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书籍究竟承载了什么

韦力的微信头像是一头猛犸象。据说，猛犸象体重可达12吨，曾经是陆地上生存过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距今约1万年前，猛犸象陆续灭绝，这被视作冰川时代结束的标志。用它做自己头像的韦力说：“是的，在生活观念上，我是灭绝动物。”

这意味着，与其说他活在当下，不如说他总是活在过去。他在红尘中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在他天津和北京的住所里，有他多年来收藏的10万多册古籍。

京城的书商、书店老板、藏家和拍卖行大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个书痴，多年来到处寻找各种古籍的下落，寻觅和古籍有关的古人的踪迹。他对藏书楼和藏书楼主人的了解，远胜于对眼下的时兴事物。几年前，为了寻访一块古碑，他甚至在意外中永失左脚。

不在外寻访的时候，他每天像时钟一样按点到工作室阅读古籍、整理古籍，写关于觅书、看书的文章，家里人则帮他整书、上架、除尘。他不看电视，全家人也都跟着不看电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被占有和阅读的故纸堆，成了他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不过今年，这个避难所也被忽然而至的疫情撼动。

韦力 1964年出生。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万册，著有《觅宗记》《觅诗记》等。

当下如何定义读书的意义

解放周末：疫情使城市生活暂停了一段时间，您熟悉的一些书店、书商、书友近况如何？

韦力：我前不久看到布衣书局的老板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请求书友援手。一开始我以为书店经营遇到困难，后来点开一看，是书店的实体店租约到期，老板要在4月底前找到新的店铺，必须在短时间里完成选址和搬迁。本来大家都知道，实体书店的生存面对不少压力，这次疫情，又增加了它们的困难。

像这次，因为疫情的缘故，布衣书局的许多工作人员久久不能完全到岗。我听说现在全凭老板一个人在处理订单、打包邮寄等，疫情中进出不便，还要马上找到新的合适店铺也不容易。虽然政府对实体书店有一些补贴，但仍然令人不免担心，许多书店要面临生死存亡问题。

解放周末：面对忽然而至的灾难，亟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此刻谈书店的存亡，谈论安静地读书，它们的重要性何在？如果此刻读书，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读书”的意义？

韦力：从实用角度看，相对活着所需要的其他东西，读书从来不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书店也好，书籍也好，从来不是必需品，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除了生存之外还需要生活。人需要生活得有质量，这种对质量的需求，就是精神的需求。

固然人的肉体一旦湮灭，他的所思所想也没有了载体。但只要人还有一口气，总是同时需要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滋润。

面对疫情，谁都有恐慌感。但人不能一直生活在这种状况下，起码不能任由自己一直恐慌下去。且大多数普通人，既不能去前线救死扶伤，也不能在后方参与研发制药，对改变现状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改变现实，只能改变面对现实的态度，这就需要我们的精神世界有力量，需要读一点书。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总需要信心，相信一切正在经历的，终究都会过去。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活在世界上，能有点乐趣，源于这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外部环境好像按下暂停键，对个人来说，反而是个读书的好时机。此刻哪怕读一点闲书，平复心绪也是好的。或者读一点能增加本领的书，便于疫情结束后提高自己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事。

虽然疫情还没有彻底度过，但我在书中获得了慰藉，从而可以去选择相信，人们今天遇到的种种难关，包括书店遇到的所有难关，必将过去。

2019年9月，“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研讨会在作家书店举行

书籍究竟承载了什么

解放周末：疫情刚发生时，您状态如何？

韦力：当然是慌的。我做事挺有计划的，一般会把之后几个月的事情都安排好。明年是孔子逝世2500周年，所以我前几年已经和出版社商量好了，要以寻访的形式，写三本关于孔子的书。本来计划二三月份去山东，四五月份去河南，我提前把车票、旅馆都订好了，但疫情暴发，一下子哪儿都不能去了，票也都退了。

一开始我觉得很烦躁，在家里，就算捧着书也看不进去，但等心情稍微平静点后，我决定去我的工作室拿一点书来作整理。我家住在北京朝阳区，我的书放在工作室，在丰台区。刚想去的时候，听说我工作室所在的小区有了确诊病例，这下连工作室也不能去了。所以最后，我索性在家，把别的一些拖欠的书稿慢慢完成。我这个人贪大求全，过去好些书稿开了头都没完成，这次有了时间，正好慢慢都补上了。

解放周末：17年前，您也是在家靠看书度过“非典”的非常时期的吗？

韦力：对，当时我在北京经历了整个“非典”时期。那时北京的情况比较严重，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人走到外地都令人侧目。但这次疫情波及的范围更大，人们的恐慌程度也更强，我能感同身受着作为武汉人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压力。既然是同胞，就不应当在人家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

从历史的长轴上看，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即便发生令人恐慌的事，最后也会成为过眼云烟。就是这种想法，支撑我的信心。我也要坚持做好我手头能做好的事，这大约也是疫情期间，一个读书人最好的选择。

解放周末：历史上，不少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也曾见证包括战争、饥荒、瘟疫在内的重大历史时刻。不管他们多么爱护书、多么看重书的价值，当外界发生变化时，藏书人本身也难以独善其身，又如何保护这些书呢？

韦力：过去藏书家说，书有四恶：水、火、兵、虫。因为古籍都是纸张，纸张最害怕水淹、火烧、战争和虫蛀。水火还算可防，虫蛀也能控制，但战争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古人对书籍的保护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海宁的藏书楼衍芬草堂，为了保护书籍，主人蒋氏把书藏在了祖坟里。又比如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把书装在船里，跑了很多地方，就是希望这些书不要因为外在时局的影响失传。许多藏书人自己淡泊名利、省吃俭用，几代人守护着这些书。为了什么呢？这也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访藏书人的遗迹和藏书楼的原因。

一方面，大家常常说，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多么多么伟大。但究竟多么伟大，我们如何印证呢？大都需要靠典籍。可是保护这些典籍的人，我们却常常遗忘了他们。不管自身遭遇什么，藏书人都会守着书，因为他们相信中华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要保留下典籍，才能让后人、让别人知道。

这些藏书家，散尽家财，有的甚至舍去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书，他们保护的不仅是书，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文化记忆。

记忆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周末：我们常常会说到记忆的重要性。在遇到一个理应被历史记住的人物，或者经历一件刻骨铭心的大事后，大家都肯定地说“历史会记住”。但其实，历史常常是善忘的。历史的真相有时就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消失了，有很多本应被记住的教训也遗忘了。您在寻访古人遗迹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吗？

韦力：常常会有，常常失望。事实上，寻访古人的遗迹时，对我而言，失望的情况占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许多记录就靠文字传承，去实地探访一下后能厘清一些谬误；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设，许多古人的故居、遗迹都被拆除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作用。

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和记忆被抛弃的过程在作斗争后，我就缩小了寻找的范围。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遗迹，我就去找写书人和藏书人、藏书楼这个比较小的分支。

这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班固（32年—92年）的墓。当我们谈到中国的辉煌历史时，往往会谈到二十四史，会谈到《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而历史上仅次于司马迁的史学家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几年前，我在陕西宝鸡的扶风县找到班固的坟墓时，墓小到仅仅半米高，就是一个小土堆，三面玉米地。我看见以后极为失落。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班固不比很多人伟大千百倍吗？因为这种心理落差太大了，接着我就觉得不平：为什么我们就这样遗落了他？

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去浙江嘉兴塘汇乡百花庄村找清代藏书家朱彝尊（注：1629年—1709年，“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与王士祯并称南北两大诗宗。精于金石，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自称“拥书8万卷”。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藏书处名“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经连碑都没有了，但还残留一点墓前石兽。我说：能不能我出钱给他立一块碑？事实上也行不通。有时，寻访着寻访着，眼看着一些遗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我很痛心。

再比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注：1763年—1825年，所藏古今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因独嗜宋本书，藏宋版书达百余种，自号为“佞宋主人”。有藏书室士礼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在我心里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划时代的藏书家。几年前，我特意拜托苏州当地的朋友，找到了黄丕烈的故居，是在一个丝绸厂里。过了几年再去，发现丝绸厂被拆掉了，我当场就发火了。后来，那里又变成了酒店会所。至于黄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没有了坟墓的痕迹，只有遗址在。我之所以确认那里是他的墓，是因为有记载，他的墓边上是金圣叹的墓。现在，黄丕烈的墓址已经是一个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别的痕迹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寻访了2000多处古代文人故居、遗迹、墓地，并不是为了考据——我不是专业学者。当然，也不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我去寻找，就是因为他们存在过。他们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前辈，他们保护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我能有机会走到他们的墓前，鞠上一躬，让我成为一个有所敬畏的人，这已经是我的福分。

解放周末：那对公众而言呢？梳理这些记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

韦力:社会变革的速度很快，也许太快了。现在许多地方，看上去好像重视历史了，重视文脉了，开始挖掘城市记忆了，还会为了争夺名人故里的头衔发生冲突。但本质上，有不少人不是争论历史的文化价值，而是争夺名人的经济效益，所争夺的也不是真的文化名人，而是争夺具有社会关注度的人物。比如，有些地方去争一个潘金莲故里或者孙悟空故居，或者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故里，意义何在呢？就是争夺经济利益罢了，和文化毫无关系。

我感慨的是，现在整个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重视前所未有。红尘万丈下，去做一件没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为的确是灭绝动物才会做的吧。

在我自己寻访的过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非常感恩，但也没有遇到一个像自己这样的人，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同道来系统做这件事，所以我还是觉得孤独。

我能去拍照、走访、写书、出书，稍微呼吁一下公众来关注，也希望公众能记住。即便一个赫赫有名的藏书人的墓地最后变成了水塘，即便一座保护书籍的藏书楼最后变成了酒店会所，但起码还要有记忆留着，古人的精神追求也就不灭。

解放周末：为什么“被记住”这么重要？

韦力：站在生物学角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活着，如果就是为了死，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想，活着的意义，是在于一个人在世时创造的价值。如果他死后，他留下的财富、资源，大于他生前消耗的财富、资源，那么这份剩余的价值累积起来，最终就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我们古人说“三立”。一个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树，要立德、立言、立功。这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自己具有一个分子的价值。从社会学角度来谈，人类的进步，基于人类的记忆。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记载基础上才能完成的。

书籍的意义，就是帮助大家记住。即便一时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来，在需要看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么这份记忆，就有了价值。

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解放周末：7年前，您曾经在河南安阳灵泉寺寻访古迹的过程中受伤。那次事故对您现在的寻觅之旅有影响吗？

韦力：我原来是个身体特别好的人，现在左脚装了假肢，走路还行，去寻访古迹时，遇到要爬山爬坡时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7年前在灵泉寺，当石碑忽然砸下来时，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可以求助。我看到左脚流血不止，在地上找到一张塑料布扎住伤口止血，被路过的司机送到山下的医院。后来，就是因为这块塑料布太脏，所以导致伤口感染溃烂。等我被送到北京，去了积水潭医院接受治疗的那段时间，真是疼得昼夜睡不着。我前后经历了5次手术，看着我的左脚一次比一次截得短。

后来我好些了，到了康复医院，也没有办法看书，就让家人拿了藏书家潘景郑（注：1907年—2003年，藏书家，版本鉴定家。藏书楼宝山楼的拥有者之一。潘家私家藏书递传六代，藏书至30万卷）的手札来，一边做复健，一边点校了书。

解放周末：后来还去过河南吗？

韦力：我没有再去过事发地。大概在截肢两年后，我到开封去做了一个讲座，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到河南。实话说，当我重新站在河南时，心里还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处，在于不能改变现实。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靠心理折磨度过一生呢？有时，人最大的问题不是遇到难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头——死亡这个事也想清楚了，还有什么别的能扰乱心绪？

我所经历的意外，不禁让我想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古人说，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决定就不去管它了。现在我到处走访寻觅的频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赶紧在活着的时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这次疫情来袭，更加深了我的判断。

2016年，在第七期上观读书会上，藏书家韦力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对谈。

解放周末：现在您的芷兰斋藏书规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请，您会邀请哪位藏书家，到您家的书斋看看？

韦力：我现在收藏的古籍，有10万多册。另外还有些新近出版的书，我作为工具书，放在我住处的书房。

我们国家的藏书历史，经历了一个从私藏到公藏的变化。古代是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概念的。书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书家的守护。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过去藏书楼的书都进入公共图书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没有像古代这么大规模的私人藏书了，也没有能和古代藏书家相提并论的藏书人了。

我的藏书的质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么。如果要邀请古代的藏书家到我家里来看，我会深感惭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时代的钱谦益（1582年—1664年）的藏书楼绛云楼（1650年毁于大火），也希望能邀请黄丕烈来我家看看，我想听听他对藏书的见解。

我还会继续觅书，寻访古人遗迹，也不一定要找到什么，而是给后人写下一点故事。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讲述的过程，即便其中有些人的功绩和贡献会被遗忘。而我们活着，通过找书、读书、写书，就是为了记住他们。

原标题：《“中国藏书第一人”韦力：书籍究竟承载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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