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毛国聪 镜子面前人生无处闪躲

华西都市报 2019-04-07 03:07 大字

“所有的镜子都是一种要命的武器。”

在毛国聪的长篇小说《镜子背后的女人》里,“镜子”是一个重要意象。他说,八千年前就出现用黑曜石打造的镜子,镜子的发明者嫫母却是一位丑女。“我们渴望从镜子里看到美和善,但它映照的可能是丑和邪。”他多年前看过一个现代人和原始人最初交流的视频。现代人给原始人一面镜子,原始人却不敢接、不敢看。毛国聪认为,镜子是人类认识自我的开始。

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被各种各样的镜子映照,“镜子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个东西不可以成为镜子。”小说以地震作为背景,在毛国聪看来,地震也是一面镜子,危机和灾难往往更能呈现人性的复杂。

调整修改

把震碎的东西拼接起来

借着一场虚构的纳音大地震,毛国聪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和个体生存的思索,“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让人猝不及防,我们短暂的一生不是被腰斩,而是像打碎的玻璃。许多人忍着疼痛,一直在满地玻璃渣中寻找自己。”

主人公邝放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练就了一身委蛇般的闪避功夫,躲饭局,躲交往应酬,躲那些与他鼻子不合的人和事。他沉默寡言,守口如瓶,把自己刻意藏在肚子里。他既不推崇沉默的价值,也不害怕‘一出声便俗’,而是担心一说话就把自己放出来”。他厌倦了当下,躲在婚姻和惯性生活里,偷偷地写着永远没有结局的小说片断。当生命中出现了一抹亮色,连伸手去抓的勇气都没有。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邝放终于无处躲藏,也不再躲藏,他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被他囚困在小说中的一个个自我。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毛国聪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没有构思和提纲,没有书名和目的”,直到2018年3月交给出版社之前,他一直在调整、修改,试图把地震震碎的东西拼接起来。

最开始,他直接写地震,想追寻地震发生的真相。后来转换了思路,只把地震当作着墨不多的背景。“我不希望小说一旦触及现实,特别是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就变得一本正经、畏首畏尾,那无异于制造了另一重灾难。”

有人评价《镜子背后的女人》,可以当做散文来读,也可以当做哲学来读,最后才是小说部分。

在写作时

有意无意把自己做了肢解

毛国聪觉得,这是他“碎片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是专业作家,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经常在手机上记录片刻的灵感。

他不希望读者把《镜子背后的女人》单纯地看做一部小说。他认为,故事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对象,故事必须服务于小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所呈现的思想深度。他从来没想过要通过小说来满足大众的故事趣味。“文艺作品就是要给人一个启发,不是简单给人讲一个故事。”“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过去也在不停地重复。无非是这个故事发生的环境,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不一样而已。”

因为毛国聪有从政经历,许多人把邝放当做他本人的化身,也将其他人物与他身边的人一一对应起来。“我不是为了写现实中的人物而写作。我只是将现实中的人物,通过加工,移植到了我的小说里。小说与现实有纠缠,但不能等同。”

“小说里最大的主人公是作者,作家是他作品中人物聚合起来的整体。”在毛国聪看来,作者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做了肢解,黏糊在小说人物身上。因此,不管作家是否承认,都无法撇开和作品人物的关系,“至少作家的思想意识是通过人物展现的,作家和作品是一体的,不能够完全分割。”

《镜子背后的女人》里的50多个人物形象,除了女主人公依倩,几乎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角色。这符合毛国聪一贯的文艺观,任何人都是复杂而立体的,模式化刻板化的人物形象不具任何意义。“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既有美好的理想,也会做一些违背自己的事情,甚至有意无意做了坏事,哪怕最后幡然醒悟,也不能说立地成佛,变成了十足的好人。”

作家与现实根本无法割裂。他认为,“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写作是一种化学反应。”

水落石出

世界也不是非此即彼

出版社曾希望毛国聪更改结尾,希望结局更加向上,具备正向的能量。

“世界不是水落石出,也不是非此即彼。”在毛国聪的观念里,真实比所谓正能量更加重要,“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自然的规律,不管你承不承认,或者你喜不喜欢,最终的结局都是这样,所谓的尘归尘、土归土。”

为何要让所有东西消失?为什么作品中会不断出现口头禅式的“这是真的”?

毛国聪设计了无数个迷宫,将无数条暗线埋伏在小说中,把无数个问题留给了读者。或许,他曾经试图像小说主人公笔下的小说人物奋协会长那样,雄心勃勃地写一部《真相录》,“如实记录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那将比所有的历史书、教科书和精装书都真实可信。”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相是最强大的东西,对很多人而言,也是最可怕的东西。即使一点点真相,也足以要他们的命。寻找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颠覆的过程。真相能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改变未来。”但他更知道,“有些人只想掩藏、涂抹、改写真相,绞尽脑汁地修正过去,粉饰现在,规划未来。”世间的许多人事,就像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部分,真相往往被掩埋在海面之下,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镜子背后的女人》显然不能单单当作一部小说来读,借助于主人公邝放,毛国聪试图装下这个时代的所有症结,所有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和症结的出口。但是,他认为,小说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它只能呈现、记录下这个纷繁而迅捷的时代轰轰烈烈走过时遗留下的“蛛丝蚂迹”,以供后人检阅、追索。

□对话毛国聪

一面镜子是小说的神经

封面新闻: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何叫《镜子背后的女人》?“镜子”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它代表了什么?

毛国聪:这个问题有点主题先行的味道。我曾经给这部小说取了很多个书名,最后选了这个,只是我更喜欢它而已。你把我小说里的镜子叫意象,我更喜欢说它是小说的神经。面对镜子,人人都会有所触动。镜子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它简单,却意味深长。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镜子功不可没,它是人类自我认知的开始。原始人害怕镜子,可能是他们自我意识不够的缘故。不仅是外在形象,人们的内心也可以通过镜子来折射。镜子无处不在,没有一个东西不可以成为镜子。包括你坐在我对面,我们互为镜子。桌上的水壶是镜子。地震是镜子。这本小说也是镜子。镜子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互相认识的媒介或者介质。

封面新闻:您本人做过教师,也有从政的经历,小说里对教育现状和官场生态都有思考,您怎样理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毛国聪:作家,是一种现实,文学作品也是一种现实、通过文艺形式呈现的现实、现实的一种变体。脱离现实谈文学,那是自欺欺人。我们的思考都来自现实。文学与现实之间,只存在一个化学反应。

封面新闻:您早期《生命之门》,似乎更加虚幻和抽离,《镜子背后的女人》这本书是您写作彻底转向现实主义题材的尝试吗?怎么理解您提到的“介入式写作”?

毛国聪:我们给文艺作品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只是为了区分,有个话题来说。文学不是科学,可以用数据、公式来定义。文学解构的是人性,是探索心理世界的,它没有边界,也无法精确拆分。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虚构或者非虚构,只是相对而言。从《生命之门》开始,我的创作观应该说没有大变化,这部小说有很多科幻的成分,我喜欢通过想象来创作,但这只是一种表现方式的不同,它本质指向的还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我现在,现实的成分多一些,想象和虚构的要相对少一些。我喜欢介入性写作,也就是感情投入。我不想故意逃避现实,遗忘人的存在。

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睿

人物简介

毛国聪,1966年11月出生,四川成都双流人。198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写作,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星星诗刊》《经典美文》《散文诗世界》等报刊。已出版诗集《流浪归来》、思想随笔集《与上帝对话》、散文诗集《行走的感觉》、长篇小说《生命之门》《镜子背后的女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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