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陈忠实 □冯积岐
三年前四月二十八日,宝鸡市作协邀请我去宝鸡参加《宝鸡文学》六十年首发式,我和徐岳老师一同前往。在路上,我们俩人谈论最多的是陈忠实老师的健康,疾病一直在折磨他。我和徐老师都曾去医院看望过,都目睹了忠实老师忍受着极大痛苦的样子,都感叹他那惊人的意志力,都担心能否捱过难熬的日子。四月二十八日夜晚,我突然失眠,连续吃了两次安眠药,而且吃过量了,可是,到凌晨四时还未入睡。清早起来,给妻打电话,妻说她也失眠了,三点才睡着,七点半又猛地醒来了。果然,我刚走进徐岳老师房间,莫伸就告诉我,陈老师走了。我一听,立时木然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赶紧拧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平复了一下情绪,方才下楼去吃早餐。我的动作变得迟钝而机械,思维仿佛停留在一个点上:这是真的吗?不一会儿,全国各地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这是真的吗?真的,恩师真的走了。两天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四月二十九日,我去陈老师家吊唁,当我和妻子共同抱住陈老师的老伴王翠英失声痛哭时,我的心在颤抖。我给朋友们发短信说,你们是不可能理解我和陈忠实老师之间的感情的。他的善良、真诚、正直、敢说、敢怒甚至敢骂的真性情,只有他的朋友们,他的弟子们,他的同行者才会感同身受。他的人格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
我和陈忠实老师初识于1985年。那一年,省作协召开创作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作为一个年轻的农民,我是第二次走进省作协参加这样的会议,面对那么多大作家,我瑟瑟缩缩,坐在会场的角落里,不敢说一句话。轮到了陈忠实老师发言,他谈到了作品的立意和主题的开掘,话语虽然不多,但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是十分受用的。陈老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那双犀利但不失温和的目光,是爽朗而坦然的笑声。
1988年4月,我再次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大门,受聘于徐岳老师主编的《中外纪实文学》杂志当编辑,那时候,陈老师住在白鹿原下他的故乡西蒋村正在写《白鹿原》,我们很少见面。那年夏天,陈老师戴着一顶颜色灰白的草帽,走进作协院子,我们只是相互打了个招呼。后来,我才知道,他除非有什么重要会议,平日里不到作协来。有一年冬天,徐岳老师邀请陈忠实老师去乡下给一个村支书写一篇文章。陈老师从乡下回来后,来到了编辑部,对徐岳老师说,事情没弄成。徐老师问他是咋回事,陈老师抽了两口雪茄,爽朗地一笑:我在人家的房子里等了半早晨,人家睡着不起来,把人冻得不行,我就走了。陈老师短短地叹息了一声说,现在的村支书“牛逼”的很,他随之点上了雪茄,没再说什么,他并没有恼怒村支书的无礼。到了1994年夏天,我已经在省作协干了七年临时工。由于徐岳老师和陈忠实老师的努力,作协党组决定给我解决进入体制问题。我记得,那是夏收之后没多久,那天的太阳很大,陈老师领着我去省政府人事厅,面见厅长。到了省政府院子,只见一个人在水泥地面上把晒好的麦子收拢,正在扬场,我随口问陈老师:你会不会扬场?陈老师一笑:看这小伙,咱是农民,啥农活儿不会?扬场、犁地、撒种子,样样活儿打不住手。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陈老师闲聊,他告诉我,他和我一样,吃了好多苦。天还没亮透,他就拉着架子车去大雁塔那边买酒糟,回去喂猪。一架子车酒糟几百斤重,他一个人拉着要走五六十里路,才能到西蒋村。他在公社里当半脱产副书记那时候,和农民一块儿砌水渠,他站在泥地里,把七八十斤重的石头端上端下,一干就是好多天。我做过十几年的农民,对陈老师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切的感受。
到了省人事厅,见到了厅长,厅长招呼陈老师坐下。陈老师坐也没坐就说,找厅长有一件事,这小伙叫冯积岐,小说写得不错,是个人才,就是公职问题没解决,材料已经报到省厅,你看能不能给解决?厅长把我的名字记在了他的台历上说,陈主席放心。陈老师没再多说一句,和我一起下了楼。八月份,省人事厅发文,将我特招为省作协干部。
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办公室和陈老师在同一栋楼同一层。每逢周六和周日,一栋楼上,只有我和陈老师依旧照常“上班”,每年的“五一”和国庆节长假或者正月初一到初七,只有我和陈老师守在办公室,不是读书就是写作,于是,我们聊天的机会也多了。下班前,我总是要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去坐一坐。每一次到他的房间,他不要我接水泡茶,他把茶水泡好,递到我跟前,吩咐我抽烟。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小说选刊》杂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当代作家的作品?陈老师说,读一读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写什么。我和陈老师谈起了一篇被评论界抬得很高的中篇小说,我对这篇小说提出了异议,陈老师说,小说我看了,是写干部弄虚作假的,就这种题材,五十年代早已写透了,现在还在写,能写出啥新意来?陈老师谈起了作品的思想性。他说,不论啥题材,只要思想深邃,就会出新意,思想苍白,你玩的花样再多,也不顶啥。对陕西的作家和作品陈老师都有独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决不人云他云。和陈老师每一次交谈,都对我有启示。
1992年,我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到陈老师家里去,想讨一些“秘法”,我知道,他刚写完《白鹿原》。陈老师说,写长篇之前,要准备充分,这就看你准备的啥,你准备的砖瓦水泥,就盖大瓦房;你准备的是土坯,就盖土厦房。陈老师的说法和许多大师的说法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就写什么样的作品。陈老师的话语不多,但使我茅塞顿开,我不再犹豫,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沉默的季节》。
2007年元月,我的长篇小说《村子》出版,我给陈老师送了一本。那天,我出了作协,去大差市邮局发稿,刚走到建国路口,电话响了,我没听清是谁,就问了一声:谁呀?电话中传来了陈老师干脆爽快的声音:我,忠实。我说,陈老师有啥事?陈老师说,没有啥事,我正在读你的《村子》读到第100页,忍不住,给你打个电话,写得好,真好,确实好。我说,谢谢陈老师夸奖。陈老师只说了一句,好好写,就挂了电话。过了不久,陈老师又和我谈起了《村子》,谈起了那天打电话的事,他说,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打过这样的电话。他说,你写的那一段生活我也经历过,我也想写,我没有写,你写出来了。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他的谦恭使我感动,他对一个学生的赞赏,使我感受到了一个大作家的坦诚、直爽和对艺术作品的真知灼见,我感动的是,陈老师对我的作品的理解,对一个晚辈作家的理解。他那如炬的目光能穿透厚重的雾霾,看清人和事的真相。
一个人要使别人畏怯、害怕你并不难,可是,一个人要使别人尊敬你却不容易。陈忠实老师的为人和为文使我十分尊敬。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一样,在中国文坛树立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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