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东坡 四川首批十位历史名人之苏轼(二)

广元日报 2020-11-15 00:51 大字

刘乾辉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高中。

苏轼本来第一,但欧阳修阅卷时,认为此等文章,天下只有他的学生曾巩能写出。为避嫌,列为第二。就这样,苏轼“中枪”,屈居老二。

子曰:学而优则仕。圣人一言,特别是隋后,万千考生,走上了科举做官的险途。

才高八斗的苏学士,也未能免俗,挤上这趟明争暗斗的旅程。

苏轼仕途第一站是凤翔府判官,因是副职,有大量时间可自己支配。苏轼喜游冶,一进山中,往往好几日才返回。苏轼又喜建筑,建一庭园,作为官舍,前临水池,后傍亭台。还有一花园,种花逾三十种。

然好景不长,因妻子、老父相继辞世,苏轼按儒家礼制,返梓为父守丧。

待他再回京城时,英宗已逝,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雄心万丈,力挺王安石,君臣均想大干一场。就这样,一群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因政见不同,把宋朝的党争,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直至北宋灭亡。而他们自己,在宦海中时沉时浮。甚至,将他们的人性,不知不觉撕裂。

为便于理解人物关系,不得不介绍和苏轼命运休戚相关的三个皇家女人。

宋仁宗之曹皇后。宋仁宗共有三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但这些子女大多夭折,只有四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仁宗皇帝无亲生儿子继承他的皇位。无奈之下,景祐二年,仁宗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入皇宫,交由曹皇后抚养。后赵宗实改名赵曙,也就是宋英宗。

宋英宗之高皇后。年轻的英宗在治平三年十一月再次发病,十二月立长子赵顼为太子。太子生母为高皇后,太子也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之向皇后。宋神宗第六子赵佣,改名为煦,也就是宋哲宗,生母为德妃朱氏。宋哲宗早逝,无子。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立,是为宋徽宗。母陈氏,生徽宗后升为美人。立哲宗、徽宗,都是向皇后的主意。

神宗要改革,也是出于王朝的无奈。斯时,周边异族兴起,虎视中原。内部,机构相互掣肘,冗员庞杂,行政效率低下。

这个时候,名士王安石走上前台。

在士人眼中,王安石的口碑并非一边倒。苏轼的父亲苏洵,就看不惯王安石假惺惺的做派,写出著名的《辨奸论》。老苏给王安石的画像:“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竖刁、易牙、开方何许人也?乃春秋时齐桓公宠臣。为讨齐桓公信任,竖刁自阉,入宫做太监,服侍桓公;易牙烹自己亲生儿子,做肉羹,让桓公品尝人肉美味;开方舍弃卫国太子之尊贵,为桓公执鞭坠镫。此三人,皆不近人情,被一代名相管仲斥为大奸慝。然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仍然宠信他们。后桓公病,此三人乘机作乱,一代霸主被活活饿死宫中。老苏进而预言:“天下将被其祸。”可见,苏老泉对王安石印象特坏。后王安石母丧,在所有被邀请参加丧礼之人中,只有老苏拒绝参加。

纵然有反对之声,这场变法还是向前推进了。客观地看,青苗法、免役法等改革举措,在民间确有需求。但王安石操之过急,所用之人大多品行低劣。导致朝内迅速形成两派,支持变法者叫新派,如吕惠卿、李定、舒亶、邓绾、章惇之流。反对变法者叫旧派,如文坛一代宗师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有趣的是,王安礼、王安国反对哥哥王安石变法。

在这场变法中,苏轼数次上书,反对变法,神宗均未采纳。无奈,苏轼自请出京,到地方任职。苏轼漂泊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王安石当政,远非一帆风顺,期间两次罢相。这段时间,苏轼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回避朝廷纷争,仕途平稳。

特别是到职徐州时,正遇黄河洪水泛滥。苏轼几十天未回家过夜,在一线抗击洪魔,终于保住了徐州。水退后,他奏请朝廷,加固堤防,永久消除水患。并在外围城墙上,建高一百尺的黄楼。登斯楼也,既可察水势,又可览眺四周景物。苏轼之行政才干,由此可见一斑。

由徐州太守转任湖州太守,苏轼仕途上最重大的一次打击,无情地发生了。

按惯例,任职湖州太守,苏轼要上谢恩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原话,这谢上表要在朝廷的公报原文刊发的。当时官员,谁不知“新进”“生事”两词的特殊含义。此表讽刺谁、嘲笑谁,明眼人一看便知。在王安石变法旗帜下飙升起来的御史舒亶、李定之徒,便向苏轼发动进攻。

舒亶搜寻苏轼反对青苗贷款的几首诗,并附上诗集。李定罗列四条理由,说苏轼非礼朝廷,当诛。呈请神宗皇帝同意,派官员将在湖州任上的苏轼,抓回京师审问,乌台诗案发生(宋代御史台官衙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筑巢,故御史台又雅称乌台。苏轼因诗获罪关入御史台监狱,所以此案美其名曰乌台诗案)。

大诗人苏轼现今羁押在监,由长子迈给父送饭。父亲对儿子说,平时送蔬菜和肉。如有重大坏消息发生,则送鱼。言下之意,鱼表示掉脑袋之死刑。一次,迈外出筹钱,将送饭一事委托朋友。这位朋友当然不知他们父子间的约定,出于对大文豪之崇拜和尊敬,送了熏鱼。苏轼一看,便知事已无可挽回。当即给子由作两首诀别诗,交代后事。说今生兄弟之情未已,愿来世再做弟兄,并希望子由照看自己的家人。同时,表达对不起皇帝的眷顾,自己错了。

就在苏轼命悬一线之际,病危的太皇太后曹氏对孙子神宗皇帝说:“苏轼昆仲考中进士那一天,先帝说他为子孙选了两位宰相之才。如今,他因小人诽谤入狱,你不能冤枉好人。”

时任宰相、王安石亲家吴充进言神宗:“魏武尚容祢衡,圣上不纳苏轼也?”

赋闲金陵家中的前宰相王安石也上书皇上:“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其实,神宗只想惩戒一下对新法有怨尤的苏轼,以便将变法进行到底,内心并无杀苏轼之意。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将苏轼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并无权签署公文。这个结果,令舒、李大失所望。

除夕,在监狱呆了四个多月的苏轼,走出监狱,重见阳光。

苏轼的黄州时光,并不是暗无天日。相反,大诗人过得挺悠闲。悠闲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晃,神宗抛下他不舍的江山和为之打拼的变法改制,走了。继位的哲宗,年龄太小,祖母高太后摄政。

哲宗的年号是元祐,司马光回朝做宰相,旧党人物得势,新党成员遭贬。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苏东坡不完全赞同。比如免役法,东坡认为应当继续执行。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金陵。斯时,朝廷正矫其失,革其弊。病床上的司马光担心有人乘机诋毁,建议朝廷优加厚礼。

可见,王安石、司马光虽政见不同,但都是君子。他们心中,装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恩怨。

苏东坡回朝,短短八个月,官升三级,由第七级而跃至第四级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位置显赫,苏东坡拟的第一道圣旨,就是褫夺李定的官职,让他依礼为母守丧。第二道圣旨是斥逐吕惠卿。在东坡眼里,吕惠卿依靠王安石迅速爬升,后又出卖王安石,这等投机分子,就是小人。

不久,苏轼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正三品官员。这期间,苏轼还任一特殊职务--侍读,给皇帝授课,也就是哲宗的老师。这个学生,长大后把老师逐往天涯海角。

可以说苏轼迅速得宠,这一切,归功于哲宗的祖母--高太后的信任和提携。

元祐年间,无疑是旧党人物上了天,但并不意味着党争停止了。终北宋一朝,党争伴随这个帝国灭于金人之手。

不仅新旧两党相互倾轧,旧党之间也纷争不断。旧党分蜀党、朔党、洛党,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王岩叟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苏轼对文艺的钟爱,加之对政治的超脱,让他自认为超俗,没有党派。但他的政敌可不这样认为。朋党相互攻讦,势同水火。甚至为一件小事,也能干一仗。

司马光病故,事有凑巧,那天,正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斋戒之日。太庙大典之后,苏轼率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到故相国府吊祭。

理学家程颐拦阻道:“你们没读过《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句话,对于那时的读书人,可谓说得很重。类似于骂现代人为文盲一样。

苏轼当即回敬说:“《论语》上并没有说于是日歌,则不哭。”

一行人来到府上,不见司马光儿子出迎。一问,方知也被程颐依古礼禁止了。

苏轼顿时失去理智:“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

众人大笑,程颐羞得面红耳赤。

苏轼逞一时口舌之快,与呆板的理学家干上了。这可不是开罪程颐一人,而是和这一派结上了梁子。

公余,苏东坡组织或参与一个又一个社团活动。最有名的,当属西园雅集了。当时的十六位文艺大咖,都聚会于驸马王诜庭园中。李公麟作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李公麟、米芾,还有苏子由、苏门四学士。苏东坡作书,王诜在近处观看,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秦观忘我地听人弹琴……

程颐的门人贾易,还有很多宵小之辈,上表弹劾苏轼,因为高太后压着,不予理睬。元祐八年(1093年)秋天,随着高太后去世,苏轼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

哲宗亲政,许是压抑太久,他祖母任用的那一帮人,几乎全弃,新政又开始登场了。

章惇为相,首先拿苏轼开刀。现原文摘录罢黜苏轼的圣旨: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这道圣旨,说判了东坡死刑都不为过。如果把它译成老百姓俚俗的大白话,可这样表述:你苏轼骂我(哲宗)无所谓,你竟然骂我老汉(神宗)。你离间我父子恩情,哪有做臣子的一点仁义!……你苏轼妖言惑众,恃才逞辩颠倒黑白。这罪是你自找的,你怨恨谁呢?

苏东坡是贬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了。但东坡很快适应了南方生活,并且和当地士僧成了朋友。感觉贬谪生活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东坡的诗兴又忍不住了: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纵笔》迅疾传入朝廷,章惇读后,自言自语,你苏轼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哟。于是将东坡贬往更遥远的儋州。

这个章惇,元人编修的《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这个评价,不公。乌台诗案闹得正凶时,宰相王珪诬苏轼有谋反之心,并找出诗句“世间唯有蜇龙知”为证。神宗大惊。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进言:“龙者,并非人君专指,臣子也可自比为龙,诸葛就自称卧龙。”关键之时,章惇之语,对营救苏轼起了不小的作用。再看另一件事。哲宗二十四岁时,忽然病逝。向太后欲立赵佶,章惇说端王轻佻不可立。北宋亡于徽宗钦宗父子,事实证明,章惇看得准。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

从章惇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简单的好坏,直观的忠奸,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向太后摄政,暮年东坡好运来了,遇赦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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