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大儒李柏隐居的红崖头村本报记者 祝嘉
李柏（ 1630年 -1700年），字雪木，号太白山人。他是明末清初的西府大儒，长年隐居耕读，每日布衣蔬食。他是心怀天下的关学传人，终身著书立说，毕生忧国恤民。他与同时期学者周至人李颙、富平人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 300多年间，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而李柏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9月 26日，在一个烟雨蒙蒙的秋日，记者前往李柏的故里——眉县槐芽镇红崖头村，寻找这位隐士在山林中的点滴故事。
探访 一座荒草丛生的古祠
红崖头村是太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但由于水源稀缺、土地贫瘠，村民不得不在棕红色土崖边的窑洞里，过着“借着吃，打着还，跟着碌碡过个年”的苦日子，久而久之，红崖头便被人们当作这里的村名。每遭年馑，村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举家出逃，冻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
很难想象，生长在这样恶劣环境里的李柏，是如何做到淡泊名利而唯好诗书的。他的追求之高远、思想之深邃，不仅在当时名扬四方，更在后世备受推崇，清光绪十九年（ 1893年），在邑宰毛鸿仪的主持下，自称“后学”的邑人王建瀛、宋国均、王登瀛、曾师孔等人为李柏修建了“雪木祠”，并邀关中理学大师贺瑞麟亲自题写碑记。贺瑞麟是何等高人，为何肯为李柏撰文？在红崖头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军成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隐匿在村里的雪木祠一探究竟。
雪木祠分为前殿和后殿，前殿为献殿，题额“佑启我后”，后殿为正殿，题额“道继横渠”。由于年久失修，两殿均已严重受损——屋顶破漏，山墙歪斜，门窗佚失，加之近期持续降雨，祠堂已然危如累卵。有村民在祠堂外绷起隔离带、挂上警示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今年 60岁的村民李新民自称是李柏的后人，他对先祖的祠堂如此破敝不胜唏嘘，慨叹说：“我们想要修缮，却又无能为力，再不加以保护，祠堂迟早要塌毁……”
两殿间荒草丛生，矗立着四通石碑，分别记录着新建和翻修前后殿的背景、过程和参与者，其中，刻于清光绪十九年的石碑，便是由贺瑞麟撰文、王登瀛书丹。贺瑞麟在文中计数并称赞李柏道：“先生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尤与二曲（李颙，号二曲）、天生（李因笃，号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故当时如太华三峰鼎立天外。”
聆听 一段正气凛然的人生
雪木祠里的石碑上，理学大师贺瑞麟自称为李柏“后学”。李柏究竟有何作为，能让后世如此推
崇？带着疑问，记者来到红崖头村村史馆。据村史馆文字编辑、红崖头村退休教师朱生明介绍，李柏自幼受父亲影响，对陶渊明和陶诗情有独钟，曾在书斋前栽种五棵柳树以效仿陶渊明。他天资聪颖、记忆非凡，十岁便能赋诗作文，本村人都称他为神童。然而，由于父亲病逝，李柏家道渐衰、生活窘困，但母亲见儿子好学上进，料定他将来必能成大器，便昼耕夜织地资助他入塾读书。 1644年，李柏得中秀才，准备大施拳脚、一展抱负，但就在这
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吴三桂引兵入关，清朝建立。李柏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化，由积极的出仕报国转为消极的遁世隐居。 1652年，李柏的母亲病逝，他不愿为清廷效力，毅然辞职还乡，隐居于太白山，躬耕田园，攻读诗书，长达 38年，恰似当年的陶渊明。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文章，有的抨击时弊，有的体恤民情，表现出他卓越的思想和才华。康熙皇帝十分赏识李柏，曾以重金厚礼聘他入朝为官，但每次邀请都被他严词拒绝。李柏不给皇帝面子，康熙一怒之下命令封锁太白山，禁止任何人甚至一支笔、一滴墨、一片纸进入太白山。即便如此，李柏依然坚贞不屈，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槲叶上赋诗作文，最终著成流芳后世的《槲叶集》。
康熙读到李柏写在槲叶上的文章不觉称赞，遂颁诏将这些篇章整理成集、精装成册，并御笔题写书名《槲叶集》。李柏去世后，康熙封他为“太白山神”，又在《槲叶集》扉页御书《太白山神槲叶集》，后来乾隆皇帝改为《太白山人槲叶集》。
“李柏有才气，更有骨气！”朱生明说，“他愿为百姓请命，始终体现着爱国爱民的思想，这与张载创立的关学主张一脉相承。这样一位有抱负的大儒，无愧于‘道继横渠\’的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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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眉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