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人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收藏者。在陈家密藏几十载后,毛公鼎开始了颠沛流离之旅。如今,陈介祺的后人历尽艰苦,成功复原出毛公鼎,令宝鼎风采再现故乡。
毛公鼎及其拓片
十笏园文化街陈介祺艺术节开幕鲍青摄■国宝纪事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王伟利
在潍坊潍城区陈介祺故居万印楼内,保存着一个“鼎”的复制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件复制品还原的是目前所见古鼎中镌刻金文最多的“毛公鼎”。
陈介祺是毛公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收藏者,也是鼎文拓写和解释的第一人。在他故去后,毛公鼎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流浪之旅,最终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世纪末,后人陈祖光有感万印楼不复毛公鼎身影,来往两岸数次,精心研究,终于成功复制出毛公鼎,了却心中的夙愿。
9月初,第二届陈介祺艺术节在潍坊潍城区十笏园文化街开幕。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再度将目光聚焦在毛公鼎之上。
鼎赐重臣,千年现身
所谓毛公鼎,又叫毛厝鼎,因制作该器者名叫毛公厝而得名。在金石学界,毛公鼎的名号如雷贯耳。
毛公鼎意义之重要,在于其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内有铭文32行,合重文497个字。
根据后世学者研究诠释,毛公鼎铭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盛况,同时实事求是地道明当时西周政局不稳；第二部分宣扬周天子对毛公的册命；第三部分介绍周天子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特权；第四部分讲周天子告诫并勉励毛公以善从政；第五部分讲周天子赏赐毛公马车、兵、命服等物,毛公表示感谢并称颂天子美德,作鼎以纪念。其中,除第一部分以“王若曰”起首外,其余四部分均以“王曰”开头。
铭文叙事详略得当,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近代学者李瑞清题跋该鼎时也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尚书》乃儒家“五经”之一,是儒者必须仔细研读的经典文本。毛公鼎犹如《尚书》,足见其重要性。
不知何时,毛公鼎埋入深土,湮没无闻。两千多年后,毛公鼎重现世间,旋即引发关注。但毛公鼎并非考古挖掘出土,而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所得。
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是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出土,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备熔化,为苏亿年瞥见。他以市钱六十千购得之,运京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但另一种更有影响的说法,是认为毛公鼎在道光末年出土。两说究竟孰是孰非,至今难有定论。
据后一种说法,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耕种,无意中锄头触碰到一件硬物。他找来几位要好村民,齐心合力将这块硬物掘出。看到土锈斑斑的古鼎,董春生有些傻眼:他只知道这是一件古物,但究竟价值如何却不得而知。
当地古董商闻讯赶来察看,发现该鼎内有密密麻麻古文字,即知此鼎价值不菲。他花三百两白银从董春生手中收购该鼎。
沉甸甸的雪花白银,晃得董春生睁不开眼。乡间耕耘半生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当即颔首同意。
古鼎成了宝鼎,还卖了三百两,这在村庄激起轩然大波。当古鼎运至村南时,村民董治官以宝鼎归全村所有为由,聚众前来抢夺。
即将到手的肥鸭子飞了,古董商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行贿岐山县令,以“私藏宝鼎”罪派人抓捕董治官。在被吊拷关押月余后,董治官交代了古鼎密藏之处。知县即派衙役从董治官家偏僻处起获毛公鼎,并运到县衙存放。古董商随即从知县手中运走了宝鼎。
到了咸丰二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大商人苏亿年之手。苏亿年颇有识宝鉴宝的眼光,他看出此鼎价值连城,便要售卖个好价钱。
西北无人识货,金石买主当在京城。因为苏亿年坚信宝鼎“奇货可居”,始终索要高价,西北地区无人购买。他索性辇鼎入京,奔走于士大夫之门。
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有搜罗碑拓、金石的雅好。当时在京城翰林院供职的陈介祺,刚刚为其父协办大学士陈官俊守丧结束,心中苦闷难遣,遂极好金石之物。
陈介祺《毛公鼎释文》有“咸丰二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宝簠居士陈介祺审释并记”之语。即该年农历五月十一,他手写毛公鼎释文,“审释并记”,可知陈氏得鼎当在该年。
拓片考释,秘不示人
陈介祺得毛公鼎后,很快就对鼎内文字产生浓厚兴趣。他请人拓好鼎内金文十余份,除用于自己考释外,分别寄给同好金石的好友吴式芬、徐同柏、许瀚三人,请他们也加以研究。
陈介祺学问渊深,精通古文,他在《毛公鼎释文》中直接对应铭文写出释文,不识之字则照原文摹写。在秘密研究的情况下,他的释文已把铭文中大多数字释出,而对于一些难度高的字则暂时阙疑。
获得毛公鼎拓片的徐同柏和许瀚,也开始了对鼎内文字的研究。徐同柏依据铭文拓片通篇写出释文,并尝试对铭文中疑难字进行解释,他还注重与典籍相互印证。徐氏的释文收录在《从古堂款识学》中。
日照人许瀚是当时的著名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是其专长。他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攀古小庐古器款识》中。
后来,陈介祺参考徐同柏和许瀚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
陈介祺在研究毛公鼎文字的同时,也对毛公鼎进行著录。他将第一篇毛公鼎释文装裱成条幅,上为“四靴形”铭文拓片,中为释文与后记,下为器形,一足在前,两足在后。
陈介祺的学术研究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而毛公鼎更被他当作无上秘宝,绝对不公开示人。因而民间很少有人知道毛公鼎在他手中。
陈介祺为何如此小心谨慎?有人认为这和清朝的法律制度有关。当时清朝法律不允许私藏秦汉以上文物,故陈氏谨慎暗藏。
但清代收藏青铜器谱录《西清古鉴》序言载有乾隆帝诏书,有言曰:“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间鉴赏,既弗之禁,而殿廷陈列与夫内府储藏者,未尝不富。”可知当时清律并未禁止民间私藏文物。
陈介祺如此谨慎,恐怕还是和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
当时清廷官场黑暗,官员之间尔虞我诈已是司空见惯。陈介祺父亲虽然身居显位,也常遭到无妄之灾。在父亲故去后,陈介祺失去政坛依靠,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在翰林院做编修时,“性端严,持身公谨,博雅好古”。为了远离是非难辨的官场,陈介祺转而将大部分精力和财力放在了搜集古物上。依靠殷实家境和出色眼光,陈介祺收藏陶器、古印、铜器颇多,被誉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但盛名在外,“树大招风”,陈介祺的宝库也是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如今得此重宝,更不能四处张扬,以免引火烧身。
很快,一起事件就验证了陈介祺的顾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席卷清廷半壁江山。清廷本就财政奇绌,此时一面失去江南赋税重地,一面军费开支激增,财政状况更是濒于破产。户部银库空空如也,连京城官员的薪俸都无法支付。
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御史文瑞上疏建议让富绅解囊捐助。他还开出了十八家富绅名单,其中陈家就在其内。不久,户部尚书孙瑞珍也联合几位官员上疏,请求皇帝命令京城官员捐款,共同度过这段艰苦岁月。
咸丰帝令僧格林沁主持华北防务,并负责催逼山东籍官员缴纳捐款。按照相关规定,“寒素”官员最少交纳几千两,“殷富”官员则要交出一万两。济宁籍官员孙毓汶看不惯这种“威逼”手法,联合山东数位官员拒绝交纳捐款。僧格林沁决定杀一儆百,一道弹劾奏折不仅将孙氏革职,甚至将他遣戍新疆。《清史稿》解释其中关键,在于“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翁同龢的日记中,也记录了孙毓汶遭受的屈辱:“僧邸参孙毓汶不遵调遣,请革职枷示,发新疆。奉旨免其枷号,即革职发新疆。”他为孙毓汶抱不平,“词臣居乡,乃被斯议,亦奇哉”。
孙毓汶反抗的下场让山东籍官员胆战心惊。陈介祺本来请捐一万两,僧格林沁因其是收藏大家而不同意,最终陈氏被迫以四万两交差。为了凑齐这笔巨款,陈介祺相继变卖了北京和潍县老家的店铺,足足奔波一月才拼凑出这笔捐款。他虽因积极出资而被咸丰帝记功,并赏戴双眼花翎,但却失去了收集古物的一大笔资金。陈介祺由此自认“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最终辞官归乡。
返乡之后,陈介祺为安置这些古物,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楼内藏有商周铜器248件、秦汉铜器97件、石刻119件、砖326件、瓦当923件、铜镜200件、玺印7000余方、封泥548方、陶文5000片、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因集有三代及秦汉玺印7000余方,遂名其楼曰“万印楼”。
时势蝶变,宝鼎遭难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安静了三十余年。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陈介祺病故于家。他遗留的古物器具被分成三份,其中毛公鼎分给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辗转到了陈介祺的孙子手里。
此时的陈家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大的建树,子弟却染上了纨绔享乐的习气。眼见家财日益枯竭,子弟们动了售卖古物的心思。
稀世之宝毛公鼎销售的消息震撼了金石学界,也引起了金石学家、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他酷爱金石收藏,自己收藏的青铜器、玺印、碑刻拓本极为丰富。他甚至还在出洋考察中,收集古埃及文物。端方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商朝青铜柉禁,该青铜柉禁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佳品,端方还收藏了该青铜柉禁所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是一整套配全的商朝青铜器。
端方依凭显赫权势,派人来到陈家,半威逼半利诱,限其三日交鼎。最终,在端方软硬兼施下,毛公鼎以两万两白银成交。
端方得到毛公鼎后,极为深爱,时常赏玩。他与陈介祺一样,请人制作了几十张拓片,或高价出售或赠送友人。他还亲自将其中最精美的拓片送给好友袁世凯,可见两人私交之深、关系之密。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一时间势如星火,燎原蜀地。清廷无计可施,只能起用此前被迫赋闲的端方。清廷授其三品侍郎衔暨铁路大臣,全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一切事宜。
四川局势濒临失控之际,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令端方暂时署理。他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一带。不久新军发生哗变,端方连同弟弟端锦为新军士兵所杀。
端方兄弟去世后,其京城房产也被人纵火烧毁,遗属为维持生计,被迫变卖他生前藏品。
端方生前曾在1905年为清末立宪出洋考察,又担任过负责东南洋务外交的南洋大臣,因而结识了很多欧、美、日多国的社会人士。
端方死后,觊觎其藏品的生前好友纷纷而至。其中美国学者福开森以端方生前挚友身份作掩护,诱骗端方之子以二十万两白银将整套商朝青铜器卖给他。
端方遗孀则将毛公鼎质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当时古玩界有些人也想低价收入,到处造谣惑众,声称该鼎其实只是陈介祺仿造的赝品而已。谣言炽盛之际,华俄道胜银行为慎重起见,派出专人去潍县陈氏后人府上,借调陈介祺当年铸造的毛公鼎仿器进行比对,发现仿器不仅重量有差异,造型与铸工也很粗劣,最终断定所收质押之物绝对是真品。经过这场风波,毛公鼎名声大噪,身价倍增。
不久,由福开森做媒,找到端方遗孀,表示英国记者辛浦森愿意出价五万美元,但因遗孀嫌价太低而没有成交。
洋人觊觎,志士护宝
毛公鼎质押华俄道胜银行的消息,令国内一些爱好古玩的人士忧心忡忡:国宝随时都有流向海外的可能。
1926年,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来到端家,表示愿以非常优惠的利率,代端家到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毛公鼎,改转质押给北平大陆银行。端家掌门人表示同意后,谈荔孙立刻前往华俄道胜银行办理转赎手续,将毛公鼎运回京城存放入北平大陆银行。
对毛公鼎始终念念不忘的福开森,又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叶恭绰,表示愿向其借资出款,请其出面将毛公鼎从北平大陆银行赎出。
热爱收藏的叶恭绰闻听此言,当即明白福开森想据毛公鼎为己有的真正用意。为了打破洋人对毛公鼎的窥伺,叶恭绰联系了暨南学堂(现暨南大学)首任堂长郑洪年、光绪年间进士冯恕,商议定计保住毛公鼎。
叶恭绰在宣统元年由邮传部派赴欧洲游学,并考察铁路建设事宜。旅欧期间,他与端方六弟端锦同习铁路专业,交往频繁,交谊深笃。宣统三年,端方任铁路大臣后,当即起用叶恭绰任代理铁路总局局长。
郑洪年不仅与叶恭绰为广东番禺同乡,和端方也有一段交往。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办暨南学堂,令郑洪年出任首任堂长。冯恕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看到欧美列强因立宪而富强,对端方积极立宪的主张衷心赞同拥护。
三人或怀知遇之恩,或存念旧之情,对保护国宝非常热心。三人决定各自出资,合股买进毛公鼎。他们还约定,毛公鼎购得后仍存放于北平大陆银行。
到1930年,郑洪年、冯恕两人向叶恭绰出让了手中持有的毛公鼎股份。从此,毛公鼎所有权归叶恭绰独自拥有,但仍继续存放在北平大陆银行。
四年后,叶恭绰迁居到上海筹建“上海市博物馆”。次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出任董事长。毛公鼎也从北平大陆银行取出并运至上海保存。
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一片火海。叶恭绰眼见上海即将不保,决定暂时去香港避难。离沪前他将自己珍藏的7箱文物,秘密寄存于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内,其中一箱装的就是毛公鼎。
1940年,叶恭绰姨太太潘氏为侵吞他的财产,到法院大肆诬告叶恭绰。叶氏闻讯,急电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侄子叶公超代自己去上海应诉。在香港叶恭绰见到侄子后再三叮嘱:“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把它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失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去汪伪法院作为被告应诉。不料潘氏为求得胜诉,竟向日本宪兵队密报毛公鼎藏匿上海的消息。日本宪兵队得悉此情报,立刻上叶家搜查,结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把防身用的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他经历了三次审讯,遭受两次水刑与鞭挞,也未吐露毛公鼎的密藏之处。
为了脱身和躲避日寇继续追查,叶公超密告家人铸造出一只膺品毛公鼎交出。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完好无损地奉还于叶恭绰。
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1942年10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在上海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他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又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银行。后来上海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
尘埃落定,故乡再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交给“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上海市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毛公鼎被军统局保管处领回,从上海运至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保存。
同年10月,为期一个月的“文物还都展览”开幕,毛公鼎属于其中的重器展品。展览结束后,毛公鼎作为国宝重器被中央博物院收藏。
1948年,毛公鼎被清点后小心翼翼打包装箱,从南京中央博物院迁运往台湾基隆,上岸后押运到台中县“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馆联合管理处”保管。
1965年,毛公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陈放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中。
2003年,陈氏后人陈祖光前往台湾考察。在游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他惊喜地发现先人收藏的毛公鼎真品竟然藏身于此。
陈祖光原本就怀有重铸毛公鼎的心愿,如今亲见宝鼎更是心潮澎湃。由于博物院不允许拍照,陈祖光又五次飞赴台湾,凭着手绘和记忆来记录毛公鼎细节。第五次时,他带领铸造工艺师一起前往,让工艺师亲眼看看文物实样。
2008年,在众多专家指导下,本着尊重历史、复原历史的原则,陈祖光他们开始了艰辛的制鼎过程。
历时两年多时间,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毛公鼎仿制品终于完成。陈祖光特意捐赠给陈介祺故居万印楼一件,了却了心中夙愿。
今日,我们也可以在万印楼目睹“毛公鼎”的风采。
新闻推荐
刚才提到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中有好几家是曾经日本的银行，在沈阳的其他地方，还散落着一些曾经的银行建筑。与老建筑中常见的...
岐山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岐山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