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中之魁”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盂鼎、廿三祀盂鼎，出土于宝鸡市眉县，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铸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同时出土有大、小两个盂鼎，大的被称为大盂鼎，小盂鼎已佚，仅有铭文拓片传世。
西周青铜器中名列四大国宝重器的、闻名遐迩的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雄伟，工艺精湛，是目前出土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堪称西周“鼎中之魁”。
大盂鼎器厚立耳，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下垂，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中型鼎的典型式样，使人在典丽堂皇中感受到威仪万端的宏大气魄和森罗之象。
其内壁铸有长篇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同《尚书·酒诰》篇的记载相吻合，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对盂（铸器人）的训诰、册命史实。大意为：康王向盂叙述了周初文王、武王等先王立国经验和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一定忠心辅佐王室，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中，令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对盂的赏赐中有1700多名奴隶的记载，为研究西周历史及分封制、奴隶制留下了珍贵史料。另外，铭文中还有“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之语，体现了周人的天命观。
其书法端严凝重、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笔画有波磔，浑厚雄壮而不失秀美朗润，体势严谨中又可见流逸灵动，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宏的格局，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居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精妙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世人所看重。
大盂鼎一出土，就被清道光时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鉴买下。因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此后，围绕着这只宝鼎的异闻趣事，风风雨雨一直不断。在宝鼎流传辗转的岁月中，总伴随着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近二百年来，有人利欲熏心，为占大盂鼎而遭血光之灾；有人为护此鼎，家道中落，历尽坎坷，却守得住心中一腔正气而享誉千古。其中，最让人称颂的就是潘氏几代人为护鼎而历经磨难的故事。
据说，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得到大盂鼎，后来，为表感谢，赠予当年对他有援手搭救之恩的潘祖荫。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潘祖荫在世时位高权重，鼎尚安全，至其故，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宝一起，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大盂鼎被视为潘氏传家之宝，绝不轻易示人。但觊觎之人不少，其中蠢蠢欲动者，尤以两江总督端方为潘家大患。他曾挖空心思强夺大盂鼎。后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革命党人所杀，大盂鼎才逃过一劫。
民国初年，垂涎大盂鼎的事也时有发生。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潘家曾回绝一位专程来华商谈求让大盂鼎的美国人，不为对方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的重金所动。但到了抗战时期，苏州沦陷。此时，潘祖年也已作古，潘家皆妇孺，无主事之人，如何保住大盂鼎成了难题。此时，潘家后人不乏忠义之人，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潘宅一时成了日军搜查的重点，但经过反复搜查并掘地三尺，均无所见。而整个过程中，潘家参与埋藏这些宝物的人，包括留在沦陷区苏州的潘家佣工、看门人，无一人向日军告密，大盂鼎终得保全。
1951年7月，潘家后人潘达于将大盂鼎和另外一件清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的青铜重器大克鼎，一起捐献给了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馆。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从此大盂鼎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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