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三载 长安一梦
《长安十二时辰》这个以唐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一切都发生在天宝三载正月十四至正月十五的十二个时辰内。
天宝三载的长安,一切都没有走到极点。
宋代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长安“外廓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1957年考古实地探查显示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是古代世界第一大城市。最重要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47米,可见朱雀大街与今天的长安街相比也毫不逊色。长安的109坊,在宫城和皇城的俯瞰下,“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每日早朝,黎明前的黑暗中“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执着灯火的百官,把天上的星宿也带到了凡间。于是这长安,不知是天上,还是人间。
泱泱长安,人口也堪称大观。对长安人口的估计有多种,从50万到180万不等。在唐人的写作里,“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城中百万家”(元稹《遣兴十首》)。甚至显庆元年,高宗为大慈恩寺颁发御制碑文,“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不论真假,繁盛之感,可鉴于战国时的“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熙攘之声,耳边犹闻。
生活在长安,买得到整个世界。东、西市颇为不同。东市多高官显贵,“四方珍奇,皆所职聚”(宋敏求《长安志》),而西市则靠近长安的西大门金光门,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胡商多落脚于此。1962年的发掘甚至在西市遗址上发掘出了骨饰、料珠、珍珠、玛瑙、水晶、金制饰品,大概是当年西域珠宝店的遗迹。西市附近的布政坊、义宁坊、醴泉坊、崇仁坊,皆有祆祠、胡寺,在长安,不只吃得了胡饼,看得了胡舞,听得了胡乐,买得了西域珍奇,更是不出长安,遍览异域风情。不要惊讶于剧里为什么会有昆仑奴,为什么会为祆教、景教,因为,这就是长安。
没有诗,怎么称得上盛唐?何监的原型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在这一年告老归越,玄宗御作诗歌送行,又命百官饯于长乐坡,当年,贺知章离世。“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名句,也为我们留下了李白“谪仙人”的称号。在剧中被抢了绿眉马,又被烧了诗囊的岑参,正是在这一年进士及第。就连一出场就被狼卫击杀的老头焦遂,也是诗歌里有名有姓的人物——饮中八仙之一的焦遂,“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杜甫《饮中八仙歌》)。
《长安十二时辰》堪称奇观的灯宴于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前举行,这两座建筑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勤政务本”当然寄托了唐玄宗勤于政事、关注农事的意愿,而花萼相辉楼则典出《诗经·常棣》中“常(棠)棣之华(花),鄂(萼)不韡韡(wěiwěi,光明之意)”一句,寄托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愿望。唐朝名臣张说曾参与正月十五兴庆宫的宫宴,在花萼楼前观灯,不禁作诗感慨:“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张说《踏歌词》)这正是唐朝盛极一时的模样。
然而,天宝三载的长安,也暗藏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危机。《新唐书》里称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是“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尤其是其中的突厥。突厥在隋唐之初不容小觑,李渊在反隋之初尚需借力突厥。颉利可汗大兵南下,最严重时兵逼长安渭桥。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李靖等大败东突厥,东突厥灭亡。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在唐军的追击下,西突厥灭亡。至此,突厥难称大患。之后,大势已去的突厥又组建了后突厥政权,但其内乱频繁,难以回天。
天宝三载后半年,王忠嗣大破突厥,天宝四载,后突厥率众归唐。从此之后,突厥国亡。同样是在这一年,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李白也在这年被赐金还遣,“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李白《东武吟》)。第二年,太真被册封为贵妃,杨家“宠贵赫然”(《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两年后,杜甫困居长安,十年蹉跎。长安这座城市的诗运仿佛意味着某种国运的转移,历史由飘逸的李太白交予了沉郁的老杜甫。十一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盛唐,至此盛极而衰。
盛唐并不完美,“朱门酒肉臭”的背面,就是“路有冻死骨”。这里生活着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和汉高祖一样,都只希望能长久安康。谁又知道,在历史的茫茫微尘中,有多少个张小敬为了守得百姓一日长安,而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呢?
(文/颜婧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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