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沈渭滨先生与陈旭麓先生
2014年4月，先师沈渭滨先生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后记”说：
本书写作初期，恩师陈旭麓先生得知我有将鸦片战争的起始年改为1839年之想，立即写信给我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信中指出：“1839年与1840年的关系是头发与头的关系，我们要说的是“头”，不是“头发”，当然也要注意“头发”，不是“秃子”，不知你以为然否？”先生的教导，犹如醍醐灌顶，我立即驱府，与先生多次讨论，终于改变了我先前的看法，决定彻底改写吧，把全书定位在时贤著作中语焉不详的“头发”上，专讲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以及英国策动侵华战争的原因。
陈先生给沈师的信写于1988年8月30日，是1996年出版的陈先生文集所载陈先生致沈师最后一封信，3个月后，陈先生就驾鹤西去。陈先生文集收载其致沈师书信自1981年11月5日起，有44函之多，是文集收载最多的收信人。沈师与陈先生关系，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9月陈先生推荐借调沈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之前为第一阶段，此阶段沈师作为中学教师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虽然与陈先生相从甚密，但毕竟主业为中学政治教师。此后到1988年12月陈先生去世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沈师先是在徐家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办公楼与陈先生一同办公，师生共处，自然其乐融融；后陈先生回华师大，沈师到学校上班，空间上的分离，书信往还不少。陈先生去世到沈师去世为第三阶段，此阶段沈师致力于宣扬“新陈代谢”体系和陈先生年谱长编与传记的写作，虽费心费力，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也成为沈师的终生遗憾。
沈师大学期间已决意从事辛亥革命研究，陈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研究大家，自然是沈师追慕的对象。1961年毕业那年，他聆听陈先生辛亥革命史演讲后，深为陈先生所折服，将陈先生作为终生的导师。1963年曾报考陈先生研究生，惜未能考取。但从此不断向陈先生请教学习与研究中的问题，与陈先生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沈师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和上海县共管的七宝中学，担任高中专职政治课老师。教课之余，他从未忘记他的学术理想：“哪怕工作再忙，我总要抽空看自己的专业书。中学里我一直担任高中班主任，每天晚上陪学生上完晚自习，安排学生关灯休息后，才回家，接着再坚持看三小时的专业书籍，做了大量笔记”。撰写《辛亥革命史稿》，购买阅读历史专业书，往母校上海师范学院资料室、华东师范大学资料室看阅资料，拜见陈旭麓、魏建猷、汤志钧、方诗铭等师辈。将已撰成的《辛亥革命史稿》部分手稿请陈先生指教，陈先生极为称赏，建议在结构上予以调整。
沈师也时时拜访陈先生在师大新村的住处，日记中不时有拜访陈先生不遇的怅惘之绪。沈师的才华与对史学的痴迷也深为陈先生所赏识。1971年陈先生被借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上班，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后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接受编纂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任务，因金冲及、胡绳武等已调北京，此事也由陈先生领衔主持。陈先生感到编写人员不够，于1975年9月借调已发配到华漕中学的沈师到复旦，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12月正式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进入《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由此，沈师职业角色由一个中学政治课老师转变为著名大学历史系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历史教师，沈师也得以与陈先生一起工作，请教机会也就更多。
沈师主要负责《中国近代史》第二次鸦片战争部分的撰写，分《亚罗号事件》、《英法联军进攻与天津条约》等节目。初稿完成后，沈师负责全卷的修改，这一工作从1977年10月开始，到翌年1月中旬，第一卷修改完竣，在日记中如是说：“第一卷三十万字均已改定，此书我虽仅写六分之一，但全书统稿凡四月，花尽心血，内中甘苦惟有我知。”因受时代的影响，该书质量不高，用作教材又太繁杂，最终未能出版，真正枉费了主持人陈先生、沈师及各位撰稿者的心血。在此期间，因有人传言沈师既不去学校参加运动，修改文稿又非常缓慢，怀疑他在搞“私货”。
《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不在五角场复旦大学本部上班，而是借徐家汇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办公。“文革”结束后，《中国近代史》编写组是留历史研究所还是回复旦，“颇费周折，众心不一，工作也无法开展”。1977年2月曾定下分两摊，杨立强、李华兴、陈宗海等回学校，沈师在日记中记载说，他虽以回学校为愿，但考虑到时所里仅剩下陈旭麓先生一人“不妥”，乃决定以所为主，学校有事亦去。
最终陈先生未能调去复旦，回到华师大，沈师到五角场上班，师生不能在一起，空间上的距离自然需要鸿雁来连接。从陈先生留下的致沈师44通信函看，陈先生对沈师极为器重。陈先生完成宏文《论“中西体用“》之后，有将“新陈代谢”写成论文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计划。1982年6月23日信中说：““新陈代谢”第三部分请你继续动笔，全稿在暑假内搞完，否则拖到下学期，太久了。你以为如何?”7月31日信中说：“老左那里，有“中体西用”顶上去，十月发，过得去；我仍希望下半年继续完成“新陈代谢”，时间挪后些，对左不食前言，你看好吗？”看来，“新陈代谢”一文陈先生曾允诺《历史研究》编辑左步青先生。次年3月25日，陈先生信函中说：
昨天仔细读了“新陈代谢”稿，你对我的想法有补充，有订正，这三部分我想再加点工就可以了。希望你一鼓作气把其余两节写出来，以了去年许下的文债，也正式亮出“新陈代谢”的蓝图，一大功也。
沈师完成了“新陈代谢”部分稿件，陈先生似乎很满意，并鼓励他一鼓作气完成另两节，以正式亮出他的“新陈代谢”蓝图。此后，论文似乎写好寄送给左步青，《历史研究》有修改意见。1984年4月2日信函说：
上两周章鸣九同志来谈了一个上午，对“新陈代谢”稿提了些意见，其中说到和已发文章的论旨有出入，还建议“外来变为内在”单独写，修改量较大。我想在给“近代哲学史进修班”的课讲完后再考虑修改。
将近两年时间，“新陈代谢”一文没有最终成稿，可见陈先生对他自己一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很是看重，要求也很严格。其后相关“新陈代谢”论文一事不再是师生讨论议题，反而使“新陈代谢”书稿的撰写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7日信中说：“月内，我们找个时间谈一次。“新陈代谢”第一章怎样写，一直没有想好，最近才定下了架子，已分交两个研究生写初稿，算是起步了。”此后，学生们分头撰写初稿，沈师不仅负责其中两章，而且还负责部分章节的通稿。但可惜的是，1987年7月沈师脉管炎发，迁延至次年才开刀，未能如期完成初稿。
陈先生写作过程中或写成的一些著述，也会请沈师提意见。《中国近代史词典》是陈先生花费不少心血的作品，其序言的撰写，陈先生曾在信函中说：“我写了个简单的草稿，到底怎样写，也想和你商量一下。”为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所写序言，也请沈师“斟酌”，并说“后面提的两个问题，写得是否合适，更请你推敲一下”。为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所写序言、“说海派”等“短文”，清样请沈师看看。《中国文化之谜》序言小样，也寄给沈师“提意见”。对于《文汇报》发表的《反思，也要一点反反思》，陈先生说：
《文汇报》那篇谈“反思”的短文，本来想先给你看看，你会提供一些意见的，因为你的住地太远，我身边没有小杨那样的人能效驰驱。你善于捕捉问题，这回你又捉牢了“意识形态内部的中体西用”一语，近代后期的许多人大抵是这样的“中体西用”思想。由你的捕捉和建议，我想进一步研讨这个题目，在以后撰文时阐发这个思想。
当然，对沈师，陈先生也是提携有加。1980年沈师与杨立强合作在《历史研究》发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陈先生高度评价该文说：
从掌握资料到分析问题，都下了扎实的工夫，是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过去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偏重工业资产阶级，很少研究商业资产阶级。此文就上海商团成立的经过及其在辛亥革命时光复上海的战斗作用，作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论述，促进了对近代中国商业资产阶级的研究。继此文之后，出现了广州、武汉商团及苏州商会研究的文章。
沈师1982年出版的《洪仁玕》一书，是陈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的一种，也是沈师第一本单独出版的作品，虽仅8万余字，却是当时最详尽的洪仁玕传记。陈先生评论说，该书“对洪仁玕一生的经历、行事、思想及其坚贞的节操，写得井井有条，有很大的可读性，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读物。其中对《资政新篇》的评述，有独到见解，并对洪仁玕“经考五科不售”等事迹作了考订，因而亦具学术性”。
当然，沈师与陈先生的交往中，学术之外，更洋溢师生情感。沈师常常到陈先生家叨扰，也曾邀请陈先生到他家小叙。1984年沈师父亲去世，陈先生致信宽慰：“惊悉尊翁弃养，好在福寿全归，希节哀。”1988年，沈师母亲逝世，陈先生致函说：
你的老母又随老父而去，虽然他们都已高寿，无遗恨于人间，但为人子者总不免“亲不在”之痛，何况你自己又在病中!近来我颇多生老病死的感叹，人要超然物外很难。
对于沈师的脉管炎，陈先生更是多次写信了解情况，派学生看望，并想亲自到七宝看望，但“怕公共汽车拥挤、周转，又怕反而扰累你”。师生之情跃然纸上。
陈先生不幸去世后，沈师先是与周武合作撰写《薪尽火传——悼念恩师陈旭麓先生》，并大力传扬陈先生的新陈代谢体系，撰成《略论陈旭麓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新体系》、《<新陈代谢>与当代中国史学》等，其中，尤以他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所撰“导读”最为重要。沈师在《导读》中分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变，从蒋廷黻等代表的“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中经“毛泽东－范文澜通史体系”、“历史新时期的史学改革潮流”等，发展到陈先生《新陈代谢》以社会史会通的近代史体系，并对陈先生的体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新陈代谢》是“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且还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对于蒋廷黻一书，陈旭麓先生早在1987年为岳麓书社版撰写《重印前言》时就曾予以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掀起不小的波澜。因此马勇曾说：“沈老师接续乃师陈旭麓先生的讨论，对蒋廷黻及其近代史给予极高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过去二十年中国近代史学界推崇蒋廷黻以及现代化研究模式，陈旭麓先生、沈渭滨先生是最重要的两位推手，学术界从他们两位那里获得了不少启示。”
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前言最后，沈师说：“最令我负疚的是，因为我安排教学、写作和编撰本卷的计划不善，从接受任务到成书付梓前后达十余年，致使敦促和教导我的陈师、魏师未能亲闻书香。告罪之余，只能以此卷的出版表示深切的怀念了。”他常常以陈先生为榜样教诲学生，晚年致力于陈先生的年谱和传记编撰，一次接受记者访谈谈及梦想时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恩师陈旭麓先生的年谱，在此基础上再写出传记……若在有生之年能完成此项工作，即可算梦想实现，死而无憾。”但因资料等多种原因，先生的梦想并未实现，留下陈先生年谱长编1949年前部分定稿和大量的草稿与残稿。
1993年，沈师出版了他一生最为重要也是第一部专著，不仅题献给陈先生，而且在后记中如是说：
自从1961年我首次聆听陈师关于辛亥革命史分期与研究方法的讲演后，我就一直把他视作终生追慕的导师。1963年曾报考过陈师的研究生，惜乎未能录取。此后，又多次向陈师求教过学习与研究中的问题。1975年我试写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就经陈师过目和评判。后来与陈师接触多了，更是经常得到指点与开导。回忆往事，恍若眼前。现在当此书付梓之日，陈师已离我等驾鹤仙去几近四年。兴思及此，能不流涕?
为文至此，陈先生已仙逝30周年，沈师也归道山三年又七月有余，天人相隔，“能不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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