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床蚊帐而“变修”的故事

□ 牛谦才 文/图

1960至1962年的3年特殊困难时期，商品凭票供应的范围有所增加。新纳入凭票供应的商品有毛线、枕套、枕芯、棉鞋、蚊帐以及脸盆、口杯、水瓶（俗称电壶）等等。

1963年8月以后，市场开始好转，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到1964年大部分控制供应商品基本放开。1966年“文革”开始后，因政治运动和“武斗”，企业停工停产，日用商品供应再度趋紧，又不得不再实行凭票供应。

上列日用商品不像棉布、棉花、粮油一类商品那样必须按人按时定量供应，作为结婚置办用品，凭结婚证明便可领到供应票。如1967年5月至9月底，红旗供销社（“文革”运动时由关庙区改称红旗区）发放的“蚊帐壹床”。类似票证在农村由各区供销社、城区由百货公司均印制发放过。直到1978年以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供应日趋正常，控制供应的凭票购买商品范围逐步缩小。笔者1980年元旦结婚前夕，蚊帐虽然不再凭票供应，可一床尼龙蚊帐高达50元，当时青年职工月薪仅37.88元。当未婚妻向她父亲要求购买一床蚊帐做嫁物时，老父亲回答：“你变修了！”

如今的年轻人对“修正主义”较为陌生，“反帝反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流行语。老岳父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民，在他的心目中，“修正主义”与奢侈是划等号的。改革开放中后期，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真希望岳父他老人家“变修”，也不枉来到世上一遭。只可惜老岳父未能畅享今之越来越优裕的幸福生活，便与世长辞。

票证话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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