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剪纸漫笔
鹿李玉巧
幸福树于小燕
丰收果安梅霞
陆志宏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剪纸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属南北朝时期（公元386—581年）的团花剪纸。陕西陇县也发现了唐代贴在陶罐上的剪纸。而甘肃除了在东汉铜连枝灯上看到剪纸的影子外，再也没有早期剪纸的信息。近日，翻阅一本《敦煌图案集》，无意中发现了五代（907—960年）时期的剪纸，这幅曾藏于莫高窟藏经洞的“宝物”让我欣喜，敦煌无愧为世界艺术的宝库，那里什么宝物都有。
在静宁、会宁、通渭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庄，多年前我见到了一个名叫刘俊莲的中年妇女，她的家算不上富裕，但她年年都在剪剪纸，用别人用过的旧报纸、账本、课本、作业本等废纸料，保留着祖辈们传承了多少代的文化结晶。看她剪的作品，无一不散发着古老的文化气息，闪烁着人类童年纯真本性的艺术灵光。我问她这些剪纸是自己凭想象剪的？她回答说“是照着姨姨的样子剪的”。我问她这些神秘图像的含义，她大多答不出来，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我想在她姨姨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位老人已经去世。老人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剪的，只有这个外甥女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好，刘俊莲原原本本地照前辈的样子剪着、留着。她是那一带几个村子里唯一还剪“花儿”的女人，也是唯一贴“板檐子”（碗筷板架——编者注）的女人。面对这个极朴实的农家妇女，接过她慷慨送我的所有剪纸，当时我的喉咙哽塞了。我得到的不光是有精美图案的“贴花”（当地人称剪纸为“贴花”），而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手踪”。
整理刘俊莲的剪纸，我始终激动不已。《龙生虎养凤打扇》，不正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图腾吗？《鱼蛙碗》不正是母系社会图腾的遗存？《鹿鹤同春》不就是古人“物候历法”的具体反映？《龙戏凤》《孔雀戏牡丹》《狮子滚绣球》《鱼泛莲》等不正是男女之情的隐喻？《老鼠吃西瓜》《蝶闹瓜》不正是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了的生殖崇拜的表现？
在刘俊莲的剪纸里，我还发现了一幅《鲤鱼跃龙门》的作品，这与距她百里之遥的定西内官的王秀莲的同名作品很相似。更让我吃惊的是在千里之外的陕西蓝田县、山东滨州等地发现的《鲤鱼跃龙门》，从内容到构图，从形式到风格也有着惊人的相似（相比之下刘俊莲、王秀莲的作品更精致、更完美）。我再一次翻阅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剪纸，发现无论题材内容或风格流派，只要那里有的陇中均有。这使我看到陇中剪纸是一门“多元”的艺术。这种“多元”性，自然是交流的结果。那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剪纸在民间是如何交流的？
首先陇中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汉唐至明清，丝绸古道上步履匆匆的商贾不仅运送着各地的物产，也传播着南北风情，这其中自然包括剪纸及与剪纸相关的文化。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快了剪纸艺术在民间交流的步伐；陇中又是李唐王室的祖籍所在地，君临天下后的陇西李氏势必会将“娘家”的文化带到关中及中原；再后来，由于接连不断的战乱，使中原、关中文化倒流西部，陇中一带也必然会留下文明往返的痕迹，那里的剪纸也就被刘俊莲、王秀莲们所接受。正如著名学者、中央美院教授吕胜中所说：“在历史的演进中，文化的延续时刻面临着多样的选择，陇中的剪纸也肯定不会是某一历史时段的文化标本。陇中剪纸的风格是多样的，有粗犷豪放的写意式；有缜密精细的工笔型；有简略概括的结构；有繁缛复杂的装饰。通过这样的现象可以看出，陇中是个集结融汇多样文化的地方。多样的风格让我看到了不同地域、民俗乃至作者的鲜明个性，似乎这里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气候。”
如今陇中这块大地上有无数个刘俊莲和王秀莲，她们剪过数不清理不完的剪纸。这些丰富多彩的剪纸如同一棵扎根黄土大地的大树，令人无限迷恋神往。仰望这棵大树，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枝干从根到梢，盛开着鲜花，满结硕果——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不正是极富生命力的主题，它讴歌着生命，高唱着情歌，是一幅生命崇拜的画卷。
陇中的黄土地是神秘的，在这里蜿蜒流淌着黄河、洮河、渭河，它们如同母亲的乳汁养育了中华文明，也浇灌滋润了陇中剪纸这棵大树。今天，这棵古老的大树仍然根深叶茂，它承载着我们的信仰、理想，寄托着我们的幸福、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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