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剪纸漫笔

甘肃日报 2019-09-11 05:08 大字

鹿李玉巧

幸福树于小燕

丰收果安梅霞

陆志宏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剪纸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属南北朝时期(公元386—581年)的团花剪纸。陕西陇县也发现了唐代贴在陶罐上的剪纸。而甘肃除了在东汉铜连枝灯上看到剪纸的影子外,再也没有早期剪纸的信息。近日,翻阅一本《敦煌图案集》,无意中发现了五代(907—960年)时期的剪纸,这幅曾藏于莫高窟藏经洞的“宝物”让我欣喜,敦煌无愧为世界艺术的宝库,那里什么宝物都有。

在静宁、会宁、通渭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多年前我见到了一个名叫刘俊莲的中年妇女,她的家算不上富裕,但她年年都在剪剪纸,用别人用过的旧报纸、账本、课本、作业本等废纸料,保留着祖辈们传承了多少代的文化结晶。看她剪的作品,无一不散发着古老的文化气息,闪烁着人类童年纯真本性的艺术灵光。我问她这些剪纸是自己凭想象剪的?她回答说“是照着姨姨的样子剪的”。我问她这些神秘图像的含义,她大多答不出来,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我想在她姨姨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位老人已经去世。老人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剪的,只有这个外甥女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好,刘俊莲原原本本地照前辈的样子剪着、留着。她是那一带几个村子里唯一还剪“花儿”的女人,也是唯一贴“板檐子”(碗筷板架——编者注)的女人。面对这个极朴实的农家妇女,接过她慷慨送我的所有剪纸,当时我的喉咙哽塞了。我得到的不光是有精美图案的“贴花”(当地人称剪纸为“贴花”),而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手踪”。

整理刘俊莲的剪纸,我始终激动不已。《龙生虎养凤打扇》,不正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吗?《鱼蛙碗》不正是母系社会图腾的遗存?《鹿鹤同春》不就是古人“物候历法”的具体反映?《龙戏凤》《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鱼泛莲》等不正是男女之情的隐喻?《老鼠吃西瓜》《蝶闹瓜》不正是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了的生殖崇拜的表现?

在刘俊莲的剪纸里,我还发现了一幅《鲤鱼跃龙门》的作品,这与距她百里之遥的定西内官的王秀莲的同名作品很相似。更让我吃惊的是在千里之外的陕西蓝田县、山东滨州等地发现的《鲤鱼跃龙门》,从内容到构图,从形式到风格也有着惊人的相似(相比之下刘俊莲、王秀莲的作品更精致、更完美)。我再一次翻阅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剪纸,发现无论题材内容或风格流派,只要那里有的陇中均有。这使我看到陇中剪纸是一门“多元”的艺术。这种“多元”性,自然是交流的结果。那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剪纸在民间是如何交流的?

首先陇中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汉唐至明清,丝绸古道上步履匆匆的商贾不仅运送着各地的物产,也传播着南北风情,这其中自然包括剪纸及与剪纸相关的文化。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快了剪纸艺术在民间交流的步伐;陇中又是李唐王室的祖籍所在地,君临天下后的陇西李氏势必会将“娘家”的文化带到关中及中原;再后来,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乱,使中原、关中文化倒流西部,陇中一带也必然会留下文明往返的痕迹,那里的剪纸也就被刘俊莲、王秀莲们所接受。正如著名学者、中央美院教授吕胜中所说:“在历史的演进中,文化的延续时刻面临着多样的选择,陇中的剪纸也肯定不会是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化标本。陇中剪纸的风格是多样的,有粗犷豪放的写意式;有缜密精细的工笔型;有简略概括的结构;有繁缛复杂的装饰。通过这样的现象可以看出,陇中是个集结融汇多样文化的地方。多样的风格让我看到了不同地域、民俗乃至作者的鲜明个性,似乎这里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气候。”

如今陇中这块大地上有无数个刘俊莲和王秀莲,她们剪过数不清理不完的剪纸。这些丰富多彩的剪纸如同一棵扎根黄土大地的大树,令人无限迷恋神往。仰望这棵大树,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枝干从根到梢,盛开着鲜花,满结硕果——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不正是极富生命力的主题,它讴歌着生命,高唱着情歌,是一幅生命崇拜的画卷。

陇中的黄土地是神秘的,在这里蜿蜒流淌着黄河、洮河、渭河,它们如同母亲的乳汁养育了中华文明,也浇灌滋润了陇中剪纸这棵大树。今天,这棵古老的大树仍然根深叶茂,它承载着我们的信仰、理想,寄托着我们的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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