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疫情除了带走生命还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纪念？

澎湃新闻 2021-03-17 13:13 大字

原创 Yuval Ben-Ami 故乡与世界在宽度刚好可以容纳雪铁龙的砾石路肩上，我停了车，让我3岁的女儿走出车门。我劝她和我一起穿过普罗旺斯西部的低矮灌木丛，去看看近200年前席卷该地区的一场流行病留下的痕迹。

很快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块标志牌：“马赛运河。禁止靠近。水深危险。”再过去，一条水道从山坡上的一个拱形开口中涌出。绕过小山，水又涌了出来，没进下一个山坡。在隧道口附近，我们分食了一颗小柑橘。女儿对着躲在岩石深处的鸟儿鸣叫，而我则在沉思，疾病和人类文明在景观上印下的痕迹。当霍乱在19世纪30年代肆虐马赛时，该市市长承诺要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几年，马赛运河建成了，为该地区带来了清洁的水源。

运河在法国地中海地区并不罕见，但它们一般涌流于山谷低凹处，而不是悬于其上。它们也不会穿过那么多条隧道。几周前，这条运河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们正从乡下的家抄近路去马赛机场。经过研究，我知晓了这桩掺杂着苦难与胜利的往事。

19世纪30年代，当霍乱肆虐马赛时，该市市长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解决这个问题。市民们需要干净的水，运河的建造者们为此克服了艰险的地形，给我们留下了长达50英里的奇迹。在当前这个可怕的时刻，他们的壮举引起了共鸣，同时又显得不可思议。

过去的流行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纪念碑、礼拜场所、医院、防御工事、墓地和一些宏大的建筑工程。而在多使用一次性口罩和临时医院的现今，我很难想象，新冠肺炎病毒会在地球表面留下什么样的持久痕迹。

“我们对流行病的历史记忆很短，这很正常，”负责印度洋留尼汪岛历史检疫站的杰西卡·普拉伊（Jessica Play）说。“这是关于死亡和痛苦的记忆，是我们不愿去回想的事情。”

如今，全球困境期间，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地标古迹正在重获其意义。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鼠疫柱矗立于维也纳格拉本大街的中央。顶端是金光灿灿的圣三位一体像，下方为9位天使立于云端。维也纳的鼠疫柱是该类纪念柱的一个典范。它纪念的是1679年那场黑死病的爆发，当年它在奥地利导致了大约1.2万人死亡。去年3月新冠病毒第一波大爆发期间，维也纳的居民们在（纪念17世纪末死于鼠疫受难者的）鼠疫柱前点燃蜡烛.

自2014年以来，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兼工作人员托马斯·哈比奇（Thomas Harbich）每天都会在推特上发布关于这座城市的琐事，其中包括几条与纪念碑及其周围环境有关的推文。去年，他见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座纪念碑重获新生，在新冠疫情中得以被重新发现。哈比奇说，“在疫情首次隔离期间，人们像黑死病爆发后那样使用它，使用它本来的用途。”他指出，鼠疫柱的重新发现，似乎揭示了维也纳人连接过去的纽带，以及和死亡、疾病的联系。

“人们对完全未知的事物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更具有宗教色彩，所以他们在鼠疫柱旁放置了蜡烛和写有祷文的小纸条。它看起来很特别，因为当时街道上完全是空的，而鼠疫柱在中间闪闪发光。”医院的历史颇具讽刺意味。在西方世界，致命疾病所带来的灾难，使医院成为了希望之地。

“大多数医疗保健场所的所在地本来就是家，”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研究医疗保健史的历史学家简·史蒂文斯·克劳肖（Jane Stevens Crawshaw）说。她列举了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即有的一些长期护理机构，其中包括为孤儿和战争致残者提供的机构。荷兰莱顿的瘟疫屋，自然生物多样性中心.

她说，这些机构的数量仍在增多，“但为了应对前现代时期的流行病（瘟疫和水痘），旨在为这些特定疾病提供专门治疗的医院开始发展起来。”

部分流行病直接催生了一些医院的建立。1710年，柏林成立了一家机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瘟疫，后来其演变成为了一家重要的医疗中心Charité。而其它流行病医院则已荒废不用了。澳大利亚悉尼爆发的猩红热，催生出了亨利王子医院（现为医疗保健博物馆）。史蒂文斯·克劳肖提到了建于17世纪的荷兰莱顿瘟疫屋。“这是一个美丽的方形结构，四周环绕着一条水道，另一个水道则贯穿过它的中心”

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建筑曾被用作军事医院、军事博物馆、监狱和男童拘留中心。1990-2019年，它一直是该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侧厅，2016-2017年，当博物馆进行翻修时，它还收藏了在蒙大拿州出土的霸王龙特里克斯的骨骼化石。检疫站旨在保护港口免受经由航船传播的病原体的侵害。抵达港口的船长需发布一份声明，包括船舶的出发地、航行轨迹以及船上人员的健康状况。港口代表将乘小船前往接收，然后引导可疑船只的乘客前往隔离处，在那里他们将被隔离。

意大利威尼斯礁湖中的小岛圣玛利亚·迪·纳扎雷斯（Santa Maria di Nazareth），是最早的检疫站之一的所在地。从1423年开始，瘟疫患者被送到那里，远离社会生活40天。这段时间被称为“quaranta”，是“隔离”一词的来源。1793年费城黄热病大瘟疫爆发的六年后，一座优雅的乔治亚风格的检疫站在特拉华河边落成。

史蒂文斯·克劳肖称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构为“具备混合功能的医院”，提供“医疗和精神治疗和护理”。

1793年爆发的费城黄热病夺去了当地十分之一居民的生命。六年后，一座优雅的乔治亚风格的检疫站在特拉华河边落成，如今是蒂尼库姆镇办公室所在地。

它是美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检疫站之一。另一个是位于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的哥伦比亚河检疫站。纽约则于18世纪30年代建造了检疫站，用来安置天花患者，该建筑后来被摧毁，如今其上矗立着自由女神像。1848年春天，法国废除了奴隶制，但这一消息花了9个月才传到了殖民地留尼汪岛。此后不久，自愿移民取代了奴隶劳动力。

留尼汪岛上的移民来自许多地方，因此总有一些流行病需要预防。由于岛上的居民特别容易感染疾病，检疫站为此就建立了。在留尼汪岛大艇村（La Grande Chaloupe）的检疫站，移民们“会待上几天、几周，有时甚至几个月，”检疫站负责人杰西卡·普拉伊说。

为奴隶设计的检疫站很小，而且条件很不稳定；另一个检疫站是为来自中国、印度、也门和马达加斯加等不同国家的自愿移民建造的，于1860年在大艇村落成。

“人们会待上几天，几周，有时甚至是几个月，”该检疫站负责人杰西卡·普拉伊说。“普通的工人会睡在密室的双层床上，”她解释说，“但也有其他人，比如商人，或者有钱人。他们必须支付隔离费，但他们的状况反映了他们的地位。我们在历史档案馆的菜单中发现，他们有时会享用香槟和牛舌。”

检疫站的翻新工程始于2004年，目前仍在进行中。“我们想让大艇社区参与进来，”普拉伊女士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培训人们的砖石、木工和其它手艺。”

其中一处院子被建成了博物馆，陈列着移民的烟斗等——许多移民都是靠抽烟来消磨时间，每天无所事事。另一处院子是研究所。在这里，药用和食用植物如今又开始开花了。1631年，威尼斯陷入了瘟疫的魔爪之中。为了抵御这种疾病，共和国政府开始兴建一座教堂：圣玛利亚·德拉·敬礼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或安康圣母教堂。这是动荡时期宗教敬拜精神的体现。

该教堂由巴尔达萨雷·隆格纳（Baldassare Longhena）设计。“他说这个项目是前所未见的新建筑，”建筑历史学家玛蒂娜·弗兰克（Martina Frank）说，他曾撰写了一本有关隆格纳的专著。这个设计具有深层的积极意义，它的灵感来源于对日后的感恩节盛宴的憧憬。意大利威尼斯安康圣母教堂前，一名船夫在横渡大运河。

大教堂的兴建需耗时56年，而就在奠基之后7个月，1631年11月21日，这座城市即走出了疫情，并且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传统。

通常，人们会在大运河上搭建一座临时桥梁，随后游行队伍通过桥梁走向教堂。但由于Covid-19疫情爆发，感恩节盛宴取消，2020年的大运河上并未搭建桥梁。

威尼斯有五座巴洛克式教堂，灵感来自于不同的瘟疫，每座教堂均饰有相关的艺术品。在安康圣母教堂的主祭台上，装饰着佛兰德巴洛克艺术家约瑟·德·科尔特（Josse de Corte）精心制作的一组雕像。大师把这种疾病描绘成一个衣着飘逸的老妇人，被挥舞着火炬的天使追赶逃窜。

这是衰弱和死亡临近的缩影，还是说这位女士代表了一个邪恶的女巫？“更像一个女巫，”弗兰克笑着说。“当时整个社会都非常厌恶女性。”2014年埃博拉病毒抵达利比里亚时，该国只剩下58名医生。由于长期内战，其他医生多已移民。只剩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通过改变社会习惯来拯救自己的家园。

在西非，约有一半的埃博拉感染源于与死者的接触，尤其是清洗遗体环节。虽然一些社区被劝说放弃了这一习俗，但其它社区却坚持了下来，有时还会攻击穿着类似太空服的防护装备的殡葬队。一名男子在利比里亚蒙罗维亚郊外的迪斯科山公墓售卖花圈。

蒙罗维亚地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新的公墓，该公墓离城市足够远，使殡葬队得以避免在传统墓地周围遇到反对派。现在，约有2200名逝者被埋在蒙特塞拉多县的迪斯科山上。其中包括穆斯林，其坟墓面对着麦加的方向。

利比里亚公共卫生专家莫索卡·法拉（Mosoka Fallah）说，当地领导人同意，在雇用当地人为殡仪人员的前提下出售墓地用地，以建立一所学校，购买一台手压水泵。

2014年12月，葬礼开始时，法拉参观了迪斯科山，并流下了眼泪。由于官僚因素，该墓地的使用被推迟了五个月。在此期间，数百名利比里亚人被火化，这是一种极其不受当地欢迎的做法。“我看到很多家庭因为火化而伤心欲绝，”他说。“这真是大错特错。”埋葬在迪斯科山上的，有70%是骨灰盒。

法拉表示，迪斯科山如今是埋葬新冠肺炎死者的一个常见地点，因为穷人可以免费将亲人埋葬在那里。“你知道吗，在这一带甚至还有一堵瘟疫墙?”保罗（Paul）问同伴安德里亚（Andrea），后者是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的小说《瘟疫墙》（Wall of the Plague）中的主人公。

两人都是旅居法国的南非人，都刚刚与恋人新近分离。他们的谈话充满了调情的意味，而疾病史则是一种战略上的话题转移。法国吕贝隆地区自然公园瘟疫墙的边界标志。

催生了瘟疫墙的恐怖疫情于1720年乘船抵达了普罗旺斯。阻止其蔓延的尝试包括封城，切断连接渡船和河岸的绳索。一切都无济于事。两年内，这种疾病已经造成近13万人死亡，占法国东南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乡村小教堂仍是这种流行病的见证者。其中一些乡村小教堂是献给蒙彼利埃的圣洛奇（St. Roch）的，他是狗和单身者的守护神，也是一位传奇的治疗师。环绕在它们周围的是瘟疫墙（Mur de la Peste），一种流行病学防御设施。

瘟疫墙旨在限制法国领土和教宗国控制的飞地——沃奈桑伯爵领地之间的通行。它起始于梅内贝斯村附近一条逐渐消逝的沟渠，彼特·梅尔（Peter Mayle）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就是以这个沟渠为背景的。

这堵墙绵延约18英里，越过橡树丛覆盖的山丘，一直延伸到山峦作为天然屏障的地方。但瘟疫墙未能成功阻止瘟疫的蔓延，其依旧在1722年到达了阿维尼翁市。在美国和加拿大，有60多个纪念艾滋病受害者的场所，其中一些有玫瑰园那么大。

国家艾滋病纪念园执行主任约翰·坎宁安（John Cunningham）患有这种疾病已有20年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达旧金山后，他见证了同性恋群体的斗争，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纪念概念。一种是艾滋病纪念被子，它纪念了因艾滋病而丧生的生命，可以在不同地方进行展示。另一方面，位于旧金山金门公园的国家艾滋病纪念园则是一片广阔的土地，里面有树林、草地和植物，以及在石头和路面上刻有名字的人行道。旧金山金门公园国家艾滋病纪念园。

在最近的一次Zoom访谈中，坎宁安回忆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决定为那些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不仅可以共担悲伤和痛苦，也许还能通过回忆和治愈，带着希望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

该市为他们在金门公园划了10英亩的土地，成员们开始共同美化这个地方，此后已累计超过25万小时的志愿者时长。纪念园的核心是“朋友圈露天广场”，上面刻着2500多个艾滋病患者的名字，既有逝者，也有生者。坎宁安强调了纪念园作为圣地的替代品的作用。“许多男同性恋者在他们成长的宗教社区受到排斥，他们来到旧金山，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在许多方面，这个空间，作为一个纪念场地，是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几乎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乌拉圭，可能是第一批落成Covid-19纪念碑的国家之一。截至2月中旬，乌拉圭因疫情丧生的人数不到600人。

蒙得维的亚的建筑公司Gómez Platero Architecture提议建造一座纪念碑，该建筑由一条延伸向大海的人行道组成，最终是一条滨海步行大道。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拟建的Covid-19纪念馆的渲染图。

“我们从事城市化工作，我们是公共空间的拥护者，”马丁·戈麦斯·普拉特罗（Martín Gómez Platero）解释说：“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公共空间，旨在帮助我们时刻记住，人类是自然力量的附属。”

他说，他的团队从2020年春天开始设计，终稿已送交乌拉圭总统路易斯·拉卡列·波乌（Luis Lacalle Pou），并得到了他的批准。纪念碑的地点被选在市中心的东部边缘，包括一个现有的码头和一个小岛。目前还剩蒙得维的亚市尚未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