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物证 —西安城墙漫笔文

文/安黎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青睐墙，更依偎墙，更炫耀墙了。墙无处不在：院落有院墙，城市有城墙，就连长城，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墙。墙不仅在地面上横行,也在人的心里蜿蜒。墙的功能是阻隔，它昭示着拒绝与抵御。但久而久之，墙逐渐演绎为一个民族生存的保障，性格的特征，心灵的密码，情感的寄托，精神的缩影。于是，厚厚的城墙就成了厚厚的一部书，它尽管面目颓唐，纸张泛黄，但却可以打量，可以审视，可以阅读，可以与之产生心和心的碰撞。

论年龄，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比得上西安。按辈分，西安是城市里的曾祖父。当大多数城市还处于蛮荒之时，西安已经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繁茂都市。南倚巍峨的秦岭，北望沃野千里的平原，盘四关之内，踞天府之腹，一个都城一次次在烈火中焚毁，又一次次从废墟中顽强地挺拔而起。腥风血雨，培植了西安无与伦比的顽强与执著。三千年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围绕着西安繁殖与恣肆。作为都城，西安容纳了中国历史的哭与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与衰。西安的表情，几乎就是中华文明的原始图谱。

周朝时西安名叫镐京，随后它一直被称作长安。长安起起落落，几易其址，忽大忽小，但相同的是，不论它怎样变化，都受之于一道城墙的束缚与捆绑。镐京时期，西安就有城墙萦绕四周，可惜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城墙遗址已被风尘埋葬，其踪其迹，隐约可觅，却难以触摸。至隋唐，长安城墙的峥嵘从浩淼的烟云中浮现，它以傲视天下的霸气在叙说着一个王朝无与伦比的鼎盛，它以颓败的面目在验证着盛衰轮回的历史宿命。唐代的长安，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只有台伯河岸边的罗马可以与之媲美。唐长安拥有百万余人口，城市的功能划分异常规整与科学，行政区、经贸区、侨民区、居住区、娱乐区等等，各就各位，如受检阅的列队，井然有序，一丝不苟。道路纵是纵，横是横，笔直如线条，交错如棋格。唐长安城的面积无比辽阔，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人有多胖，衣服就有多肥；同样，城市有多大，城墙就有多长。唐长安城的城墙，堪称世界之最。唐城墙是唐王朝的捍卫者。它高高地耸立，如同雄狮挺昂着头颅；它绵延无际，仿佛一条无尾的巨龙盘踞。它以自己的奇崛，阐释着东方帝国的不可一势；它以自己的威武，吓阻着可能到来的异族侵入，警告着藩镇可能发生的叛乱。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功能，翻阅史书就能知道，寄希望于依靠城墙来维持长治久安，无疑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幻觉。当人心的热度达到沸腾之时，当世事的纷乱呈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任何坚固的城堡都会变成一张能轻易捅破的薄纸。长安城墙，曾经被安史之乱的马蹄踩在了脚下，曾经被黄巢起义的烈火熏烤得发烫。到了唐末，帝国的旌旗灰暗破烂，摇摇欲坠，任何一个诸侯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朝那面旗帜上吐唾沫。单统辖歧州的歧王李茂贞，就三次率兵踏破城门，在街道里烧杀，在宫廷里撒尿，以至于绑架唐昭宗至凤翔。唐昭宗被软禁凤翔长达三年之久，从此他就成了李茂贞的傀儡。李茂贞不但逼迫昭宗为自己封官加爵，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人的野心，可以唤醒无数人的野心。就在李茂贞大逆不道之际，其他诸侯并没有睡觉，他们以誓死保卫皇室的名义，纷纷起兵讨伐李茂贞。但明眼人不难识破他们心中的把戏——他们其实不过是先下手为强，尽量多地扩充自己的地盘，占山为王。长安城，于是成了这些野心家们的出气筒。唐长安城墙，经历了血的洗礼，火的炽烤，已经伤痕累累，满目创痍，宛若一个低头弯腰的病体，失却了当年的魂魄与气概。历史扭身而去，繁华瞬间凋敝。唐长安城墙犹如遭人遗弃的怨妇，皱纹渐密，白发飘零，愁容蒙面，失却了往昔的亮丽与丰姿。冷酷的历史，包裹着一颗铁石心肠，它的势利昭然若现。当它有了新欢，就再也不肯多瞥长安城墙一眼。长安城墙，一个建筑史上堪称奇迹的庞然大物，它一点点地磨损，一点点地风化，几乎要被时间的铁铲埋葬得尸骨全无。当我们穿越时空，想起来要追寻它的时候，才恍然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抹若隐若现的残迹，一道洒落着破碎瓦砾的遗痕。

其实，西安的城墙构筑史，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半坡遗址，就有城墙的身影在闪现。氏族社会，由一个个家族式的部落组成。部落呈现群居状，他们或强或弱，或大或小，但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怀揣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对其他部落的恐惧，对野兽的恐惧，对诸多神灵的恐惧，对不可知自然现象的恐惧等等。要防范恐惧，让自己的身体有个安全放置的地方，构筑城墙就成了最直接的选择。由围墙圈起来的部落，即是城市最早的雏形。（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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