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通益”精盐的兴衰
□石敏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因地制宜,选用了国内通用的锅熬法。制造程序是将粗盐置于池中注水溶解后,澄清沉淀杂质,然后将盐汁抽入锅中煎熬,再将浓盐汁烘干、漂白。这套生产工艺并不太复杂,但卫生条件要求严格。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创业者们深知试水新兴产业的诸多风险,因而在着手筹备期间便不惜重金,力求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还为生产系统配备了电机、抽水机、脱水机、烘干机、轧盐机、搅拌机、筛盐机、盐泥融化机等40余台。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机械,在当时却以空前的现代气息轰动了烟台全城。近些年来,经烟台地域文史学者的努力发掘,有关成立于1919年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渐被人们所知。该公司当年曾与名扬海内外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并驾齐驱,被称为烟台民族工业的两朵姊妹花。它不仅以先进生产设备、人性化管理体系领先时局,其审时度势介入精盐生产领域的勇气,以及以义取利的厚重睿智,更是倍受世人瞩目。应运而生捷足先登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原盐生产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顿。与此同时,海外精盐大量输入,国内食盐市场日趋萎缩,导致国家税收大幅降低。为此,国民政府于1914年3月颁布了《制盐特许条例》,适当放宽食盐专卖限制,允许民间从事精盐加工生产;同时也将准入这一新兴产业的基本条件逐条明示,如规定制盐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等。半年后又出台了《制盐特许条例施行细则》,为提高精盐质量制定了更详细的检验制度。
民国当局在食盐专卖这一传统禁区突然对精盐产、运、销网开一面,让烟台的工商业者林之友、孙岐山等人深受鼓舞。在他们看来,延续两千多年的食盐专营禁区,定有富矿可采。抢开放先机,虽有一定风险,但机遇可能更多。在对国内外精盐市场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后,他们于1919年9月决定集资筹建烟台通益精盐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天津,精盐加工厂及营业部建在烟台,厂址选在濒临海边的烟台西沙旺大街(新中国成立初年,肇泰公司迁入其旧址,现已拆除)。
当时山东境内尚无精盐产出,胶东沿海又盛产原盐。早在4000余年前,胶东半岛沿海百姓便学会汲海水火烧煎煮制盐。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莱州盐民首先开滩晒盐,虽新技术推广缓慢,沿海原盐产量还是逐年提升,可谓取不尽用不竭。作为海口城市,烟台海运方便,既有码头栈房满足仓储,附近又有广阔沙滩,厂区所在地毗邻海边,若用可在滩涂装卸的沙船运送原盐,更是近在咫尺。不仅如此,还可提供生产必须的燃料、电力等。
此时,国外加工精盐采用三种方式:锅熬法、洗涤法、真空罐制造法。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因地制宜,选用了国内通用的锅熬法。制造程序是将粗盐置于池中注水溶解后,澄清沉淀杂质,然后将盐汁抽入锅中煎熬,再将浓盐汁烘干、漂白。这套生产工艺并不太复杂,但卫生条件要求严格。烟台通益精盐公司的创业者们深知试水新兴产业的诸多风险,因而在着手筹备期间便不惜重金,力求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还为生产系统配备了电机、抽水机、脱水机、烘干机、轧盐机、搅拌机、筛盐机、盐泥融化机等40余台。这些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机械,在当时却以空前的现代气息轰动了烟台全城。其生产规模、先进程度,不仅在以手工业为主导的烟台街遥遥领先,即使在全国同业也是直逼翘楚。当时,年设计生产能力为40万担,但实际产量并不尽如人意。在1921年5月正式投产后,1922年至1929年,平均年产量为17.6万担。此后,经改善管理,产量逐年上升,到1936年,其年产量已居全国13家大型精盐生产企业的第二位。烟台的“通益”精盐,因质优价廉,不仅运销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还出口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建章立制厚德惠人就在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正式投产前夕,1921年1月,民国政府颁布了《盐质检查规则》。这是我国关于食盐检定的第一部法规,它将食盐所含氯化钠、水分等列出明确指标。同年6月,财政部还颁布了《检查食盐章程》,制定出统一的食盐卫生标准。半年之内,国家针对新兴的精盐产业,接连出台两部涵盖了产、运、销基本环节的国家法规,这对是年5月正式投产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来讲,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柄双刃剑。所谓新兴,即前无先例。企业对精盐的生产、销售、技术、质量等各部门管理程序,都面临着探索完善的过程。仅按法规严格质量检定一项,看似有利企业长治久安,实际面对全新设施,操作起来难有十分把握,稍有纰漏,依法就要罚款或停产。
烟台通益精盐公司早在创业之初,便将“改良制盐,注意卫生,籍以抵制日货”作为企业宗旨。正式投产后,公司经理林镜汀针对当时一流的生产设备,精心策划出与之匹配管理程序,从附属设备购置、各道生产环节操作规则、化检程序等,均有精细设置。为确保精盐质量,他还花重金聘请化学专家负责化验室日常工作,所需一切仪器药品无不具备。拥有如此装备的林镜汀,面对这几乎是与自己同时问世,而又步步制约的制盐法规,毫无怯意,反将其视为一种鞭策和机遇,顺水推舟,依法从严制定出本企业管理条例。他们从进场原盐化验到精盐产品包装,各道检验都设专人司职,使精盐质量稳定可靠,取得了用户信任。
在认真落实执行盐政法规的同时,烟台通益精盐公司举一翻三,将配备职工福利设施当成企业应有之义,努力为职工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如:为工人建立宿舍,每舍限定居住人数,列有名牌;要求人人讲究卫生,对所使用器具不仅摆放有序,还必须保持清洁,与洁净厂区相协调;为方便工人饮食,厂内设有馒头店及小卖部。为保障职工健康,厂区还设有诊察室、澡浴室及理发所;为便于工人学习、娱乐,还有讲演厅、报音台等各种设施。企业对雇工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奖惩、医疗、抚恤、解雇及工人宿舍、储蓄会、文体娱乐设施、员工教育等,都有完善的管理细则。这些今天看来也是和谐温馨的人性化管理,在当年的烟台企业中间无与伦比。这些诞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企业办社会”的举措,鼓舞了职工士气,也赢得社会赞誉。曾有参观者感叹:“一切管理,无不尽善尽美,诚可谓工业界之模范,堪置于人齿颊间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食盐是我国实行专卖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造成影响最大的商品。食盐专营制度始于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年代,盐税始终是国家控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地主管机构为护佑地域或集团利益,都对食盐营销颁布了种种法规,导致跨地区营销、使用食盐必将受到严厉行政处罚。民国年间虽开放精盐生产,却没有摆脱地域封锁传统,更设置重税严法,烟台通益精盐公司试水盐业之举,如同戴枷起舞,纵是殚精竭虑仍然步履艰难。如1933年山东盐运使在转发财政部训令中,责成各精盐总会按照各公司近三年销数,平均摊算分摊销额,每认定一担交整理费大洋一元。并派员进厂监查,违者即停止其行销……接二连三如此类整理,让生产企业苦不堪言。就连当时的治盐专家何纶凝也曾直言:“中国盐业犹在手工业时期,笨重而质劣,虽有小数精盐公司已用机器生产,限制极严,规模亦小。”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精盐工业既受官方扶植,又受官方限制的窘迫状态。
在市场销售受地方盐政、权贵排挤,厂内生产又受繁琐行业法规束缚的双重压力下,烟台通益精盐公司开始出现滞销现象,原盐仓储渐满,精盐市场萎缩,开工不足,勉强支撑到1940年。此时,烟台及中国沿海大片领土已被日军占领,日本洋行横行各地,各种日货包括用中国原盐生产的精盐,疯狂挤占大陆市场。将抵制日货列为企业宗旨之一的烟台通益精盐公司,顿时陷入灭顶之灾,万般无奈地关门停产,将短暂而辉煌的探索历程化作一串耐人寻味的故事。
(本文原刊于政协烟台市委员会主办的《烟台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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