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四圣村 刘燕博

延安日报 2020-12-06 00:50 大字

1970年夏天,麦收结束不久。香香的新麦白面馍馍还没尝够,就传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招工开始了!

一直都说安家落户,怎么刚来一年半就要走了?想起刚到四圣村时,老队长张林的话:“你们这些北京娃娃,不出3年就走咧!”真乃神人神预言。姜还是老的辣啊!

听说,来招工的是宝鸡铁路工务段。刚刚修好西安到宝鸡铁路复线,需要大批养路工。

我们对铁路的认识就是坐火车,什么工务段,什么养路工一无所知。只知道是吃皇粮、挣工资的。

接到通知,老乡和知青就分别开会。知青会议,北京带队干部老李让大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老乡们的会议是推荐和决定去工务段的人选。

说到北京带队干部,需要啰嗦几句。1969年春节,有些知青就回北京过年了。周总理听了一些高干子弟的汇报,觉得到延安的这些知青,普遍年龄太小,没人管理不行。于是选派了一大批干部来管理和帮助我们。每个村(大队)都有一位,公社和县里也有。来四圣村的是北京朝阳区房管局的李云山。

太贤公社有50多位北京知青到宝鸡工务段,四圣村有6名。我们北队是董哲民和我。

说实话,那时我干劲正盛,还真不想走。我对老李说:“村里的面貌还一点没改变,咋能就这么走了?”老李笑笑说:“别傻了,靠个人能改变什么?能走,赶紧走。”

又是“姜还是老的辣”。

不过,当时和我一样“幼稚”的不是个别人。我的发小曹露慈在吉林插队,她姥姥在江苏老家无人照顾,她妈妈把她办回老家。江苏的自然环境和条件比吉林不知好多少倍。

“那时我真觉得自己是逃兵。为此内疚了好几年。”曹露慈不止一次谈起这件往事。

名单定了,接下来就是到县城医院体检。别的都很顺利,连担心的视力也是0.8和0.9,也算过了。就是到辨别颜色的环节,真是傻眼了。一张五颜六色的图片问我是什么?就是五颜六色的点点,还能是什么?大夫把图册往远处一推,写下“色盲”。离远了,我倒看出是头牛。又试几次,都是远了才看清。大夫把“色盲”改成“色弱”。

这下麻烦了,宝鸡工务段招工的张安国主任说什么也不要我了。

“我们是铁路,天天都要看信号,你红绿不分,那哪行啊!”他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对我说。

张主任到太贤公社要求换个人。

“他,你不要。那50个人你就都别要了!”公社的北京带队干部王凯和杨霆春态度坚决。老王和老杨经常去李云山处,而我和老李住一个屋,自然也熟悉。关键时刻够意思,一句话决定了我的未来。

于是,我这个“次品”就混进了宝鸡工务段。

临行的前一天下雨了,还挺大,不能下地干活。乡亲们和知青挤在饲养室“老板爷”的屋里谝闲传,也算是为我们送行。聊着聊着,心细的小胖子突然说:“你们的箱子可都没捆,托运到宝鸡还不得散架了?”

“是啊,没辙呀。”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来的时候箱子都是用草绳捆得结结实实的。可草绳早当柴禾烧了。

“这会儿上哪找草绳去?”我无奈地说。

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但都不靠谱。

“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到那儿就有工资了,买新的。”董哲民一向大大咧咧。

贫协主席有礼叔一直蹲在门口“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只见他在鞋底敲敲烟袋锅,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只见有礼叔从村外走来。背着一捆重重的青草,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棉袄“滴答滴答”地落着水珠。农民一般就是两套衣服,单和棉。天一凉就穿上棉袄。

“他家又没养羊喂兔,砍那么多草干啥?”

“这么大的雨,也不怕浇出个好歹?”

大家议论纷纷。

晚上,有礼叔扛着一捆草绳来到我们窑洞。还是那件湿漉漉的棉袄,头上的瓜皮帽也未干。

“快把箱子绑结实,弄坏了怪可惜的。”说着,他把草绳往地上一撂,转身就走了。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连句“谢谢”都没来得及说。

原来,有礼叔听到我们说箱子没有草绳捆,就跑到南村亲戚家借来编绳子的机子,又冒雨到沟边砍来蒿草,为我们编草绳。

50年过去了,有礼叔背着草在雨中艰难前行的镜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中,不敢忘,也忘不了!

陕北乡亲真是太好了!

9月17日,全村的男女老少簇拥着我们,把我们送到村口,千叮咛万嘱咐,句句惜别。房东赖赖的奶奶,近80高龄,塞给我一个装着煮鸡蛋和白面饼的口袋,反复叮嘱:“到新地方人生地不熟,照顾好自己。有难处了就回家来。”

支书、老队长和青壮朋友,几十个人一直把我们送到5里外的太贤公社,和我们依依泪别。

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四圣村!有插队这碗酒垫底,今后什么样的酒,我们都能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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