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灭金：骑兵的终极版本
野狐岭：一战定兴亡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历时24年的蒙金战争（1211—1234年），其实在第一个回合就已决定性地分出了胜负。
金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大举伐金。此前，蒙古为了伐金时剪其羽翼，自泰和五年（1205年）始三次进攻西夏，大安元年（1209年）时更是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逼得西夏签下臣服纳贡的城下之盟。对蒙古人而言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西夏战事不利时曾求援于金，却遭致金国幸灾乐祸的拒绝，金章宗甚至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由此金夏同盟走向破裂，双方在强敌在侧的情况下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自相残杀。
面对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女真人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中原王朝式的消极防守——“修长城”，进一步加固前些年开始修建的金界壕，打算依托界壕边堡在中都西北和蒙古军打一场筑垒防御战，全无当年金军吞辽灭宋时“骑兵驰突，四通八达”的野战主义风采。
而讽刺的是，就在金军统帅独吉思忠“用工七十五万”加固西北路约三百公里长的金界壕时，大安三年七月，蒙古骑兵打来了，一举拿下了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西北长城防线由此全面崩溃。
一个最简单的军事逻辑是，无论金军处于何等的兵力优势，耗散在三百公里长的防线上就等于处处薄弱，只要成吉思汗集中数万兵力攻其一点，防线焉有不破之理。更何况，金军的金界壕防线还是临时抱佛脚，几十万民工暴露在蒙古军的刀锋下，一打起仗来就是雪崩式的溃逃，又如何组织有秩序的防御呢？
这也正如金平章政事徒单镒所说：“自国家与蒙古交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在蒙古军集中一点的攻势面前，金军分散兵力的消极防守战法屡屡受挫，而这只是第一次罢了。
西北防线瓦解之后，金帝国当时的统治者完颜永济（卫绍王）解除了独吉思忠的兵权，改任在金宋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完颜承裕为统帅。但完颜承裕干脆连据城打防御战的勇气都没有，将桓、昌、抚三州拱手相让于蒙古军（另一说为野狐岭之战后），径直退往野狐岭（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一线，似乎只有依靠险要的山势才能让金军有一战的信心。
三个坚城的失守让蒙古军在进行野狐岭之战时没了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是金帝国养马的牧监重地，失守对业已衰落的金军骑兵造成了致命一击，不过这是后话，稍后再作讨论。
大安三年八月的野狐岭之战前，完颜承裕手中号称有45万大军（一说40万），对阵成吉思汗的数万骑兵。但有理由相信，金军的这一数字有不小的水分，不仅说是45万人可能涉及夸大，并且金军中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此前修筑金界壕的民夫，无论如何，金军中有野战能力的“战兵”不太可能有40万人。事实上，按照金朝的军制，此时金军正规军的总数都没有40万人，还要兼顾辽东、金夏边境、金宋边境（两淮和川陕）等多个战略方向，又哪里可以拿出40万“战兵”放在野狐岭一隅之地呢？即使真有4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临时抽来的汉人“签军”，甚至是民夫了。
对于金军而言，野狐岭虽然是利于防守的险要之地，但与金界壕之战异曲同工的是，野狐岭也不是一个很狭窄的地理概念，金军在此仍然陷入了“分兵防守”的误区，山地作战还影响了金军各部的联络呼应，因此被木华黎一击即破。
事实上，“野狐岭之战”是由狭义上的“野狐岭之战”和距离不远的“浍河川之战”两战组成，甚至有说法认为，金军在野狐岭上只放了七千人，之后浍河川之战的规模更大，怯战的完颜承裕原就无心在野狐岭决战，短暂对阵后就迅速撤离到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但最终还是被跟踪追击至此的蒙古军打到全军覆没。
无论是“野狐岭”还是“浍河川”，有一点是明确的，金军的确在广义上的“野狐岭之战”中遭到了致命一击，“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
在野狐岭之战中，金帝国很可能是丧失了唯一一支可以机动使用的野战军大兵团，但如之前所说，40万人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虚数”，金军野战兵团的损失从数万人到二三十万人之间都有可能。
除了争议颇大的军力损失之外，此战对金帝国的伤害甚至是远超战役本身的。野狐岭之战后，金军在中都一带的兵力极度空虚，紧急从各个战场调兵回来“勤王”，特别是从作为龙兴之地的辽东也撤回来两万人。第二年（1212年），耶律留哥就在辽东发起了契丹遗民之乱，复辟了辽国；连锁反应随即而来，参加了野狐岭之战的金帝国大将蒲鲜万奴，攻伐耶律留哥失利之后，对金国前途彻底失望，于金贞祐二年（1214年）叛金，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成吉思汗自然不会错过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起兵的大乱时机，也在贞祐二年派木华黎进军辽东，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平定了辽东，金帝国自此彻底丧失了龙兴之地，上百万猛安谋克随之离散，导致了金国“基本武力”的进一步衰落。
野狐岭之战对金帝国的“国家威信”打击也是巨大的，让其陷入了四面起火的绝地。本就和金人撕破脸了的西夏由此坚定了对金作倾国一战的决心；山东河北一带的反金义军“红袄军”趁乱起事，短时内即成燎原之势，规模最大时竟至数十万；还有内乱，至宁元年（1213年），曾在野狐岭之战中惨败的胡沙虎发动政变，杀掉了卫绍王完颜永济，拥立金宣宗完颜珣为新帝，而正是这位金宣宗，日后做出了抛弃中都南逃的昏招。
当然，野狐岭之战对金帝国最直接的影响是，黄河以北至此成为蒙古铁骑任意驰骋之地，包括河北和山西在内的华北从此再无片刻安宁，金国的人口、农业，特别是财政陷入了持续失血的绝境。
作为金国都城的中都（今北京）也概莫能外。尽管金军在中都的防守异常坚固，蒙古军几次围城都未果，但动辄被围的危局还是彻底击垮了金宣宗的斗志和勇气，顶着百官和太学生的反对于1214年强行宣布迁都，南迁至南京开封。此举自然让金帝国的中枢得到了一定的缓冲之地，让蒙古军队的“斩首”行动变得不再那么轻而易举，但更大的危害是，迁都让金国包括中都在内的黄河以北守军军心沦丧。第二年（1215年）五月，蒙古军终于拿下了中都，金中都主帅完颜承晖服毒自杀，这也是蒙金开战以来擅长野战的蒙古军攻克的第一座有标志性意义的超大城池。
失去了中都和辽东之后，曾经人口高达5000万人的金帝国有效控制区实际上已经大幅缩小至当年北宋的北方地区，如果再考虑到红袄军此时在山东的如火如荼，金帝国政令真正可以通达的地区就只剩河南和陕西了。试问，仅凭这一小块地方，金帝国又如何展开复兴大计，更重要的是，拿什么去养活将要和蒙古人血战的几十万大军呢？
以上说的这几点，都是野狐岭之战后非常直接的连锁反应，从这一点上来说，《金史》评论野狐岭之战说“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绝非夸大之语。
在蒙金战争的第一年，双方主力军团的第一次正面决战中，此前看似庞然大物的金帝国不仅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从此片刻都没有脱离被动挨打的态势，更是提前注定了亡国的终局。
但野狐岭之战又不是“淝水之战”一类的灭国之战，毕竟，金国在战后还坚持了23年之久。因此，更有意义的设问是，在一战定兴亡的野狐岭之战后，金帝国何以苟延残喘到1234年，而不是“旋踵而亡”，其间甚至还出现过似是而非的“中兴”？
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
很遗憾，上述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与金国的“迷途知返”没什么大的关系。相反，金国还昏招迭出，在与西夏鏖战的同时，金宣宗还于1217年发动了侵宋战争，而理由居然是荒谬至极的“北失南补”，不仅空耗了国力，还损失了本可用于金蒙战场的宝贵生力军。金末汉族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叹息称：“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
此时，金国已是危如累卵，有效控制区仅剩下陕西和河南。以蒙古军前几年的进军速度而言，且面对的还是一支已被严重削弱的金军，如果全力灭金，至多也就是三五年的事情。
而金帝国之所以没有在野狐岭之战数年后就亡国，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唯一原因就是：蒙古军的主力突然从蒙金前线撤了。
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金贞祐五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全权指挥攻金。而成吉思汗亲率的蒙古军主力则在灭西辽后，发动了世界史上著名的蒙古西征，以十万以上的兵力，历时七年，一路打到了阿富汗、伊朗、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腹地，征服了中亚最强大的国家花剌子模，连带消灭了对方的40万大军。
成吉思汗为何在本有希望再加把劲就可以一举灭金的当口突然西征呢？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所谓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杀掉了蒙古使节，但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认为此时的金帝国是只待宰的羔羊，被灭掉只是早晚而已。除了眼前苟延残喘的金国之外，还有远方，而正是这更远的远方定义了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也就是说，灭金这样一个“小目标”对于此时的成吉思汗而言有些无关紧要了，他的野心和壮志远不是一个金国可以容纳的。
那么，西征的成吉思汗留给木华黎多少人用来对付金国呢？乍一看也不少，有十万人，但再一端详，这十万人中正牌的蒙古军只有寥寥1.3万人，而其他都来自汪古部、契丹和汉人。
但也就是木华黎这点人，依然一派全面进攻的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一度打得金国只有招架之功，更别提什么夺回战略主动权了。当然，正如前所说，金军趁着铁木真不在的确也干了件大事：进攻南宋。
但气势归气势，仅凭木华黎这点蒙古军，继续掌控战争主动权或许是足够的，但想要灭金就难度过高了，事实上成吉思汗很可能也只打算让木华黎牵制金军就足够了。木华黎一直到元光二年（1223年）去世前，都未能彻底摧毁金军的潼关防线和黄河防线，在攻陕西凤翔失败后病死。
土地越占越多，木华黎却又兵力有限怎么办？木华黎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分封汉人世侯。金宣宗南渡之后，山东河北一带原本心向金国的很多汉人地主武装眼见金国大势已去，纷纷转投蒙古，而在木华黎那里也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和自主权，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为元帝国赫赫有名的“汉人世侯”，甚至被赋予藩镇和诸侯一般的权力——管理某一地区的军事、民事、财政，以及设置僚属的世袭权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柔（日后在崖山之战中灭宋的元将张弘范之父）和史天倪、史天泽兄弟了。
为了对付“汉人世侯”的威胁，金人推出了一项对标模式：“九公封建”。所谓九公封建，就是分封九个地主武装首领，由此，金帝国得到了汉人地主武装的鼎力支持，这可是帝国末期的最主要军力之一。如果没有九公封建，金国会在河北、山东一带彻底丧失存在感，亡国的时间也可能会提前数年。当然，这依然是蒙古西征的派生品，如果蒙古军主力在，很可能“九公封建”还未来得及推出，金国已然亡国。
“汉人世侯”VS“九公封建”，在蒙古西征及之后的几年中，蒙金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代理人战争”，蒙金双方都用世袭诸侯的权位吸引汉人地主武装作为主力参战。一方是因主力去国万里，兵力不足；一方是因作为帝国基本武力的猛安谋克日渐衰落，不得不另辟蹊径。
至于再之后的大昌原之战、倒回谷之战、卫州之战这三次金军的标志性胜利，是否延续了以及延续了多久金国的寿命都很难说，即使有，也都是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时代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蒙古西征，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前就已完成了灭金大业。
当然，同样很合理的说法是，当蒙古大军主动放弃了一鼓作气灭金的时机之后，获得了喘息时机的金军从起初的巨大陌生感中走出，逐渐熟悉了蒙古军的划时代战法，稳住了阵脚。当蒙古大军再次大举进攻时，势必要付出比一开始更大的代价和时间，但因为实力过于悬殊，所谓“更大”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更重要的是，蒙古人本可以不给金军这个喘息续命的机会。
因此，可以断言，金国之所以能续命至1234年，将一场大概率在10年内解决的战争拖长至24年，快慢节奏始终都操控在率性而为的蒙古人手中，套用《三体》中那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何时毁灭你，与你无关”。
更残酷的事实在于，如果金军的战场表现比历史上更高一个层次的话，那么很可能激发起成吉思汗更强烈的征服欲，有可能就推迟西征倾力灭金了，如此，金国的亡国时间反而会提前。夸张点说，就是金军表现得差，反而“有助于”多活几年。
这对于身为东亚第一强国，曾号称“满万不能敌”的金帝国而言，可能是比亡国更为屈辱的事情吧。
失踪的女真铁骑
当蒙金战争爆发时，金军的孱弱程度可能让自信满满的蒙古人也大吃一惊，特别是金军完全放弃机动性的被动防守，以及严重缺乏韧性的一触即溃，完全颠覆了开国之初那支金军“坚忍”的历史人设。
这时候，一个非常合理的疑问是：那支曾经纵横天下的女真铁骑去哪了？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探讨。第一，作为金帝国基本武力的女真猛安谋克在短短几十年为何衰落如斯？第二，当年那支无坚不摧的金军骑兵，特别是冠绝天下的重骑兵去哪了，为何在蒙金战争中几乎看不到“铁浮屠”们的身影？
先说第一点。
《金史·兵志》说：“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1114年，完颜阿骨打定制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如同后世清帝国的八旗制一样，猛安谋克制度由此成为金帝国的基本军事制度。
然后，从金熙宗开始，女真人从上到下就开始了急速的汉化，海陵王完颜亮更是确立了汉地本位政策。女真社会的汉化在政治和文化上有诸多正面作用，但在军事上，对女真人传统的尚武精神可谓一次毁灭性打击。正如刘浦江先生在名文《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中所说，“仅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
王曾瑜先生在《辽金军制》中也写道，“金朝女真人的汉化程度高于辽朝契丹人，而金朝武运由盛转衰的时限也比辽朝短促”。
甚至，如刘浦江所说，“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海陵王末年，宋人曾讽刺金军称，“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到了金世宗时代，女真人私下对宋使抱怨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
尚武精神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女真人战斗力的急速下滑。刘浦江先生以金宋外交场合的“射弓宴”为例分析了金宋军人战斗力的消长，“双方在宴会上射箭以决胜负。金朝前期，金人在这种场合往往是胜多负少，然而从世宗以后，胜负就颠倒过来了”，“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有一次，金国派出了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这样的高级职业将领“参赛”，竟然还是输给了南宋使者。
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金代女真研究》中的估算，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金国可以动员的猛安谋克军已到了20万人左右，比开国之初有了不小的增长。但此时这支猛安谋克军却再也不是国初那支“精兵”，金大定八年（1168年），金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其中多不能弓矢”，可见猛安谋克战斗力的日趋下降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连侍卫亲军这样金军最精锐的部队都难以遴选。正如刘浦江先生所说：“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猛安谋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谋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对金的败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就如同清代中期之后清帝对八旗汉化的忧虑一样，猛安谋克的腐化也引起了金帝国上层的警醒。金廷重臣曾向金世宗指出：“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金世宗也深知女真人“不习骑射，不任军旅”，甚至破天荒地开始担心金军连宋军都打不过，“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耶？其令以时训练”。
而金世宗的盛世危言也被证明不是杞人忧天。正是在金国最鼎盛的世宗年间，南宋川陕一带的边将曾很不屑地嘲讽猛安谋克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而金军还真就“从善如流”地“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
为此，金世宗掀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这被陶晋生在《女真史论》中称为“女真本土化运动”，希望借此唤醒同胞的尚武精神，“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这一幕很难不让人想起康乾时代的“木兰秋狝”。
但金世宗的“国语骑射”式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到了金章宗时代，不仅迁居汉地的猛安谋克日趋文弱化，连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新女真”，素以勇悍著称的胡里改人也加入了汉化大潮，金军也等同于丧失了最后的原教旨意义上的“兵源地”。
既然作为帝国基本武力的女真猛安谋克不行了，金国还能依靠谁？
契丹人肯定靠不上。不是说契丹人不能打，讽刺的是，金代末期的契丹人因为汉化程度不如女真人，战斗力反而比女真人更强。但问题是，有灭国之恨的契丹人对金帝国能有几分忠诚？金世宗就曾有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金国历代皇帝对契丹人都留着一手，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这自然可以理解为防患于未然及深谋远虑，但这样做的最大问题，套用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就是，猜疑和防范会进一步加深契丹人的离心力，最终让金世宗的猜疑更加容易成真。蒙金开战第二年，契丹人耶律留哥就在辽东起兵，使金帝国葬送了龙兴之地；野狐岭之战后，以契丹人为主的“军”一度成为当时金军最有战斗力的队伍，金宣宗迁都开封时，还将军作为精锐部队护驾，后来军却在中都附近哗变，转投蒙古，使蒙古人得以顺利打下中都。
作为金国人口最大的组成部分，抽调汉人参军显然是一个办法。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出入的是，当地汉人对金帝国并非那么缺乏国家认同，更不是终日等着宋军来解放的夸张状态，金帝国的汉化至少在争取汉人人心上是有正面作用的，陆游所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只是文人的浪漫主义想象罢了。但问题是，金国的军制有很大问题，特别是抽调汉人参军的“签军”制度有点类似后世抽壮丁一般，刘祁在《归潜志》中曾批评称，“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女真猛安谋克“不习战阵”，契丹人“岂肯与我一心”，汉人又在签军制度下“号泣怨嗟”，因此，当蒙古大军入侵时，金帝国的尴尬处境和太平天国起兵时的清军极其类似了：满蒙八旗不能打，接班的汉人绿营也跟着腐化了。
可以说，金军后期赖以与蒙古军周旋的，主要是一些“杂牌”部队，但谁说“杂牌军”不能打呢，湘军不也是朝廷经制武力以外的杂牌军吗？
没错。在金代末期，最能战的部队就要数“忠孝”军了。忠孝军由“河朔各路归正人”组成，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包括回纥、乃蛮、羌、浑人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给三倍军饷，“授以官马”。这支部队也就在一千余人，但在完颜陈和尚的指挥之下，却取得了辉煌的抗蒙战绩，特别是在大昌原一役中，忠孝军以四百人击破八千蒙古军，是金军在金蒙交战二十年来前所未有之大捷。
除了忠孝军，金末另外一支抗蒙中坚力量就是之前曾提到的以汉人为主的抗蒙义军了。除了如武仙这样的“封建九公”武装之外，出身于抗蒙义军的还有郭仲元的“花帽军”，郭仲元号称大金国最后的名帅，曾在凤翔之战中让木华黎撤围而归。
说完导致女真人战斗力严重下滑的汉化，再说在蒙金战争中几无存在感的女真骑兵。
金军在开国之初本是一支纯粹的骑兵军团，“虏人用兵专尚骑”，“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人不能抗”，更曾有17名女真骑兵击溃数千宋军的惊人胜绩。随着战线的拉长，金军虽然开始引入汉人步兵，但女真骑兵仍然是这支军队的绝对主力。
但在蒙金战争中，这支曾笑傲天下的女真骑兵去哪了，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怎么是一支比宋人还要消极防守，全无机动性的金军？
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金军骑兵的主要构成是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当猛安谋克的骑射技艺日渐生疏，尚武精神被承平时光消磨殆尽之后，你又怎么指望还能找到当年那支精锐的女真铁骑呢？这就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啊。
第二，随着汉化的加深，金军开始像宋人一样更注重据城防守，战略思想也日益保守化，特别是面对蒙古骑兵时已经丧失了大打野战和对攻的勇气，以进攻为天性的骑兵在金军的地位也变得有所边缘化。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在一支被防御主义主导的军队中，一个始终秉持进攻主义和野战灵魂的兵种在多数时候只能是一个辅助性力量。更何况，长期地被边缘化也势必影响到金军骑兵的装备水平、训练水平，特别是实战经验，一旦真的需要骑兵站出来时，也很难起到“即插即用”的奇效，这就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千万别拿金军骑兵和宋军打的那几仗说事，后期的宋金战争中再也没办法重现岳飞时期的宋金骑兵对决了，这种“低层次”的战争经验对金军骑兵的帮助并不大。
更重要的可能是第三点，金军的马没了。在蒙金战争初期，金军溃败得过于迅速，连养马重地都顾及不了，将群牧监所在地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四郎城）丢给了蒙古人。《元史》中说“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几百万匹很可能是夸大之语，但就算是几十万匹马，对金军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金军从此失去了境内最佳的养马地之一。之后没几年，金军又丢掉了辽东和燕云之地，将国内适合养马的地方基本都扔给了蒙古人，马政再无复兴的可能，陷入了与北宋当年遭遇的“无处养马”极其类似的窘境。有大臣曾上书金宣宗，“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金军实际上也是被迫从步骑混编转变为以步兵为主，更别提开国初骑兵“一人双马”的标配了。南迁之后，金国虽想在河南强行养马，重建骑兵，但一来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黄河以南大量繁殖战马的难度很高、性价比很低，二来侵蚀了本就捉襟见肘的农地，加剧了金国业已严重的农业和财政危机。
（本文节选自《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张明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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