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我在上海的苦难岁月

科教周刊 2018-04-26 09:33 大字

李春平作品《盐道》《盐味》

《玻璃是透明的》发表在1997年的《上海文学》上,纳入“上海新生代作家专辑”里,《小说月报》很快就转载了,之后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信,他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电影改编一般都要签订合同的,我小说的改编却没有签约。他在信中说,如果我同意,他就改了,以此信作为凭据,就不再另外签订合同了。我回信说可以。只要能改成拍成,我就开心。那时节,我非常穷,没什么钱,但我渴望的不是钱,而是成功。不是挣钱了才算成功,而是想着成功了就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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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8年1月1日,原计划今天休息一天。但我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写一点什么东西。当然这也是有缘由的。

昨天,几个朋友在我办公室的桌上,看到了出版于1998年的大型刊物《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这是我让学生从网上淘来的。如今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曾经是一份唯一的把电视电影文学糅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刊物,国内不少名家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在该刊1998年第6期上,发表着我的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闯荡上海的备忘录》,这部6万余字的作品至少反映了我当时的文学水准。离今天已经整整20年了。

这说明我还真是个有资格回忆的人。

我是1995年10月从陕西省紫阳县委到上海浦东的,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自由写作生涯。我住的是某办事处的集体宿舍,8个人,地点在南码头。房子是上海某环卫所的,办事处租了底层的一间,向下挖了二尺,空间大了,拦腰隔出来一层楼,就变成两层了,两层都低矮。下面办公,上面做宿舍。宿舍是八个通铺,楼梯口上用木板隔出来一间小屋子,住了一个做饭的女孩。有人来了配偶,就供夫妻使用,但十分不隔音。其尴尬之状可想而知。

我在上海的写作是从床上开始的。楼下的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办公要用,吃饭要用,成天有人,我只有在床上写。我在自己的床铺上铺一张较硬的纸壳,纸壳上面放上稿纸就可以了。白天大家都忙去了,我可以很随意地写作。但晚上情形就不一样了,当大家进入梦乡之后,我得小心翼翼地翻开纸张。纸张在夜晚的声音特别响,每一点响声都怕惊扰了旁边入睡的朋友们,确实也惊扰了无数次。我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对他们百般讨好,写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钱到市场上去买菜,有时饭后我还要洗碗。我要让他们明白,我成天写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我也在努力为大家做事的。

就这样,我在集体宿舍里写出了长篇《上海是个滩》,描写外地人在上海创业的故事。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并纳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上海小说丛书”中,上海几十家媒体集中进行了报道,上海东方人民广播电台进行连播。上海市作协给我了双稿费,就是出版社按照版税结算稿费,作协再给一部分。那时有个说法,说上海人排外,我真没有这种感觉。如果真排外,我就不会得到双稿费了,他们没排斥我。不久,上海市作协组织作家在上海书城搞签名售书活动,杨澜(原央视著名主持人)也有一本书在签名售书,就和杨澜联系上了,她曾经有想法把《上海是个滩》改编成一部对外文化交流的影片,但没做成。小说再版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版过。但它却有幸写进了《上海文学史》。

接着,我写了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后来潘向黎(时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现为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告诉我,《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在看了我这部小说稿子后很兴奋,靠在编辑部门口对编辑们说:陕西出了个李春平,小说写得很不错。他写南京路是这样写的……《玻璃是透明的》发表在1997年的《上海文学》上,纳入“上海新生代作家专辑”里,《小说月报》很快就转载了,之后我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信,他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电影改编一般都要签订合同的,我小说的改编却没有签约。他在信中说,如果我同意,他就改了,以此信作为凭据,就不再另外签订合同了。我回信说可以。只要能改成拍成,我就开心。那时节,我非常穷,没什么钱,但我渴望的不是钱,而是成功。不是挣钱了才算成功,而是想着成功了就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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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集体宿舍写作也不是回事,《上海是个滩》的稿费还剩了一点,打听哪里可以租房子。听说办事处附近的临沂中学有空房,是一排临街的两层房子,下面是店铺,上面一层适合居住。我就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20平方米。里面有个旧床铺,我把被褥抱过去就可以睡了。房子陈旧而破烂,除了床铺,其他的居家之物一无所有,是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一个老乡给我送来一个电炉子和电饭煲,我去买了一个锅,一把菜刀,一个菜板,就可以做饭了。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遇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没有桌子。

我依然只能趴在床上写。

有天,一个温州朋友告诉我,他家旁边的一家餐馆停业了,扔了一张旧桌子在外面,还有椅子,可以搬回去用的。我周围有不少熟人,熟人通过报纸知道了我的作家身份,要搬走别人扔下的破烂,我真没有那个勇气。可我又没钱去买一张桌子。而且我隐隐觉得,这里也只是临时居住,我是会搬走的,不宜购买桌子一类的大东西。

于是我就觊觎着别人扔下的桌子。又苦于没机会下手。我在等待。

有天大雨滂沱,好像是来台风了,电闪雷鸣。我觉得时机到了,就冒雨跑过去,扛着那张桌子就走。回到住处,一身精湿。这是一张可以折叠的圆桌,打开一看,还是半新的。我在狼狈中快乐地笑着,寻思着,这是算偷的还是算捡的?

我把打湿的衣服换掉,就给深圳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捡了一张桌子,你说丢人不?她说不丢人,她刚刚去深圳时,沙发也是捡别人扔下的。我明白了,有些时候,真不要把尊严太当回事了,不要嫌弃别人扔下的东西。关键是别人扔下的对你是否有用。

于是,我就在这张捡来的桌子上,开始写作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一份关于知识分子闯荡上海的备忘录》。写作前的功课太重,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作笔记,还要查阅当时最新的人才信息,一位在上海师大读英语硕士的朋友许振辉给我翻译了很多外文资料。他毕业时,很希望留在上海高校,结果还是到南方的大学了。我至今记得他那失落的表情。

上海的夏天闷热而又潮湿,房间里没有空调,汗水是粘稠的,总是把稿纸浸湿。我只有垫一块塑料布在稿纸上面,一点一点地移动,还要不停地擦手上不断渗出的汗水。一堆资料卡片放在桌上,一不小心就弄乱了。写了三个月时间,九月份稿子就写成了,七万来字,厚厚一叠,交到上海市文联的《电视 电影 文学》编辑部。不久就接到他们的电话,称文章很好,马上安排到1998年第6期发表。

这期间,《文学报》的摄影记者徐福生来看望过我一次。他听说我墙上全贴着过期的《文学报》,就要来拍照。来了一看,大吃一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居住的环境这么恶劣,只有一张床铺,一张桌子和最简单的做饭工具。靠床的墙上贴着《文学报》,其实与文学无关,与报纸无关,只是因为墙壁太脏了,报纸可以挡住尘土。

我最怕的是有客人来。因为我没有钱招待他们。一个在浦东某中学教书的老乡倒是经常来我处聊天,他一个人在上海,老婆不愿随他在上海落户,他也没买房子,闲了之后就到我这里坐坐,吃个简单的饭。他会把学校发给他的东西给我送来。有次,学校发的食用油,他送来后我不在家,他又不想提回去,就把我门顶的窗户打开,用绳子把一桶油吊进来了。

有一天,我穿着睡衣和拖鞋下楼倒垃圾,转身的时候,竟然意外地发现了紫阳县政府的老朋友,一行三人来上海办事。他们走到家门口了,如果我不邀请他们进去会怎么样?会不会认为我在上海发财了,就将他们拒于门外?如果邀请他们进门,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那又会如何?想想,我还是请他们进屋坐坐。他们就上楼了。进了门,他们的表情立马不对劲了,他们哪里会想到我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此前,我是县委秘书,是当地的一支笔,一个青年作家,三年前来到上海的创业者。有人说我在打工,也有人说我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们知道了,我就蜗居在此安贫守道。

一个朋友环顾左右,然后把目光停在了我脸上:你就住这?

是的。

这能住吗?

可以住。我还好好地活着。

跟我想像的不同。

朋友们走了。不用猜想,他们一路都在感叹我的处境。

我琢磨过,我是中国最穷的贫困户吗?最穷的贫困户也有一块土地,也有一个破房子。我却没有。我的房子是租的,只有一张床铺,一个锅,一把菜刀,一张捡来的桌子,和一个别人送的电饭煲。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了。

最奇妙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我太寒酸,我敢于暴露我的真实生活状态,让故乡的老朋友进来看看。我当然不是向他们展示我的穷,更不是乞求得到什么。我就是那么坦然,那么若无其事。而且我相信,我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因为我很努力。

这年我还是走运的。四年前在紫阳县当秘书时写的长篇手稿《情人时代》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才一个多月他们就决定出版。同样是这部小说,同样是这家出版社,四年前我写完寄给他们后就石沉大海了。如今意外地起死回生,只因为我是《上海是个滩》的作者。

一晃就到了年底。在华丰路上的两幢高楼竣工好几年了,它们每天都在我面前矗立着,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反正就是卖不出去,价格是每平方米3200元至4200元之间。大家都嫌价格太高。它们一直空着。我常常望着高楼出神,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比它们更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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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节,我一个人在上海。看书,写字,坚守孤独。

进入1999年,我突然忙碌起来。

开春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人了,要为《玻璃是透明的》选外景,我陪同。他们要找一个比较破旧的地方,作为外地人打工的住处。在浦东新区一些封闭的棚户区一看,那里的穷人比比皆是,若干居民住在臭水沟旁边,拥挤不堪。更重要的是,你无法想像那种脏乱。见我们去了,以为是政府官员去了,连忙围上来,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拆迁改造。我们说是为电影选景的,他们便关了门。选好外景,那边又忙着选演员。夏钢告诉我,女主角从中戏挑到北影,然后又到上戏,从三百多个演员中挑选出来一个叫马伊琍的女孩,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我问她适合小丫子这个角色?他说行,感觉还不错。

小说要拍电影了,自然是开心的,尽管我依然穷,但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感觉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每天读书、写作、做最简单的饭,我真正体会到了清贫,却没有体会到穷困的滋味。

《文学报》办了个彩版,发表小说作品。我写了个短篇寄过去,发了整整一版,给我了3000元稿费,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

有一天,我看到《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说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在编辑新世纪版的《辞海》,收录了“浦东新区”这个词条,我发现消息上公布的浦东新区的国土面积不对,于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们弄错了,接电话的是辞海办公室主任秦振庭先生,他很开心,说我们怎么就搞错了呢?于是在电话里聊起来。他说,他们辞书出版社就想写个关于《辞海》的东西用于宣传,让我去出版社坐坐。第二天,我就去了,带了一本1998年第6期《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上面有我的报告文学《世纪末的漂泊》。在辞海办公室,我和秦振庭先生一见如故,又是一个属相,他整整比我大12岁,是个很好的人。他说,《辞海》编辑工作启动于1915年,1936年出版第一版,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集中了一大批专家学者,80多年历史了。如果我写关于《辞海》的故事,可以不论长短,长了出书,短的发文章。然后,他把我带到社长李伟国的办公室,让我见见领导。李伟国是历史学家,是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调来的,聊了一会儿,李伟国先生让我把发表我作品的刊物留下,他要看看再说。第三天,李伟国先生就打来电话,让我去一下。我马上就赶到了出版社,李社长翻开《电视 电影 文学》杂志《世纪末的漂泊》一文,说:你很不错啊,你引用了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马克思说的,首次出现在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中译本删除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话。关于《辞海》的故事,你来写吧。采访的事,我们配合你,给你提供一辆车,一个人,采访对象我们给你联系。怎样写就是你的事了。

我欣然答应了。

在秦振庭先生的陪同下,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每天早出晚归。对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数学家苏步青的采访是在华东医院进行的。苏老是坚决不许照相,他说他太难看,太瘦了,瘦得走了形,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最不好看的一面。巴金也住在这个医院,因为不能说话,就没去。前上海市委书记、左翼作家夏征农家连续去了多次,因为夏老担任《辞海》主编,要了解的事情很多。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时,进了他的会客室,就看到苏步青先生的塑像,据说二人私交甚好。这年谈老八十来岁,腿脚有点不便。他总说上海话,有时需要翻译才能听明白。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和第一生命科学学院都是他亲手创办的。谈老很健谈,给我们谈毛主席和邓小平接见他的情形,谈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未来,是全球的健康。那个大视野绝不是我辈能比的。就在这一年,先生获得了一项殊荣,经国际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后来,秦振庭先生送给我了一本此次命名的蓝色小册子。

翻译家草婴是我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唯一一个幽默的人。草婴先生主要翻译俄罗斯文学,他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集,还有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众多俄国文学作品,各种翻译版本装了整整一个书柜,极其壮观。聊天时,给我们谈《战争与和平》的翻译难度和未曾听说过的俄国作家的作品。我和他以书柜为背景照相时,草婴先生说:也没翻译什么东西,就只有这一柜子。这谦虚该有多么骄傲。

采访同济大学校长、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拿来一部他编写的词典放在腿上,说:花了几年时间写出的这本书,给我了五百元稿费。说完翻开书,一张红格子的稿费单还夹在书里。当时我就想,我写一篇文章也比你多啊。

在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家里,领略了什么样叫大师,什么叫烟鬼。先生藏书十万册,国学功底深厚,诗文俱佳。那年裘老86岁,还带着博士生,还在审定全国中医药大学的教材。聊天时,他连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没有中断。问及烟量,他每天三包,跟我持平。可我那年38岁,他可是86岁的人啊。我们在他书房谈中医,谈《辞海中医学分卷》,竟然抽完了两包烟,满屋子的烟雾。同样也抽烟的秦振庭先生说,你们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2010年裘老去世,活了97岁。

复旦大学是一个采访重点,先去了经济学家蒋学模家,次日要采访哲学系的教授们。要采访七八个人,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于是就和出版社商量,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一个座谈会。时间确定在次日上午八点半,地点就在复旦大学文科大楼的某会议室。那时我正缺钱,为了省钱,我清早起来就从浦东南码头坐公交,然后在浦西人民广场转乘。坐了半小时之后,一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八点半。秦振庭先生打电话,问我在哪,教授们都来了。我问乘务员,到复旦还有几站?乘务员说,你坐反了。一个乘客调侃说,现在离复旦越来越远。我赶快下公交车,打出租过去。本来是为了省钱,结果多花了30块钱。到会场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些不悦。我非常愧疚,不停地向他们道歉,气氛才缓和下来。我并不是一个不守时的人,而是把公交车的指示牌看反了。

一个半月,我采访了在沪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因为太穷,这期间我始终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采访结束后,我就待在辞书出版社的资料室里,查阅各种历史档案。秦振庭先生问我有什么要求没?要不要助手帮忙整理资料?我说不要助手,唯一的要求是允许我抽烟。秦先生一脸苦笑说,按说,资料室是绝对要禁止抽烟,恐怕你忍不住,你还是抽吧,注意防火就行。我就一个人在资料室呆了十多天,记录了几本资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有时进来给我倒水,门一开,便有一股浓烟滚滚而出,呛得咳嗽。

到我正式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又是非常炎热的天气,稿纸总被汗水浸湿,干了就起了皱褶。写一部辞书的历史,我国没有先例。要把85年来的编纂历史写进去,要把众多学者的辛劳写进去,还要把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对《辞海》的关怀和支持写进去,一条思想主线是反映“辞海精神”。如何设计布局,如何建立框架,都只有自己摸索。所好的是,我的写作提纲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到了秋天,终于把稿子写完了,起名叫《辞海纪事》。我又陆续写了十多篇文章,在各个报刊发表。其中,一万二千字的《跨越世纪的文化准备》在《文学报》发表,《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全文转载。

正在《辞海纪事》编辑出版时,我接到了北影夏钢导演的电话,说,《玻璃是透明的》电影都快关机了,你怎么不来领稿费?我说我不知道已经开机了啊。他说,你不看报纸?开机就有新闻的。我说我太忙了,没时间看报。按照他说的地点,我跑到了片场,摄制组把一家餐馆租下来,改成电影中的餐馆名字“风满楼”。进去之后,夏钢正在拍戏,他停下来,对一个青涩的女生说,这是小说作者李春平,你过来认识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她叫马伊琍,她第一次拍电影。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然后继续拍戏。

我就和夏钢一起看监视器,他老婆孟珠在旁边站着。

我问夏钢:这个马伊琍,演得怎样?

他说:还不错。

然后,夏钢指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对我说:那个演老板的演员,一直想演蒋介石。

那时,没有想到马伊琍会从此走上银幕,成为明星。没想到《玻璃是透明的》会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奖。

这一年,《上海小说》1999年第2期发表了我的中篇《城市的一个符号》,《江南晚报》连载,上海安氏影视公司买走了电视剧版权。另一个中篇《蓝印幽梦》,发表在《上海小说》第4期,《小说选刊》1999年第10期转载。

1999年年底,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机,陆续收入了八九万块钱的稿费。就该买电脑,换房子了,也该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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