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道光年间清政府发行纸币的尝试
中国历史上的纸币
纸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万志英的研究，中国人一直认为货币是“法定货币”（fiat money），货币体现的是皇帝的特权，由国家规定价值。这与欧洲流行的金属货币主义相反，欧洲人认为货币的价值由其金属含量决定。万志英认为，这种差异使得南宋时期，中国成功地在世界上首次发行了纸币，这比欧洲早了几个世纪。这种纸币可以兑换铜钱，有固定的到期日。然而在成功的流通了几十年后，宋朝政府为利益所诱，滥发纸币，导致纸币贬值并最终退出流通。这一情况在金国、元朝相继重现，先是引入纸币，以满足市场需求或替换铜钱，但最终都因通货膨胀而失败。
1375年，明太祖发行大明宝钞，在最初的15年也获得了成功。但纸币每次都是最初能够被民众接受，之后却退出流通。万志英认为主要原因是朝廷不愿意使之成为可兑换贵金属的货币。学者型官员丘浚，在1487年刊行的《大学衍义补》中反复强调政府调控的重要性，认为宝钞应该是国家货币体系的一部分，国家应该进行规范，并提供金属货币用于兑换。明朝末期，面对银钱比价的恶化以及财政危机的加剧，一些改革派士大夫，如徐光启、陈子龙、钱谦益和陆世仪提出了一个纸币方案作为补救。但保守派通过回顾明宣宗时期宝钞壅塞带来的恶果，使得纸币提议没有实行。清朝在1651年发行了少量的钞贯（以铜钱计价的纸币），以帮助清政府巩固对江南和沿海地区的控制，但在十年后该政策就被废止。在清中期的“盛世”，很少关于发行纸币的讨论。
这种情况在19世纪出现银荒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纸币问题再次成为士大夫关注的焦点。最著名的例子是浙江籍的进士蔡之定，他官居翰林院编修，在1814年提出可以大量发行纸币。由于对之前纸币发行失败历史的置若罔闻，蔡之定被罢官，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如果要在短期内继续推行纸币，那么倡议者必须更加谨慎，并做好更充足的功课。王鎏显然已经吸取了蔡之定的教训。
王鎏及其提议
王鎏（1786~1843），江苏吴县人，只取得了生员资格，未曾任官，作为一名考据学家，他以谦逊的风范赢得了广泛的尊重。王鎏家族中曾有几位高官对货币问题有浓厚兴趣，王鎏延续了这种风格，为《钱币刍言》钻研了近三十年。王鎏的父亲对1814年蔡之定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希望确保他的家族不会提出类似的倡议，也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1828年，王鎏在北京展示了《钱币刍言》的初稿，获得了许多的赞誉，这些积极的回复，给了王鎏刊刻它的勇气。但王氏宗族的族长仍然不赞成这项工作，并命令他将刻板毁掉。经过十年的研究和修改，王鎏将该书寄给其他权威专家润色，包括著名的包世臣，最终在1837年刊印了《钱币刍言》。由于该书提出了大胆的建议，为了提前做好防备，王鎏、包世臣等学者对初稿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事实上，王鎏对每个方面都做了细致且全面的研究。他回顾了以往纸币发行的大量细节问题，分析其成败的原因。他还附上了以前对该问题讨论的基本史料，包括宋代的七篇、元代的两篇、明代的八篇和清代的四篇。
根据对纸币历史的研究，王鎏认为纸币在很多领域都取得过成功，包括盐政、军饷、河工和劝垦荒地。在他看来，明初的宝钞是非常成功的，但因为朝廷选择以白银作为货币媒介，导致最终放弃了宝钞。清初的钞贯同样是成功的，他坚持认为朝廷放弃纸币，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纸币的成功历史。王鎏认为过去纸币的失败，要么是因为对纸币理解不充分，要么是因为没有将纸币作为多元交换媒介的一部分，并提供多种可兑换的货币。王鎏在他的书中正是要提供这样全面的政策建议。
尽管王鎏并非反抗主义者，但他在《钱币刍言》开篇中，就对当时政权贪得无厌式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君主的利益凌驾于百姓的利益之上。这导致货币政策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因为“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焉”。
朝廷宣称将实行减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但由于户部无法很好地管理货币系统，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王鎏总结了货币政策失败的五点原因：“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再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三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会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
对于这个问题，王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政府发行两种新货币。一种是纸币，作为国家最大面值的货币，将与白银和铜钱并行；另一种是大钱，大钱的面值与实际含铜量分离，成为纸币与铜钱之间的媒介货币。
王鎏长篇大论地极力宣扬政府发行纸币的优点。王鎏回顾了明末户部侍郎倪元璐提出的发行宝钞的十便，并将之增加至22点。笔者根据王鎏提出的优点，将他的主张归纳为三个方面：便于使用、弹性供给、民族主义。这里先集中讨论前两点。
纸币便于使用是最不存在争议的，王鎏引用倪元璐的观点，强调纸币相较于银两、铜钱，质量更轻，便于储存、携带和隐藏，这样可以防止被窃。纸币便于跨区域通行，从而可以促进全国的商品流通。由国家统一标准的纸币，省去了跨区域旅行或交易中的银钱兑换，百货流通的障碍将会减少。对于银铜纯度的担忧将被消除，此外不再以白银的重量作为价值标准，既提高了效率，又消除了熔铸工匠偷窃的机会。王鎏提出的纸币具有标准的价值，这将阻止衙门书役利用兑换比率的差异进行敲诈勒索。同样的，由于税收的奏销和征收均使用纸币，这便能废除对百姓加征的火耗。此外，王鎏认为当时的三大政问题（河工、漕运、盐政），一旦使用单一的、标准化的纸币，都将迎刃而解。
关于纸币弹性发行的优势，王鎏似乎过于乐观。他写道：“凡他物为币者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特别是与白银相比，世界上白银的供应是有限的，随着进口的增加清朝已经非常依赖白银。有了纸币后，粮食问题的处理将会变得更为简单。赈灾将不再需要勒令地方富户捐输，直接发行赈灾所需数额的纸币即可！一旦纸币使得“国计大裕”，就可以废止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最终国家手中拥有无尽的货币，可以用于资助兴修水利、土地开垦和其他公共事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谋生机会。
当人们关注王鎏的纸币与当时流通的铜钱、白银的关系时，他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独特。王鎏指出，新发行的纸币与铜钱并行，并可以互相兑换。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希望限制普通民众使用铜，但不是完全禁止，如乐器、锁、纽扣等民间日用的物品仍可以用铜制造。打造铜器的店铺将被关闭，但那些销售特殊用途的铜器商店仍可以继续营业。关于执行的问题，王鎏的政策有些模棱两可，他反复强调“严禁”使用铜器，但他又坚持认为不以铸造货币为目的而使用铜器将不会被定罪，因为如果通过立法定罪，将成为衙役骚扰百姓的借口。王鎏政策建议的关键步骤是让政府在市场上设置“铜局”。一旦纸币发行（并且他坚持首先发行），随即设置铜局，按两倍的市价用纸币购买市场上的铜器，这样的高价很难被拒绝。回购的铜可以用于铸造铜钱，或是铸造王鎏希望发行的大钱。换言之，新纸币政策将实现其他人多年来想达成的目标：防止熔化铜钱用于其他用途，将现有的铜器转为额外的铜钱，这样可以平抑畸高的银钱比价。
王鎏希望纸币像兑换铜钱一样，也可以兑换白银，但他对铜和银的态度几乎相反。王鎏并不想禁止民间使用银器，而是像他的前辈一样，他希望白银不再充当货币。让白银退出流通，无须像收购铜器一样设立官方的“局”，而是依靠在各个商业市镇上本来就存在的钱庄。王鎏希望禁止这些钱庄私自发行汇票和钱票，取而代之的是使用政府新发行的纸币。钱庄将会用纸币收购白银，收购价高于市场价的1%（这一优惠价格将由政府补贴，此外还将付给钱庄适当的利润）。但政府的补贴一直在降低，一两年后，一旦官方纸币在经济流通中成为主流，补贴将降至0.5%；再过两年，以银换钞的补贴将完全取消。在王鎏看来，到那时纸币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将自然地使剩余的银两退出市场（“自止”“自废”），因此无须处罚使用银两的人。但是，如果五至十年后，仍在市场流通中发现有人使用银两，这些银两将被没收；持有者只能得到市场价50%的补偿，但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王鎏对清朝经济接受纸币的流通持乐观态度，同时他也表现出非常重视纸币的可操作性。他的文章充满了纸币制造和引进方式的细节介绍，以及防止纸币失败和滥用的保障措施。为什么纸币在历史上失败了很多次，而此时却能被民众接受？历史经验为王鎏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他认为一方面是系统地学习了历史上的错误教训，另一方面是当时与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显然生活在一个新的全球性、多国家的世界，这点将在下文提到。除了在铜局中兑换铜器，纸币也将作为官俸和军饷发放，但最初会多给一些，以帮助收到纸币的人减少将纸币进一步流通的困难。在发行前，应该明确这些钱币可以用于交纳田赋和关税。正因为政府在征税时不愿意接受官方发行的纸币，前几朝的纸币试验都注定要失败。
王鎏将纸币分为七种面额：大钞分为1000串和500串，中钞分为100串和50串，小钞分为10串、3串和1串。大钱则由低面值的100文和10文构成。可能有批评者提出，过去没有如此大面额的货币，为什么现在要发行？王鎏的回应是因为当时市场上接纳了外国的银币和中国钱庄的银票，说明国内经济存在对大面额货币的需求。事实上，他认为过去纸币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发行的面额种类太多，特别是首先发行了太多小面额纸币。
王鎏建议由北京的中央机构集中印钞，然后分发给各省的藩库，并加盖布政使的印章。之后分发给各州县，并加盖知县的印章；最后加上钱庄或铜局的印章，就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拥有纸币的个人也允许加盖自己的印章，这些将会使得伪造变得更加困难。同样也是为了防伪，纸币需要使用最好的纸张，并对纸币进行高级装饰，纸币将存储于官府特制的函中。王鎏再次强调了此时的优势，与过去相比，造纸和印刷技术明显得到提升。在某个省份交纳税收使用的纸币，必须是钤印了该省布政使印章的钞票，但官府将设立纸币兑换处，以便于其他省份的纸币能在当地流通。
王鎏设计的规则中最有趣的是纸币发行数额。当纸币第一次印造时，需要有足够的数额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也不能过多。两三年后，需要重新评估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换言之，纸币流通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政府必须不断地监控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并定期回收陈旧的、残缺的、污损的或超发的钞票，以防止纸币贬值。王鎏估计政府每年用于更换旧钞的费用大约是发行额的3%。然而，王鎏没有提到政府准备金或其他政府任何资产作为担保，纸币仅以清政府的信用作为保障，这是纯粹的信用货币。王鎏坚持认为，当时的人显然比古人更愿意接受信用货币，例如他们愿意使用钱庄的“银票”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通过公布新的货币政策的细节，宣扬货币政策不会任意修改，并对民众普遍接受纸币保持耐心，就可以帮助民众树立对纸币的信心。
包世臣对王鎏提议的评论
在讨论王鎏货币主张对19世纪初期政治思想的重大影响之前，探究一下包世臣的观点将会很有帮助，因为包世臣非常重视并赞同王鎏的一些观点，他还对王鎏的一些主张进行了回应。包世臣可以说是清朝公共政策领域最受尊重的专家，包括军事策略、农学、河工等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包世臣是道光时期两大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北运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打破两淮盐商垄断的纲法体制。由于这两大改革都涉及两个重要经济领域从官营转变为商人参与，因此林满红等学者将包世臣视为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正如在本书中呈现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
包世臣对货币管理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货币体系的成功对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也是评价统治效率的重要指标。他没有对当时政权的货币管理给出过高的评价，正如我们所见，他详细的写下了银钱比价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832年，王鎏与包世臣的共同好友张履将《钱币刍言》的初稿交给了包世臣，包世臣读后十分钦佩，并宣称自己已经力持此论近三十年。两年后，包世臣与王鎏进行了直接的通信，包世臣向王鎏本人表达了相似的赞许。1837年，王鎏修订后的论著刊布后，立即寄送了一份给包世臣。包世臣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对王鎏的感谢，赞扬他的精益求精，“不拘守古人格辙，而自远尘俗”。
林满红认为，包世臣“严厉地批评”了王鎏关于发行纸币的提议，“理由是纸币会为国家掠取民财，因此纸币永远不会被百姓接受”，王鎏“试图为了国家而剥削百姓”。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过于严苛。从包世臣对王鎏的回信来看，包世臣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引入纸币作为当时货币危机的解决方案，尽管他还没有完善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将之刊印。王鎏在重印版中表达了对包世臣和张履回信的感谢，并据此认为包世臣基本上是同意他提出的主张，尽管他们对一些细节持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王鎏的解释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像包世臣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将王鎏的主张看作是“与民争利”。相反的，帮助清朝战胜外国侵略和内部经济危机才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包世臣对王鎏提出的纸币无限发行的计划进行了猛烈批评。他引用王鎏的原文，即纸币是“操不涸之源”，并指出这种思维也是过去许多引入纸币的人的想法。在包世臣看来，第一期发行的纸币数额，其总额应是一年地丁钱粮收入的一半，之后加印的纸币也不应超过一年的地丁钱粮。王鎏希望用纸币取代流通中的白银。包世臣承认，如果按照他的方案发行适量的纸币，最初可能会导致白银市场价值的提高。但一段时间后，百姓认识到纸币的便利性，纸币被普遍接受后，银价将会下跌，银钱比价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包世臣与王鎏货币观点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王鎏希望消除白银的货币媒介功能，但包世臣并不赞同。包世臣指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白银本身，而是相对于铜钱，白银的价格过高，而且白银在太多的经济领域充当了“起算”的角色。王鎏认为立即禁止白银作为货币媒介，并用纸币替代白银是不可行的，包世臣对这点非常赞同，但不同意王鎏提出的前提假设，即纸币的流通能够“自然地”使白银退出货币市场。包世臣认为无论政府如何干预，白银都将在货币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包世臣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白银、铜钱和纸币三种媒介并行的货币市场，每种货币都服务于独立的经济领域。当然，包世臣希望铜钱在税收中尽可能地取代白银，因为高昂的银价让农民在交税时损失惨重，为此想要铸造更多的铜钱，并通过军饷的形式使这些铜钱流入市场。但危险的是，永远无法铸造足够的铜钱来满足市场需求，这只会进一步扭曲银钱比价。这正是引入铜钱为单位的纸币的原因，这样可以增加现金供应，有利于稳定兑换价格。
包世臣提出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王鎏支持发行大钱，但包世臣认为大钱没有效用。纸币可能能够及时恢复铜钱的价格，但同时引入不与其金属含量挂钩的铜币可能会破坏这一结果。包世臣回顾了唐代以来发行大钱的历史记载，指出大钱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看起来比王鎏更加重视历史经验的包世臣，他认为有些东西仅仅在过去成功过一两次，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这些不同时期产生同样的效果。
包世臣一直表现为一位注重细节的学者，他对王鎏的计划也提出了几个细节问题。包世臣就如何采购合适的纸张以及提升印刷工艺的细节提供了建议，他对于纸币的面额有自己的想法。他完全同意王鎏关于纸币必须可以用于纳税的建议。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只能通过捐输纸币来获得功名，那么纸币很快就会在富人和想要更高地位的人群中得到青睐，也正是这些人囤积白银造成银价上涨。他还就如何防止伪钞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滥用提供了详细的建议。
其他主张
王鎏和包世臣是道光时期讨论发行纸币与白银短缺、经济萧条、对外贸易的关系等问题最重要的参与者，这些问题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当时的大部分政治讨论一样，辩论的文章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53篇关于货币政策的文章，仅有两篇（据笔者所见）对纸币或大钱持乐观态度，这两篇都是清初的文章。相比之下，53篇中至少有7篇是在顾炎武的影响下对清朝政策的批评，顾炎武对纸币的看法非常消极。正如万志英和鲁乐汉所指出的，尽管顾炎武并非货币化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很少被描述为反对使用白银的学者。顾炎武认识到市场对货币的普遍需求（例如他将康熙萧条归因于货币的短缺），并提倡开采更多的白银来缓解短缺。但他发现白银主要依赖进口，清代沿海地区和南方大多确立了以白银为基本货币，但其他地区则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全国各地都要求以白银征税是有害的，并提倡设立因地制宜的财政制度。然而，对于纸币他是明确反对的。顾炎武认为无论国家多么需要货币，纸币永远不会得到百姓的普遍接受。国家发行不受限制的纸币（如晚明时倪元璐曾提议的），只不过是国家对百姓财富赤裸裸的剥削。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包世臣是顾炎武的崇拜者，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但是，如我们所见，在货币思想方面他们出现了分歧，笔者没有在包世臣的书中找到关于顾炎武货币思想的直接评论。而王鎏则不一样，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因没有回顾历史上的纸钞而遭受批评，他用了几页的篇幅，就自己为什么没有像顾炎武那样思考进行辩护。
王鎏认为顾炎武希望消除白银和纸币的货币职能，铜钱应该成为排他性的唯一货币，然而在一个更加商业化的时代，铜钱显得过于沉重。王鎏认为顾炎武反对纸币的两个主要论点是“壅滞废阁”和“昏烂倒换”。王鎏认为这些抱怨只是基于明末的情况，但不再适用于嘉道时期。明代纸币的“滞行”是因为三个皇帝的决策：明太祖规定交税只能用白银，不收宝钞；明宣宗禁止地方官上交蠲缓时使用宝钞；明英宗时期赋役从实物改为折征银两。这三项政策使得白银成为唯一可以上交政府的税收媒介，并使得宝钞无法流通。顾炎武对纸币的第二个抱怨是当时的制造方法不佳，但到王鎏的时代，制造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简而言之，王鎏指出自己很容易理解顾炎武对白银的反感，在王鎏的理想状态下，白银也会退出流通。王鎏预测，如果生活在嘉道时期，那么顾炎武对纸币的反对将会消失。
本文摘录自：《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 著， 许存健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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