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言的一代有着更美好的人生
孩子不会讲方言的背后，是孩子对父母家乡的切割、是对父母所秉承文化的疏远和陌生。但他们并非没有家乡，因为城市已经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或许不会方言，但他们在大城市中获得了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他们会讲更标准的英语、接受更好的教育、注射更安全的疫苗……他们的童年有不同于父母的精彩，他们的人生会有更多选择和机会，会更自主，也更加幸福。没有方言的一代
“春节回谁家”一直是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但春节回谁家背后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是：孩子说谁家乡的方言？令人遗憾，答案往往是：孩子不会说任何一边的方言，孩子只会说普通话，他们是没有方言的一代。如果说儿媳妇、女婿、是以“外来者”被家族接受，因此无需承担“家”文化传承的期望，那不会方言的孙辈则像一个家族内部的“异质者”。这种现象强烈地提示大家庭、家族中的长辈，所谓一方水土的传承，被打破了被截断了。也许个别人会失落与担忧，但多数人知道，此乃大势所趋。
几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会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而且消失程度大的吴语、闽南语、闽东语，都是发音与普通话差异很大的。方言保留得较好的，都是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相对来说，这些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较小。这背后，不过是收益与成本的较量。
市场活动使得人们必须与不同口音的人交流。外来人口难以听懂当地方言，市场中的两方，必然有一方需要妥协，才能达成交易，获得共赢。那么，谁妥协呢？这取决于妥协的成本（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双方获益的自发过程）。比如上海话与普通话差异很大，对外地人来说，学习难度大。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发达，教育程度更高，即便在改革开放前，南来北往的人也多，上海人几乎都能听会说普通话，适应普通话的成本小。所以，往往就是上海人去适应外地人，这就使得外地人学习上海话的收益非常小，自然没有人愿意学习上海话。现在香港年轻人会说普通话的比例也大大提升，甚至美国精英的孩子们学普通话都是常见之事，同样是这个道理。
方言消逝是不可阻挡的。有些人觉得很遗憾，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学自己的方言，以示不忘本。上海曾于2014年在幼儿园进行过推广上海话的试点，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方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可以在保留文化上做一些事，让一部分人去记录、保存。做这个事的人，他们喜欢这样做，或者这是他们的工作。但作为普通人，并没有必要为了文化而牺牲自己。人创造了文化，人才是文化的目的。所以，孩子是否学会父母的方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将来的生活。不会父母的方言，对他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学会所在城市的方言，或许能让他们的未来更加顺利。
其实，方言的遗憾之下，是孩子对父母家乡的切割，对父母所生长的文化的疏远和陌生。就如同他们对父母的方言，没有太多的感情一样，这些孩子对父母出生的地方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不过，他们并非没有家乡，因为城市已经是他们的家乡。
城市就是他们的家乡
有人把这些孩子称为“二代移民”，但“二代移民”这个词并不准确。从政治上说，在一国之内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人口转移，不应冠以“移民”这个称呼。相比“二代移民”这个词，“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这个词更加政治正确一些。因为不管是这些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并不是跨国家、跨文化的人口转移，仍然在同一文化中，不会受到文化冲击。习惯、文化、方言造成的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地区内部之间的人群差异。两个不同地区的，年收入40万元的家庭的孩子，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共同语言远远多于同为上海人，一家收入40万元，另一家收入只有10万元的两个孩子。至于那点可怜的地方文化差异，几乎完全不必考虑在内。
而且，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把所在的城市改变成了一座新的城市。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些城市，当移民越来越多，移民也就不再是移民。他们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主流，他们会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把一个方言浓厚的大城市变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这些孩子出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他们的童年在大城市度过，这里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乡所应该具有的乡土气息，但仍然有童年、有记忆。他们的一切，记忆、人格、知识、习惯、价值观，都是在大城市中形成的。他们这些新特质足以覆盖掉父母的地域特质，足以成为这个城市的主流人群。那么，很自然的，他们也只会对大城市有归属感。这个城市就是他们的家乡，是这些孩子人生的起点，哪怕以后远赴4光年之外的人类新家园，他们的根也已经深植在这些个钢筋混凝土森林、没有方言的城市。
当然，这意味着与父母家乡的切割。对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特别是祖辈来说，并不好受。令人遗憾吗？
方言的传承，地方文化的继承，的确令人有衣钵延续、生生不息之感，所以，方言与家乡认同的中断让人遗憾，但是，比起一个人的家庭安康、生活幸福、个人发展来说，这都算不得什么。他们或许不会方言，但在大城市中成长，他们获得了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他们会讲更熟练的英语、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医疗、更安全的疫苗。他们的人生会有更多选择和机会，会更自主，也更加幸福。 (摘自腾讯大家 作者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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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村的落后文艺化是思维惰性
《新京报》发表杨万国的文章说，在火车上，统计了一下，几乎每隔一公里就是一块或大或小的村庄。看起来这是一望无际丰饶的豫中或华北大平原，但根据村庄分割程度，估算起来，人均大概也就一两亩地。虽然满目绿色，很少看到抛荒，但可以想象农民在切成小块的土地上一年到头忙活几棵苗木的样子，其实，放在50年之后看，他们如同做游戏，过家家，是多么荒唐。
有些人对中国的乡村或咏叹或眷恋或痛惜其凋零，这是思维惰性。中国的乡村语境，她与浪漫、清新、生态有关系，但不多。更多的是落后的荒蛮，苦难的留守，较落后的生产力。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样的乡村，抛弃这样的乡村，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让一部分人固守这样的贫穷、落后和较落后的生产力，一个农民在他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村头一年忙活一亩地是荒谬可笑的。
因食品安全肇因，有些人眷恋所谓乡村的绿色、生态，这是一种无知。食品生产的资本化、工业化才可能出现科学化，才可能做到安全可靠，物美价廉。就如同早年汽车也是质量不可靠，但人们不能回去眷恋马背。
所以，必须肯定，支持资本加速进入农业，支持土地流转，国家也必须破除二元歧视，让农民成为职业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什么时候，那些凋零的村庄彻底消失了，一个农民一年种一两亩地的游戏结束了，中国才能成为发达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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