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本日记里的时代印记
李福昌60多本日记记录着个人的过往，也记载了国家的变迁。李福昌在自己大半辈子里，坚持31年写日记，记录自己身份转换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事小情、记录下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不经意间也有60余本、200多万字。他在多篇日记里发挥特长精心插图，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国家温度”带来的百姓福祉。
日记“逼”出一个大学生
面馆关门两年来，家住西安北郊的李福昌依然保留着三个老习惯：吃过晚饭后，绕着小区健步走。附近的城中村不断被拆迁改造，他的行程也就越来越远；每晚临睡前，他一边用热水泡脚，一边背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脑子里把一天的大小事过一遍，再动笔写日记，写完了，身心才算彻底放松下来”；最后，他还要用一把锯齿状的木铲使劲按摩足底，“不然就要在脚底刻一个洞，把骨刺用凿子敲下来。”李福昌用手指比画出3厘米的长度，诉说着骨质增生让自己忍受过的苦痛。
厂里的老同事都说李福昌身上有一股韧劲。他说这都是逼出来的。而最让他得意的，是他用日记把儿子“逼”进了大学。
2002年时儿子上初二，李福昌被老师喊到学校：我看你经济实力还行，趁早把孩子领回去，买个出租车搞经营吧。李福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感觉脸上被扇了耳光。”“赚钱再多，要是把娃学习耽误了，我还要钱干啥？”
当时他在街上开了一家岐山臊子面馆，每天早上出门，儿子还没醒来；晚上回家，儿子已经睡了。
“爸不会放弃你的。你有优点，爸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李福昌下午买菜前，都会趴在桌子上写日记，“其实就是给娃留话。”实在没时间写日记，也要给儿子剪贴一篇报纸上的文章。
他问儿子：“放在你枕边的日记本看不看。”儿子说有时会看一下，有时就把日记本扔一边去了。李福昌还是坚持发现儿子的优点，然后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改正要求，最后用红笔提出一点小希望。
2006年儿子被四川大学录取。在庆功宴上儿子对众人说，仅在高中阶段，父亲写的6本日记一直鞭策自己按时回家，不进网吧，力争按时完成作业。
李福昌一双儿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对此他自豪地记上了一笔，“虽然大学在不断扩招，可是在乡下老家和我所在的工厂，还是被称赞为放了卫星。”
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都进了国有单位，李福昌认为“这样才稳当”，他很骄傲儿子继承了他会做生意的基因，“给国家做生意，而且做的还是大生意。”
不放弃任何一个进步机会
白衬衣、红夹袄，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纹丝不乱，还喷了啫喱水，61岁的李福昌看起来精神矍铄，一副干净利落的模样，这是他从儿时就养成的好习惯。
在儿时，邻居大哥会画画，李福昌“感觉挺好看，也就爱上了”，连外出割猪草都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对着山水牛羊临摹起来，同时还练就一手好字，小学还没毕业，村里刷标语，就被他一个人承包了。
李福昌没有想到，这些儿时爱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晓得，邻村一位大婶“觉得这娃将来会有出息”，坚持把自己当妇女主任的侄女介绍给他当媳妇。
日后开面馆做生意，李福昌被誉为“卖岐山面里最有文艺范儿的老板，西安美术圈里岐山面做得最好的画家”。
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全面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李福昌的名字出现在上线大红喜报上，但却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由于成绩优异，他被工厂招了临时工，为了转正他每天加班，却不好意思谈及加班费，“因为在那个时代，谈钱比偷人还丢人。”但他一直坚信，“只要好好干，领导会看见。”
最终他还是顶替父亲的岗位，成为最后一拨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受益者。
李福昌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宝鸡方言，家里保存着当年客人没喝完寄存的散酒，熟人说他“到老都是一身乡下人的实在、硬气脾气”。
“孩子在城里上学，每年都要交借读费；老家的责任田无人耕种，却要缴纳农业税。”1995年伊始，李福昌在日记里列出自己的人生三件大事：“把妻子和孩子的户口办到城里、在城里买房、让两个孩子上名牌大学。”“办户口费了三年时间，跑了十多趟才签了字。谁能想到现在户口进城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和记者交谈时，妻子一直使眼色不让李福昌“露富”，他还是说出了自己不但买了房，而且有三套，然后一脸严肃地强调，“这可是我一勺一勺地舀出来的辛苦钱。”
前半生的大起大落，让李福昌的命运走向如同坐上了“过山车”，他认为“应该用笔记下来，做个纪念”。写日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逼出来的个体户
1983年12月1日，李福昌在街上画速写，被附近小学的校长“相中了”，第二天就被通知报到，成了小学美术老师。
1985年2月，学校的食堂因为没人吃饭“塌火咧”，校领导在教职工会上问“谁愿意承包”，台下无人应答。此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但做生意在文化人的潜意识里，“还是被认为是没办法的无能表现”。
李福昌举起了手说，总不能让老师学生没饭吃吧。领导顺水推舟称，每月要交70元的承包管理费。“话说出去收不回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生意红火是他没有想到的，“一分二分的纸币，每天能收一面盆，当日营业额都在30元左右。”他却开始发愁“要这么多钱干啥”，然后到北大街商场花了一个月的工资37元买了一件风衣，在东大街大上海理发店整了一个最新潮的发型，以前一两毛钱搞定的理发，那天让他奢侈地破费了5元，回家时还花了20元买了两只烧鸡，对母亲说“放开了吃”，然后告诉妻子，“以后可以买鸡蛋给娃加强营养了。”
不久他就尝到了做生意带来的苦头。他把零售3分钱一根的麻花，批量卖给学校做福利，结果被批为“唯利是图”。李福昌晚上在日记里检讨了两页。
1992年，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安成长起来，李福昌也把事业干到了顶峰，成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虽然端着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是让他一家不至于为温饱发愁，还是凭借妻子在公司门口开办的那一间岐山面馆。“一盆麻食就卖了10元钱。来钱也太快了，真的感受到了做生意的甜头”。
1995年，李福昌在厂子“实在混不动了”，他借了1500元，凑齐了3600元的转让费，盘下了别人经营不下去的一家饭馆，当天他在日记里给自己鼓劲，“当上个体户，也算把全家6口人的身家性命押出去了。”
在经营面馆那段时间，李福昌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每天骑着加重28自行车买两次菜。“干个体大小事情都要操心，晚上紧张得睡不着，必须喝两小杯酒才能放松。”他“脑子里烦乱得狠”。
没想到社会变化这么大
李福昌保留下来的日记是从1987年7月11日开始的。“只有时时体谅他人，宽容他人，才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有的态度。”他说自己也有看不惯想不通的事情，写出来，与自己和解了，也就不会憋得慌。
他批评自己雇用的厨师“不是刀工太差，而是干事不上心”，“过了两天就看到他把面条往泔水桶里倒。我当时生气得就想冲上去把他揍一顿。”最后他在日记里劝自己，“找机会还是和他谈一谈”。此后那个厨师跟着他干了四年，在西安也开起饭馆，当了老板。
“城管把摆在街上的桌椅板凳收走了，还到我店里拿东西。”李福昌在日记里痛陈粗暴执法，也对城管的工作表示出理解，“毕竟城市是大家的，都应该守这个秩序。”
李福昌还记得第一次和公安打交道是1995年4月5日，当天有客人醉酒闹事，还把饭馆砸了，“还放话不会放过我。咱外地人在这做生意，咋能不怕人家背后下黑手。更不敢让人家赔损失。”派出所所长一拍桌子说，“敢来报复你们？谅他们没这个胆！”
辖区工商所到李福昌面馆店里吃饭，结账付了全价146元。钱收了，他的心却悬了起来，“人家以后给我找茬怎么办？办事会不会给我使绊子？我这个店手续齐全，又没违规，我怕什么？”之后，李福昌“硬着头皮到工商所办手续，没想到挺顺利的。看来合法经营是最低的运营成本呀”。
“自立门户搞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不停涨工资也留不住服务员。”李福昌日记里还谈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都想当老板，可老板也在下苦呀。”
“新房装修的材料，屋内用品及家电多是名牌，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今天装了电视机顶盒，能收到许多台，回忆当年17英寸黑白电视，到今天29英寸彩电，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福昌的父亲和皮货打了一辈子交道，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穿上了皮鞋。“他辛苦忙碌一辈子，没想到勤劳致富的梦想，却在儿子这一辈实现了。”
李福昌保存下来的31年日记有60多本，占满两格书架，摊开在双人床上，还是搁不下。“现在回看这些日记，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太快了，变化真大。”
2016年4月1日，为了专注照顾患病的母亲，李福昌把经营得很红火的面馆，一狠心关了。母亲去世后，他心里一直感觉“空落落的”，“忙了一辈子，实在不能适应没事干”。每次上街健步走，李福昌禁不住打量街边餐馆和贴着“出租转让”的门面房，“还想着再把面馆开起来。赚钱不重要，主要是不能把这岐山面的手艺丢了。”
文/图本报记者徐标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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