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对教育的追问
“由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获取基于经济能力，购买力的分布不均，使得教育资源在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均的图景。《出·路》的故事，探照到这个图景没有覆盖的经验：一些人被甩脱、消失，一些人选择脱离和超越。”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在受教育者之间划分界限，让成长经验成为魔方中互不邻接的模块。揭示问题和重新联结经验，是纪录片《出·路》的潜在动机。这是一部带有“典型报道”风格的纪录片，它从来自甘肃偏远山区的马百娟、湖北城镇的徐佳、一线城市北京的袁晗寒这三个代表性人物身上，揭示阶层、性别、城乡、东西部差异对于教育资源的再分配。
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使折叠之处可见，而且让互不相识的少男少女的成长魔方，在纪录片的转动中连成一体，构成理解彼此的语境。极化的经验，在我们的头脑中遭遇，让我们看到，作为训导力量的社会观念在学校之中和学校之外，都在塑造着个体的生命形式。《出·路》预告片(03:16)马百娟：边陲启蒙教育的受挫
《出·路》的第一幕是2009年，农村女孩马百娟独自走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的上学路上。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马百娟已经12岁，才上小学二年级，已经错过了受到学校教育的最佳时间，输在了起跑线上。但东部城市的竞争意识和同样高密度的物质生活，还没来得及在边陲身体上书写压力和焦虑。镜头让我们看到赤贫女孩求学身姿中“饥饿”的动力：有力摆动双臂，小跑上学放学；用最简陋的画具（自动铅笔和草稿本）和没有任何章法的线条，触摸和涂抹自然，享受观察和创造的快乐。
上学是从匮乏到丰裕的路程：起点是贫寒的居所（一家人一年支出仅50元），经过崎岖荒芜的山脊，到达师资和设施贫瘠的学校（两个老师、5个学生、一个篮球）。马百娟坐在山头上大声朗读自己的愿望，这个显然经过拍摄者架构的镜头，浓墨道出超越匮乏的渴望：等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要每个月赚一千元，要挖水窖，因为我们没水吃。
为超越匮乏而读书? ? ? ? ? ? ? ? ? ? ? ? ? ? ? 本文图片均为纪录片截图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马百娟穿行在贫瘠的山上，在我们耳边朗诵这首名为《云儿哪里去了》的儿童诗。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年级下册《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诗歌的韵律驱动马百娟诵读和行走的节奏，义务教育则通过诗歌的语义，将旺盛的自我意识，植入边陲女孩的学习观：学习是为了回答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教育应该关乎自己的所思所想。但是纪录片中的马百娟没有念出诗的下文：云儿到底哪里去了？合上书本，马百娟回到贫瘠的现实：清水泡馍当早饭，喂猪、挑水、赶驴犁地占用了复习功课的时间。这些镜头作为诗的后阙，将偏远地区的教育世界变成某种浪漫的梦境，醒来时，受教育者被放回劳动力市场的标准轨道中，被重新度量。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的马百娟，努力和成绩不成正比，转学宁夏后，差距让她沉默孤僻。以文凭和素质为准入资格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悄悄向她关闭。马百娟鼓起勇气走进市区酒店求职，精致干练的年轻女经理平静而残酷地在鸡蛋面前竖起高墙：“地毯也不用你扫，像我们前台这边，你必须学会电脑操作才能工作”。
马百娟求职：鸡蛋撞高墙
农村家长制接管了缺席的学校教育。对于赤贫保守的农村家庭来说，女孩受教育是一种高额投资，父亲和兄长在15岁的马百娟身上看不到短期收益，要求她结婚生子，成为生殖劳动力。对于农村女孩来说，教育的不平等体现为性别的不平等，平等接受教育尚未成为伴随出生就自然拥有的权利，尚未践行自我意识的马百娟重新回到了灶台边。在镜头中，她是一个沉默和封闭的被观察者、被“绑架”者，夹在两个同龄孕妇中间，等待父亲的发落：“靠女婿着，就是这么个出路，没有别的出路”，以及纪录片观看者的审视。
被“绑架”的女孩
徐佳：城市新中间阶层的自律伦理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农村的19岁少年徐佳，也在翻越马百娟没有翻过的山。对于徐佳而言，学习并非为了发现和表达自我，而是为了“考上更好的大学”，于是两次高考落榜后，他决定第二次复读。对农村家庭来说，男孩通过教育找到出路，是一种更值得付出成本的赌博。高考是这场赌博的高潮和转折点，“逆天改命”的深刻晦义，反过来左右家长的教育观：要让儿子在城市劳动力金字塔中流动到更受尊重的知识劳动行业，为此，“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纪录片借由徐佳的挣扎和焦虑，反思“知识改变命运”的个人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激励寒门子弟向集中于城市的高等教育靠拢。高考制度被认为是在边陲和中心之间“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毋庸置疑，是一条从边陲到中心的出路。高三（23）班教室里，书堆中的徐佳埋头做题，表面的有序，与潜在激烈的自我搏斗构成张力：因为笃定，更输不起，恐惧变成身体无意识，“有一段时间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事，完全做不了题”。
对于想要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徐佳来说，高三是社会竞争的预演，是“发展”观念在个人身体上完成规训的集中领域，它要求徐佳演习自我校准和情绪管理，面对军事纪律和功利信仰所造成的创伤，欺骗和战胜身体的本能抵抗：“考不考得上其实真的无所谓，这也是一种心态调整的方法，实际上我还是在意结果，但是我会这样安慰自己、调整自己。”
复读生徐佳：自律的演练
所幸，自我管理奏效，徐佳考入湖北工业大学，进入城市，也验证了“成功学”的逻辑：通过自律，换取机会收益。如果不努力，就会受到惩罚，被打回匮乏。纪录片潜在揭示了这种阉割焦虑是新兴中间阶级的原初动力，而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都是需要竞争的稀缺资源。徐佳对自身的匮乏保持着充分的警醒：“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影片让我们看到自律再次发挥效力：徐佳在就业竞争中胜出，签约了一家国企改制公司。
求职：竞争的视觉意象
故事的最后，母亲目送徐佳和新婚妻子告别乡土，静默的目光和渐隐的身影演绎着某种有关身份记忆的仪式：一个新的核心家庭诞生了，它走出农村、在城镇蓄力、在城市扎根、实现了原始积累，而这种笃定与自律的新教伦理，起源于乡土社会的家庭责任：“我爸走以后我发过誓，我要把大学通知书拿给他看”。袁晗寒：个性化教育的突围和落网
教育的市场化与家长的自由择校权，将师生关系变成服务与购买的关系。超越体制教育的“出路”是否可行？纪录片在17岁的一线城市少女袁晗寒身上，思考这个问题。相比马百娟和徐佳，袁晗寒拥有脚本优势：出生在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北京和物质富足的中产家庭，优越的基础教育，似乎免于性别偏见和社会流动的压力。
受惠于素质教育的分拣，袁晗寒也拥有自我意识上的优势，相对于沉默的马百娟和自我抑制的徐佳，擅于主动自由地表达：“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马百娟与袁晗寒：匮乏与丰富的对比?
但是这种自我表达，也透露出一种误识：既不承认赤贫的存在，也将社会差异当成自由选择的结果。学校教育也只不过是多种选项中的一种。妈妈相信女儿能够成为“天才少女”，给她办了休学，试图以平等、自由的家庭关系“开发”个性，甚至不惜成本，支持女儿自我探索和自我开发：包括在南锣鼓巷这一城市中心地带开酒吧，留学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借助上一代的力量，袁晗寒从教育市场脱身，拥有紧绷高压的徐佳所未曾体验到的松弛和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
自我开发：袁晗寒在南锣鼓巷设计和经营的酒吧
在纪录片中，家庭教育模式让父母取代学校成为权威，原生家庭成为经济和精神依附的对象。开发个性潜能的教育观，既给女儿赋能，也让她必须自己承担风险，这似乎变成了一种跟自由市场呼应的放任式教育：袁晗寒自主决定时间的分配，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表面的弹性和潜在的谨慎，带来如影随形的恐慌：“我会不会一直没事干？”这种谨慎和焦虑，源于袁晗寒虽然跳脱了应试教育的轨道，却又被无处不在的效率至上逻辑捕获。不仅老师的话言犹在耳：“你有几个16岁？”而且不断被妈妈提醒：时间要用来成为一个像音乐家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一样的“牛人”。
纪录片让我们醒来：在将自我劳动商品化的社会中，青春是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是每个人需要经营管理并借以增值的稀缺资源。不管是购买应试教育还是个性化教育，都是购买对成功的欲望，而开发自我的个性化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更为奢侈的垂直产品。对个体潜能的崇拜越是自然而然，就越像是“失窃的信”一样隐匿地透露着社会经验的分化。
放任式教育没有可预见的制度设定，袁晗寒寻找出路的过程并不比徐佳容易。在社会版图中找到位置，既要避免试错的时间成本，也不能保守地停滞观望，因为市场和效率要求高度的流动。袁晗寒让自己必须不断地动起来，从德国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满世界瞎转悠，这是最好的选择”。
超越学校教育，并没有解决功利教育的问题。在流入劳动市场时，为了保存脚本优势，袁晗寒要在弹性制度中，让自己成为企业家主体，对自己敏锐地投资、扎实地监督，好让自我增值。在纪录片落幕的时候，已经23岁的女孩成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创建“艺术投资公司”，加入2015年的“创业大潮”。
教育的出路？纪录片的追问
“出路”是一个悖论意象：主动寻找源于被动处境，被动的处境预示了突围的迫切和荒谬，这种荒谬在于西西弗斯一个人推石上山无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如果出路意味着改变既有的状态，那么“看到”问题，仍然是找到出路的前提。
《出·路》让我们看到教育的问题，既有关政治经济结构，也有关文化。割裂来看，每个人的“出路”似乎都符合她/他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高考对寒门子弟而言仍然是一种需要争取的公平竞争形式，制度教育仍然是一种有效率的路径，但如果把每个人的挣扎转动起来，可以看到“合理”的问题性：作为市场分配程序的教育，拉大了存在于性别、地域、经济上的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获取基于经济能力，购买力的分布不均，使得教育资源在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均的图景。《出·路》的故事，探照到这个图景没有覆盖的经验：一些人被甩脱、消失，一些人选择脱离和超越。因此纪录片所批判的“教育”，已经超过了学校教育，更涉及到社会的因循、规范的驯化、观念的复制。在镜头细枝末节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场域中，用来训导生命价值的绝对标准构成的高墙，将寻找出路的人困于其中。
导演郑琼在文本之外给出的“出路”，是寄希望于个人的醒悟：“打破那些成功学，还有这个社会、这种权力文化带给你所有的枷锁。”打破的方法，在于对差异经验的表达、直面和碰撞：在拍摄中，郑琼曾经把袁晗寒的影像放给徐佳观看，就像影片通过平行叙事让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的生命经验在旋转中产生联结，“看到”是醒来的前提。
（作者徐亚萍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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