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1942年冬离沪入蜀日期小考
1942年，青年黄裳（1919-2012）飘泊在上海，过着“醉梦时多，醒时少”的日子。黄裳后来回忆道：“当时是珍珠港事变之后，日寇及伪方势力已侵入租界……政治压迫不断袭来，交大随时有改换招牌之虞……大家都觉得上海住不下去了，我是想到重庆交大去续学，（黄）宗江则希望到重庆去演戏。当时商定一行四人间关入蜀，我与宗江外还有南开同班的周杲良和宋希（亦即宋淇Stephen C.Soong，林以亮之弟）。”（《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
黄裳一行四人1942年冬离沪赴川，到底是“哪一天”离开上海的，有四种说法，其中三种来自黄裳本人。“哪一天”纯属支节末梢，我却以为值得考索一番，不必大动干戈，材料就在黄裳的文章里，只须花一点儿工夫摸排推算，“哪一天”就能锁定了，这个过程非常令人享受。
黄裳先生
流传最广引用最多的是“一九四二年冬”说（有时省略“冬”）。黄裳多次写道：
“《锦帆集》记录了我从1942年冬离开了上海后的两年中间的流浪生活。”
“三十一年冬，我们一行四众，经过南京、徐州、商丘、洛阳、宝鸡入蜀。”(1946年12月20日上午四时《跋〈卖艺人家〉》)
“1942年的冬天，我带着一个“逃亡者”的心情第一次路过这个城市（南京），只停留了两天。”“三十七年以前一个冬天的薄暮，我和一个朋友从秦淮河畔走到了鸡鸣寺。”（1980年1月12日《重过鸡鸣寺》）
“这次的重登扫叶楼，在我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但至今还不能忘记的是1942年冬去四川途经南京时的第一次来访。”（1980年2月7日《扫叶楼》）
“一九四二年过南京，那正是汪精卫开伪府于金陵的时候。”（2000年五卅《南京情调》序）
“一九四二年入蜀，回到了重庆九龙坡的交大。”（2003年9月24日《寻找自我》）
“一九四二年入蜀以后，写作不多。” “一九四二年冬，为了驱遣客中寂寞，忽然写起无题诗来，前后得若干首。”（2004年12月16日《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
“一九四二年离沪之前，他（柯灵）对我的行止也是完全了解的。”（2007年1月29日《忆旧不难》）
新近创刊的《掌故》，载有励俊长文《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此文很有意思，作者乃资深“黄迷”，将黄裳暗恋黄宗英的故事描画得如泣如诉，至少我大受感动。我又禁不住与友人聊起读励文之感受，开玩笑地说，黄宗英健在，既然已经费了这么大的考证功夫，还不如直接找黄宗英求证“确有此事”或“确无此事”呢。作者在黄裳离沪入蜀的时间上亦不假思索地说：“一九四二年的冬天，他和黄宗江一行结伴离沪去大后方。”其实，作者已经非常接近考证出黄裳离沪的具体时间了，也许是太沉湎于黄裳情诗的缘故，竟然让那句关键极了的“想起了昨天的别宴，她们都上了妆”滑了过去。
黄裳先生1940年代留影
说来“一九四二年冬”不算什么大错，可是稍嫌笼统和模糊。1942年1月、2月甚至3月都可归为“冬”，11月、12月也属于“一九四二年冬”，一头一尾差着八九个月呢。换言之，“一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二年秋”和“一九四二年秋”都不会引起岐义，惟独一年里有两个半拉子的冬天，在表述上不如改为具体的月份较为妥当。
另一种说法来自黄裳1953年填写的“简历”：“1942.11 由上海入重庆 证明人黄宗江。” 按常理“简历”的准确性要高于晚年的回忆录之类，盖“组织”可不是好耍的。1953年离1942年不过十来年，黄裳的记忆也不会差到哪去。可惜呀，这个日期与黄裳的另一种说法抵啎——“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离沪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月，1943年初到达重庆。”（《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
“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离沪的。”这个说法有明确的时间，即“1942年12月8日”。此外还有一个旁证支持，同行的黄宗江（1921-2010）也是这么说的：“黄裳与我，少年同窗于天津南开……“七七”事起，校亡于日侵，我们迫做少年游于“孤岛”沪滨。……太平洋战争周年日，我们又一同入川。”（《贺黄裳书展》）黄裳黄宗江两位当事人的“一二·八周年”说，按常理说应该是铁证如山了吧，可惜呀，事实上“一二·八周年”说是站不住脚的，除非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要开二十几天。
第四个说法来自邹霆、李润新合撰《黄宗江传》（见载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第一辑）：“黄宗江之所以在自己事业的上升时期，脱离上海戏剧圈，远去多雾的古渝州“开码头”“闯江湖”，一切从零开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宗江认为自己在上海戏剧界，“名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大网，不日张来，失节堪虑”……于是，就和老同学黄裳一道离沪，沿着陇海，宝成铁路线，向天府之国进发。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黄宗江告别了纸醉金迷的“夜上海”。”
这个说法是宋希於兄提供给我的，一开始我认为“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最不足采信，随着摸排推算的深入，这个日子上升到最有可能是黄裳一行离沪的日子，我真感觉后怕。宋希於兄1989年出生，年纪轻轻，考据功夫却十分厉害，多次挽救和修复我的硬伤。我与他开玩笑：“成语辞典特为你加了一个词：后生可畏。”下面的几步推算也有宋兄的提示，我年长他太多，实在不好意思掠美。
青年时代的周汝昌（左）与黄裳（右）
现在来演算一下“哪一天”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黄裳在《白门秋柳》写道：“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我们踱进去看，里面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三六九》（戏剧刊物），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人间味》。在屠刀下面的“文士”们似乎还很悠闲地吟咏着他们的“人间味”，这就使我想起“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的话来，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在无声中，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我存有全份《人间味》，它的创刊号是1943年元旦出版的，黄裳看到的是创刊号。换言之，1943年元旦前或后的那几天黄裳一行四人才刚刚抵达西行第一站南京，这也是我上面所说“除非上海到南京的火车要开二十几天”的依据。再换言之，《人间味》创刊号须提前二十几天出版，才能够赶得上迎候“一二·八周年”启程的黄裳。据此两点，“一二·八周年”说理应排除。
黄裳们在南京待了三天，《白门秋柳》里写道：“所有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是那几天正在开着什么会，“冠盖满京华”的缘故。”据宋希於的查考，“那几天”有大约这样几个会在南京召开：“1月9日，汪伪发布《国府宣战布告》，声称“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南京新闻界、文化界召开座谈会。汪伪宣传部于12日通令停演英美电影。”“1月13日，汪伪改组行政机构。”“1月14日，汪记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伪六届五中全会。”因此，黄裳们很大可能是1月9日至14日这几天在南京。换言之，“1943年1月8日”离沪的黄裳们才有可能既赶上《人间味》新鲜的创刊号，又因为“冠盖满京华”而住不上“像样一点的旅馆。”
“1943年1月8日”说之所以脱颖而出，还有赖于黄裳在《过徐州》里的这句话：“这时正是阴历的腊月初旬，集市里陈列着各色的布匹，铜器。”查万年历可知“1943年1月6日是腊月初一，1月15日是腊月初十。”因此，黄裳们1月6日至15日（腊月初旬）之中的某几天在徐州。从前往后推算，1月8，9，10日三天在南京，11，12，13日三天在徐州。从后往前推算，1月15，14，13日三天在徐州，12，11，10日三天在南京。这是满打满的算法，再刨去乘火车的时间呢，“1943年1月8日”说，应该站得住脚了。换言之，“一九四二年冬”很遗憾，你被排除了。
黄裳和好友巴金
西行之川资，一行四众顶属黄裳这份来之不易：“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周黎厂正逼稿甚紧，当时年少气盛，不免有点狂，气闷之余，就想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卖稿的决心。”(《来燕榭集外文》后记)
周黎厂即周劭（1916-2003），他在《古今》杂志“周年纪念特大号”（1943年3月）上写有《一年来的编辑杂记》，其中写到黄裳：“他似乎很厌弃上海，常常说要走，但又常常不走，结果是一声不响的一走了之。……在最近，他才从途过徐州的时，给我一张明片，寥寥几个字，又不着地址，使我无从回信，但因此，方才使我知道他已北上了。”黄裳《过徐州》有两句提到明信片：“W买了两套徐州风景的明信片”“W也写好了明信片。……都准备第二天托X先生给寄回上海去。”
既然利用《白门秋柳》《过徐州》两文便能够确定下来“1943年1月8日”是黄裳一行离开上海的日子，那么后面的路程(黄裳“入蜀记”之三《宝鸡——广元》)，我就省事了，黄裳写得非常详细而且记有日记，黄宗江也有《君子》一文记叙：“大年下困在宝鸡，没有盘川再往前走，发出电信去，等人救济。连吃饭的钱都挤不出来了，中午就吃一顿窝窝头，倒也挺香的。”
说起来，我父亲1946年2月的出川路线（重庆至上海），正与黄裳入川路线同。父亲是受中华书局委派前往上海接管中华书局，父亲“途中日记”自二月二十一日记起，三月十四日晚抵达上海，共计二十余天，而黄裳入川好像费了更多的时日。父亲三月六日日记：“汽车带我们到谷水，算是任务告终，我们只得另想办法到洛阳。雇了一辆四马大车装运行李，我、周、钱、刘诸君分乘驴子四匹，十一时抵洛阳。陕川至洛阳一百五十五公里，路程足足走了两天半，才告完成，和重庆至广元六百二十五公里也不过走三天路程，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今天住宿洛都旅馆，该馆清洁整齐，堪称洛阳第一家。下午购票至开封，火车站上拥挤异常，我们买到三等票，七日上午八时开车去汴。”请注意这句“重庆至广元六百二十五公里也不过走三天路程”，据此大概就能够推算出，黄裳抵达目的地重庆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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