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西安的“拆迁部落”
破桩活被机器替代后，手工修正依然少不了
刘世汉改行后，经常会有工友找他按摩
当年栖身的北池头村在他们手下，被悉数拆除。现在聚集在三兆村的拆迁工及家属已达7000多人。
靠着农村人的朴实、执着和诚信，这些暂居城中村的拆迁工，在城市里开辟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抡大锤把学徒炼成老师傅
每天下午六七点钟，都是刘世汉按摩店生意最好的时候。灰头土脸的工友们卸下安全帽，然后指着肩膀和腰膝让他捏一捏、揉一揉。每次看着这些以苦力为生的同行，刘世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过往。
1993年夏天，初中面临毕业的刘世汉离开学校，从安康市旬阳县铜钱关镇出发来到西安打工。母亲残疾，弟弟有心脏病。“我再不赚钱帮家里，我家就只能家破人亡散伙了。”和许多伙伴一样，他的征途壮烈而又无奈。
虽然16岁的刘世汉比同龄人高出一个脑袋，但身体却瘦弱得像一根缺水的豆芽。在建筑公司做小工时，工长看他蹲着铲砂灰，才能端起锨把，踹了一脚骂道：“你还是个娃呀！回去好好上学去。”
刘世汉就是不走，手上加了干活的力气。工长摇摇头，摆摆手，自言自语道，“看你小子能撑多久。”
“搬砖、挖土方、打混凝土、上楼板，我都干过。每天10个小时，6元钱工资。”刘世汉还记得当时在陕西精密合金厂浇筑机器底座，他和30多名工人连轴转干了两天三夜。
“吃饭也打盹，挨着沙堆就能睡着，都是工友拿脚踢，或者拉着胳膊拽起来，继续干。”完工的那一天，大家吃饭找不到他，最后发现他侧身躺在雨地里，头脸盖着水泥袋子，睡得正香。
刘世汉至今还很感恩有这样一个能吃饱饭，又能养家的谋生机会。然而他第一次将300元工钱寄回家时，却传来了弟弟已不在人世的噩耗。
当了3年建筑学徒工之后，他来到西安北池头村，加入到乡亲们自发组成的拆迁队伍行列，慢慢地成了带领工人破桩、拆房的“老师傅”。
他和工友的工作就是抡大锤，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10小时。“初开始干，24磅重的大锤攥在手里都拿不稳，干上一个小时，手掌都是麻的，肩膀酸痛。到了晚上开始肿胀，抬起来，也不敢让人碰。”
但是第二天，他还要上工地。“手开始疼，眼看着鲜血从指缝间流出来。接着腰也是痛的，膝盖酸软无力，稍微心里一松劲，就能蹲坐在地，没力气站起来。”
下班休息成了刘世汉最渴望的幸福时刻。“放下大锤，发现手套的掌心，全被鲜血染红了。回到住处，咬牙摘下手套，脱了皮的掌心再次鲜血淋漓，钻心的痛，晚上尽做噩梦。”
面对记者，刘世汉伸出手掌，指着依然粗糙的掌心解释说，放下大锤都五六年了，以前留下的茧子仍依稀可见。“那时候一个茧子都有拇指关节大，刀子削都没感觉，也看不到血。”
年少打工迫于无奈
沈固安是1995年加入到拆迁队伍行列的，当时他也租住在北池头村，彼时，这里聚集着3000多名来自老家的拆迁工。
年少外出打工，沈固安出于无奈，贫穷、疾病、没有更多的生活来源，让依赖土地为生的农家入不敷出。作为长子，沈固安像陷入困顿家庭的孩子一样，过早理解到父母的艰难，油然而生不可推卸的担当和责任感。
当时，父亲捡回来一个弃婴，成了沈固安的妹妹。“我外出打工，其实是给妹妹赚奶粉钱。”
沈固安依然记得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待产的妻子，首次来西安找活安家的窘境。出家门时，他怀揣借来的500元钱，刚赶到县城，就被着急看病的亲戚借走了200元。
“那是个夏天，太热了，不得不买了一台电扇，连带全家来西安的车费、柴米油盐生活必需品，先把100元花掉了；给房东预交了100元钱的房租；就剩下100元，应对媳妇生孩子的紧急情况。”
那段日子对沈固安来说，就是鸡屁股下等蛋。“别人干拆迁，每破一个桩能赚25元，我只要18元，条件是下班后必须拿到当日的工资。否则家里就揭不开锅。”
沈固安一直认为生活艰难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他把两个儿子放在私立学校，希望孩子日后有一个体面、轻松的工作。
城中村里的“拆迁部落”
北池头村当年是十几个城中村中最为富庶的，有着“小香港”的美誉。但对刘世汉、沈固安等拆迁工人来说，只是可以暂时容身的栖息地。
在西安承揽拆迁活路的，不乏湖北籍人士，省内乾县、鄠邑区、镇安、柞水的公司或游资，占据了大半壁拆迁市场份额。但是，每一个在西安的旬阳籍拆迁人，都会自豪地说：98%的破桩活、近乎80%的拆除活，都是旬阳人干的。
拆迁破桩抡大锤，是公认的力气活。刘世汉如今依然保持着“光盘行动”的习惯，他对饥饿的记忆太深刻了。“每顿饭最少要吃一斤主食，每天最少要喝15到20斤开水，不然体力就跟不上。干上三五天，就要休息一两天，否则体力透支，身体根本吃不消。”
拆迁工地周边的小饭馆，以面馆最多。这种关中人的主食，同时也被陕南农民工们所青睐。“价格便宜量也足，简单、耐饥还带劲。每顿都要吃三大碗。”当年在北池头村经营餐馆的席师傅笑称：一开始搞不懂这些人饭量为啥这么大，最后来了两个农民工，要了两个菜，吃了一大锅10斤米饭，把我吓坏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旬阳籍的拆迁工人。
拆迁工地抡大锤的，几乎没有胖子，清一色的身材苗条，浑身肌肉。刘世汉现在依然可以一口气折弯200下握力棒。他说没力气，就吃不了拆迁这碗饭。
“站在水泥桩上手握铁锤，脚下踩住被铁丝固定的钢钎，眼神一定要瞅准，手臂的力气还要拿匀。太用力，撑不下来，也怕把水泥桩下部打裂了；偷懒不用劲，不出活，还累人。”作为第一代拆迁人，张兴美谙熟其中技术奥妙：“旬阳人能在西安站住脚，主要凭的是前辈们练就的开山劈石手艺。”
在破桩时，要把多余的水泥块剔除，再把内部钢筋暴露出来，就要用上石匠的雕琢工艺。按照要求，70%的工作面正负不能超过3厘米，旬阳籍的拆迁工将这个标准提高到了90%。并且凭借这一技艺，在全国各地揽活，还跨出国门，到了非洲。
手工破桩拆迁时代，断横梁，敲立柱，开山放石头的技巧被借用来派上了用场。“就怕抡空锤，把人甩下来；钎花飞溅伤人那是常有的事情。干这个活路的最佳年纪是30岁到50岁，既要力气，更需要心境和技巧。手艺高的还有70岁的在工地上忙活，也有人正在遭受尘肺病，工伤的痛苦煎熬。”
2002年，随着机械拆迁的不断普及，刘世汉、沈固安靠力气吃饭的时代面临挑战。“就连破桩这种技术活，也被机器替代了，但是手工还是离不了，毕竟那是个精细活。”
钢钎见证旧西安变新都市
33年前刚来西安时，20岁出头的张兴美还是一个穿着草鞋，有一身铁匠手艺的毛头小伙。他接过丈母娘递过来的10元钱盘资，跟着师傅来西安创业。
他带着妻子，在拆迁工地砸过钢筋，捡过旧砖，为了节省路费，10年没有回家。1991年，他在建筑工地上干起了拆迁的活。
“第一年，家里买了张桌子，第二年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到第五年又换成了彩电……2003年，我给两个孩子买了台电脑。”
2000年，凭借人缘和积蓄，他花了9000元买了两台矿压机开始机械拆房，之后拥有10台矿压机和3台挖掘机，成立了自己的拆迁队，3天能赚1万元。
张兴美穿着制服，手拿对讲机，逢人会掏出自己的名片，笑着说“请多关照”。从普通农民到专业拆迁的领导者，张兴美见证了旧西安的消失，和新西安的崛起。
由于历史原因，西安市是全国城中村较多的城市之一。从2002年开始的城中村改造工程，被当作一项重大的积极的城市发展任务。2007年西安全面启动旧城改造工作，位于大雁塔以东的北池头村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成为首批整村改造的对象。
在以张兴美为代表的拆迁工手下，李家村、北池头、岳家寨、孟村、苗家寨、甘家寨等一个又一个城中村被夷为平地，在他们身后，一栋接着一栋的住宅高楼、写字间和商业公司，在原地拔地而起，一片又一片绿地、一条接一条马路，美化便捷着市民的生活。
2018年西安市集体土地上棚户区（城中村），计划新启动10个项目房屋拆迁工作，涉及约0.44万户、1.33万人；计划完成10个村的回迁安置工作，涉及约0.69万户、2.76万人；计划整体完成投资约50亿元，其中重点招商的34个城改项目集体亮相。
多年打拼生涯，让这些以拆迁为生的农民工，发生着重大蜕变，他们成了专业人员，背靠正规公司，拥有大型机械，工作面从多层房转移到大型建筑物，桥梁、路面、屋面、锅炉、烟囱等拆除。
半夜醒来之后，沈固安都会站在窗口，看着满街灯火辉煌变成如天上星斗般稀疏。刘世汉在微信里安慰他：古城西安留下太多我们的回忆，新西安不会忘记我们的每一份贡献。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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