证结论，认为周初作。顾颉刚根据箕子和康侯两条卦爻辞，指出《周易》卦爻辞为文王所作的传统说法不可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断言：“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也认为，顾颉刚此文“推定经文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为学者所遵信，可以说基本确定了《周易》卦爻辞年代的范围”。

金景芳教授认为：《周易》是殷周之际的作品。他们肯定“卦出于筮”。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写成《周易》。有的学者还从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殷商之际社会矛盾中考察《周易》的成书时代，也认为是殷周之际。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一文说：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

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

国柱在《周易与兵法》一书中表述道：“《周易》产生的时代，正是周王室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的时代，《诗经·十月之交》所说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正是‘天崩地裂’的社会现实写照。”

当代南开大学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朱彦民教授论证道：“箕子之明夷”，箕子是殷纣王叔叔，商末贵族，武王克商后他仍健在，这个辞例的时代就较晚些。而“康侯用锡马蕃庶”，古人也弄不懂何意，顾先生考证康侯就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卫康叔姬封。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有康叔初封在“庚丘”的记载，庚丘就是康丘，故称康叔，封卫则是其徙封，即第二次分封。卫康叔封侯是在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时被封卫国，这个辞例年代最晚。

除了顾颉刚先生之外，余永梁先生也做《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关于《周易》中的史事，余永梁指出泰、归妹卦中的“帝乙归妹”是指商王嫁女给周文王，随、升卦中的“亨于西山”是指周文王在岐山宴亨，震卦“震惊百里”记文王开国情形，既济卦中的“西邻”是指西周，“东邻”则指殷朝，以上均为卜官记文王之事。其他如师卦中的“大君”疑指周公，蛊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疑指伯夷叔齐之事，屯卦“利建侯”系指周初封建诸侯。卦爻辞所记史事皆在周初，最晚是《晋》卦中的康侯，因此卦爻辞应该作于西周成王之时。

如此，则“箕子之明夷”和“康侯用锡马蕃庶”都是文王之后的史实，文王生前不及见之。如果卦爻辞系文王所作，那文王以后的故事何以能出现在爻辞中呢？所以说，顾先生说《周易》作于“西周初叶”，要比“殷周之际”更准确些。

此外，1980年10月底，考古所甲骨组郭振禄和曹定云在安阳复查1973年小屯南地陶片时，在考古队仓库内发现一包龟甲，发现其上有文字和“易卦”。关于“易卦”卜甲的环境，《考古》杂志1989年1期发表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一文，认为：“尽管‘易卦’卜甲出于殷墟，可它在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气概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呈现出从殷代卜甲到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

因此，从《周易》内容记录时间点上，多位泰斗级国学大师排除了文王是《周易》的作者；从《周易》诞生的历史时间点上，正是姜太公“在其位，谋其政”，其天道哲学、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成熟并得以伸张的时间，很显然，这不是历史简单的巧合。朱彦民教授补充道：“凡此种种，都说明《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所作。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同时代的周公、太公所作，这种可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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