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农田 播种希望

我去找老杨的时候，他刚刚锄完草，斜卧在树根下喘气，背脊莫名凸出一座山来。田坝上狠狠刻出他那老牛般的影子。他摘下草帽冲我憨笑，额头上一排排的沟很显眼，像极了刚刚犁过的地。

老杨，平利县长安镇柳坝村贫困户，今年刚满七十，留守老人。近十几年来，广大农村的“老杨们”越来越多，青壮男子要么远走高飞，要么弃农经商，或尽可能做些比较时髦、干净的二三产业，却不会从事老土、劳累的农业。

我盯着老杨幽深的眼睛发愣——作为农田守望者的老杨，他守望的到底是房子？是子女？还是余生对土地的眷恋？忍不住陷入思考：在农村，有多少农民能永久性放弃农业生产，又有多少进城打工者能真正成为城镇居民？

伴随城镇化不断发展，“几亩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再是惬意的乡村生活，反而成为庄稼人一种调侃和自嘲。青壮男子大量外流，加剧了农业老龄化程度，随着老人年龄增大，他们将无力继续从事繁重的农活，只能选择那些离家不远、水源较近的农田耕作，偏远的良田要么被转包、要么被荒弃，昔日稻花飘香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和老人比起来，妇女尚可暂时担负起农业生产重担，于是出现“女耕男织”现象。男人到城镇务工，女人留在老家务农，这既能保障家庭成员吃饭问题，又能通过非农劳动获取更多可支配收入，为打工者留下一条返乡退路。但妇女务农具有被迫性，等孩子稍大或丈夫在打工地稳定下来后，妇女便会随丈夫进城，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农业生产遭受漠视，农村成了白发翁媪和留守儿童的家园。

柳坝村2组刘姐，已一年多没见过丈夫。简短交流中，她提及最多的是两个孩子高昂的生活费和对丈夫的思念。客观地说，“女耕男织”这种家庭分工，仅仅只是农民面对城镇化做出的暂时性妥协。站在女性角度看，它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它所造成的夫妻分居和骨肉分离，对农村家庭亲情的破坏是近乎残忍的；它对农村社会治理所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

有母亲陪伴的孩子毕竟是幸运的，在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可怜孩子，因为缺少父母关注和呵护，变得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自卑懦弱、行为孤僻。他们大多由祖辈照顾，隔代教育诸多的“不尽如人意”，给这些孩子造成的“亲情饥渴”是一生的。

更严重的是，自小被冠以“留守儿童”的孩子们，上学的动力变成了“走出大山”，他们迫切希望逃离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或将要外出的农村年轻人因不会种田或讨厌务农，只能在城市里打拼谋生。因为不愿轻易放弃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父母没有深厚情感维持，他们步入城市后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曾经“抛弃”他们的父母留守在农村，如此反复循环。就当前而言，依靠老人妇女还能勉强维持农业现状，即使老人妇女减少了，仍有部分一代农民工回流补充，但这种“循环”终将不是长久之计。

随着农业生产活动兼职化和副业化加剧，“谁来种田”成为眼下农村的“别样乡愁”。职业农民的出现，或是化解这一乡愁的答案之一，但大家很快意识到成为职业农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大多返乡创业者都有种急于求成的心理，外出打工攒到一些本钱，觉得自己在农村长大，又懂些农业知识，只要肯吃苦，就一定能够创业成功。殊不知外出多年的自己，已然对农村渐渐陌生了，种什么、怎么养全凭一时冲动，况且会做农活不等于懂得农业技术，加之对市场、对生产资料、对土地环境、对销售渠道缺乏了解，第一次投资极有可能打水漂。受农产品季节性和周期性影响，一干至少一年，这时家人朋友开始反对，咬牙再撑一年，还是赔了，积蓄不够了，家人极力反对，最后只能放弃。

也有人请专业人士来做，或者在小范围内先行试水，稍稍有些起色，就欣喜若狂按照小规模套路扩大经营，这时候资金周转又出现新困难。造成资金困难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把投资概算搞错了、把投资周期估短了、把融资难度想轻了,或是政策预期落空了。即使勉强解决了资金问题，规模扩大后是否能够复制小规模的经验呢?事实是规模小的时候尚能生存，扩大后反而倒了。

不可否认，从业人口数量日趋减少、劳动力结构日益老龄化、创业门槛逐年攀升等问题将在农村长期存在。这些问题会对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品牌化产生倒逼效应，我们的农村正迎来一场极其深刻、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会被家庭农场、产业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所取代；分散小块的农田，会被整合为集中连片的农场；封闭的家庭经营会逐渐消失，分工合作营销将会成为市场主流。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疑问，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模式实现转型。

当然，并非所有返乡创业者都是一事无成，高英就是率先成功的典范之一。这个充满活力的职业农民，只要谈起农业，就会如数家珍聊起自己数十年来的悯农情怀。从去年开始，高英按照每亩400元标准，在金沙河村流转60余亩撂荒地。完成土地流转后，暂时“失去”土地的农户可以免费参加茶叶种养技术培训，农户学成归来后，又被返聘回“自家”茶园，通过务工获取收入。未被扭转的茶园，农户只需按照“代种代销”的要求完成锄草修剪，都能以每亩70元标准领取茶园管护费，并获得茶叶优先收购权。高英的这一做法获得多数农户支持，她不仅给农民提供了赚钱机会，还教会了农民赚钱的本事。

金沙河村支部班子或许受到高英启发，在脱贫攻坚中，逐渐转变了单一资金支持思维，积极投身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试点。其模式大致如下：通过对本村资源核查清理，将可经营性资产进行量化，利用20万元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引导80户贫困户以总资产7万元入股，将27万资金按照最高1万元标准转贷给本村农户发展产业，农户贷款交纳的利息作为集体收益按股分红。不到两个月，这一模式就获得2万余元收入。下一步，金沙河村还将和高英茶业成立互助经济组织，把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荒山等自然资源经营权，以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产权逐一折价入股经营主体，引导动员农民以资金入股、技术入股的方式成为股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金沙河村是长安镇开展“三变”改革的一个试点村，除此之外，中原村、张店村也同步开展了类似配股探索。长安镇的农业发展创新之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停步。当年，为提升茶饮产业综合效益，长安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和“集中、规模、增效”原则，通过采取因地制宜、统一规划、连片开发的办法，引导农户将土地以及零星分散、插花种植的产业园向能人大户有序流转集中，催生了30余户茶饮产业大户和10家茶饮龙头企业。二十多年过去了，长安镇已累计流转土地及产业园17600余亩，其中涉及承包地14800余亩、集体茶园2780余亩，占到全镇茶园面积的90%，耕地面积的51%。伴随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和市场化营销的发展，全镇1000余名茶农实现稳定增收，长安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茶业大镇。

想要做成一件事，总会听到不同声音。针对“三变”改革，少数党员干部也客观提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现有经营主体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市场竞争力相对缺乏，农民入股信心不足。又比如打造农业品牌非一日之功，当前在市场上叫得响、在消费者心中信得过的知名品牌并不多，销路问题会影响“三变”改革积极性。再比如，土地确权工作完成后，土地变得越来越值钱，部分农民因利争地，资源变资产的过程会滋生诸多社会问题。

部分农户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顾虑：有人觉得“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做生意不可能只赚不赔，变成股民后，将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压力。有人认为规模化生产会改变土地原始用途，将来退股后，自己的土地短期内难以恢复，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也有人害怕自己的资产在折价入股时被低估。还有人担心生产经营主体财务不透明，收多收少企业说了算。

能够提出问题，恰恰说明大家对“三变”改革充满兴趣，并且能够保持足够清醒和定力。疑虑虽然存在，但群众对“三变”改革在解决农村资源分散、农民分散、资金分散等问题上的作用是认可的，党员干部对“三变”唤醒农村沉睡资源、畅通群众增收渠道、做强做大规模企业等方面的功能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尽管推动“三变”改革存在困难，但若将解决困难视作补短板的过程，反而可以把各种不利因素转化为发展优势，“三变”将是一次重大机遇，只要把握住了，农村产业复兴指日可待！

这些年，平利从率先开展土地流转到建立区域农技推广综合服务站，从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到成为全国人大授权的“两权抵押”试点，一直都是安康农业发展史上的探路者。在刚刚结束的县委十六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更是从县委层面，对“三变”为什么变、变什么、怎么变做出了深刻阐述。会后，各镇从“扶强主体、摸清家底、选准产业、带好农户、建好平台”等方面积极入手，大力推动“三变”改革遍地开花。一时间，“三变”改革的雏形加速形成，过去支离破碎的撂荒地被重新整合起来，大批青壮年男子陆续返乡，无数个现代化农场呼之欲出，农村宏伟的发展蓝图栩栩如生。我们相信，要不了多久，守望农田的庄家人，将再次从这片沃土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特约撰稿人邹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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