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议之外到主流以内：“边缘”艺术家舒勇的震后十年
如今的舒勇，已剪去了昔日的齐肩长发，并当选了新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 本文图片 采访对象提供
关于艺术家舒勇的纷繁争议，是在2009年之后逐渐平息的。
最近关于他的消息，主要是作品《丝路金桥》与“一带一路”，以及他新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的身份。
“5.12”汶川地震已过去了十个年头。舒勇与他以一对遇难双胞胎小姐妹的骨灰创作的《生命之花》雕塑，在这十年间历经浮沉。他们曾在灾难发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处在风口浪尖，又随着《生命之花》的面世与隐匿逐渐沉入水面。
舒勇不再以前卫与执拗的艺术方式去对抗。他用八年的时间去摆脱身上的“边缘”、“极端”、“炒作”等负面标签，努力去接近主流，与世界和解。
直到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行将来临，舒勇终于重新面对曾经的自己，“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或者说，改变了我的下半生。”他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如此坦陈。
他要带着《生命之花》再赴汶川，捐赠给地震博物馆，让它回归故里，重新迎接注目。
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生命之花》在广州首次亮相。
他也终于敢承认，是他最先创造了让“猪坚强”成为生命符号的概念，这也是他关于汶川地震的作品。“当时正在在为《生命之花》征集骨灰，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自己出面去宣传打造“猪坚强”。”
但现在不同了。11岁的“猪坚强”还活着，发在朋友圈里的《生命之花》获得满屏的点赞，舒勇开始确信，中国社会真的变了，“变得更宽容生命，对超前的思想与事物能够做到理解并接受。”
毕竟十年已经过去。
漩涡中的《生命之花》
10年前，舒勇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行走在汶川震区。他四处收集地震罹难者骨灰，想以雕塑艺术的方式创作出一朵“生命之花”，他认为，将生命化为一件美丽的装饰品，将为日渐拥挤的地球节省不少土地资源。而这也将成为他最环保的作品。
顷刻间，批评之声汹涌而来，认为此举堪比“挖坟盗墓”。“舒灰灰”像“范跑跑”一样成为了全民公敌，甚至还多了个“肇事者”的标签。
而在此之前，关于舒勇的非议始终不断。他曾被媒体称为“中国环保艺术第一人”，《大地环保》、《地球在流血》等作品，都被认为是在以超乎寻常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挑逗公众神经。
舒勇觉得委屈，地震发生时，他刚刚抵达瑞士，为了给震区出一份力，他是草草结束了个展的后续工作，第一时间赶回中国直奔震区最前方的。
但亲临震区所见的悲怆，也让他理解了人们的怨怼。他决定暂时放弃这个创作，转而运来一车的米面油挨家挨户的送，也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去挖掘废墟之中的生命可能。
2008年的震区，赵德琴将遇难双胞胎女儿的骨灰亲手交给了舒勇，用于创作《生命之花》。
与赵德琴的相遇，却让《生命之花》的创作念头回归。这个在地震中失去了双胞胎女儿的悲情母亲，抛开一切非议，将女儿的骨灰交给舒勇去塑造，为了让生前热爱艺术的她们，用另一种姿态去重生，去永恒绽放。
舒勇带着这对双胞胎姐妹的骨灰回到工作室，展开了近一年的全心创作中。但非难与争端依旧没有停下。从骨灰的存放，到作品的设计，再到制作的细节，舒勇和赵德琴一家的一举一动，都如同用放大镜般曝光在公众质疑的目光之下。
他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一次又一次，也四处为赵德琴一家的境遇奔走呼号，因为无从辩解而有过愤怒，甚至落泪。
好在他坚持了下来。2009年的5月，这朵由双胞胎姐妹骨灰混合陶土烧制而成的《生命之花》，终于在汶川地震纪念一周年之际绽放。毫不意外，舒勇再次接受了各路报道与评论排山倒海般的轮番检阅。
但随着情绪的淡化与时间的流逝，以及《生命之花》在工作室中“雪藏”，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与舒勇有关的舆论渐渐退去。
舒勇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震后重生。
主流目光下的《丝路金桥》
一淡就是八年。再度回归公众视野时，舒勇带着大型艺术景观作品《丝路金桥》，出现在2017年召开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这座长28米、高7.2米的“丝路金桥”，由近两万块透明金砖以及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几十个国家、近百座城市的“国花”或“市花”创作而成。媒体报道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金砖用量最多的人文景观建筑，也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精致艺术品。
此时迎接舒勇的，是如潮的赞誉与褒奖。闪光灯下的他，已经理去了曾经的齐肩长发，眼角已添皱纹，对媒体讲述“一带一路”与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时，语调希冀，眼中带光。
实际上，“淡出”的这些年间，舒勇的创作并没有停滞，他只是换了一种姿态去接触社会。或者说，他在努力逃离“边缘”与“自我”，主动“带起镣铐舞蹈”。
他渴望融入主流，并且在频繁而努力地转换身份——他先后在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等组织任职，还当选为十二届湖南省政协委员。
他终于成为了主流中的一部分。
但重生的另一面，仍有不同的声音，来自于舒勇昔日的圈内好友。他们觉得，舒勇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纯粹的舒勇，没了反叛精神，也没了锋芒，他的创作失去了艺术家该有的特立独行。有人因此与他形同陌路，甚至删除了他的微信。
舒勇依旧没有在意，他已经许久没再提起十年前的汶川，以及关于《生命之花》的种种。有人问起，他也只是笑而不语，继续平和地讲述他在两会上关注的乡村振兴。
直到5月6日的傍晚，中央统战部举办的第一期自由职业代表人士理论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被推选为班委的舒勇，在发言时突然公开向在场的所有人请假。请假的理由是，他要在5月9日这一天抵达汶川，将《生命之花》捐赠给地震博物馆。
他说，这是他给融入《生命之花》的琦琦、佳佳两姐妹的最好交代，也是他献给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最深刻纪念——让生命的花朵绽放在最有意义的地方，充分释放它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这支生命的花朵，是地震留下的伤痕，也是舒勇的临界点。这些年间，他从未停止反思，他始终自责，如果当年不是因为自己带给公众的“非主流艺术家”的刻板印象，《生命之花》和双胞胎姐妹的父母，可能就不会承受那么多的附加非议与压力，他也不会因为百口莫辩和无能为力而万般痛苦，“如果我来自于主流，这些伤害可能就不会发生，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很多。”
9年前舒勇和生命之花。
【对话舒勇】
“当时的我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
澎湃新闻：2009年之后，关于《生命之花》的消息几乎消失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把它捐赠出来？
舒勇：汶川地震一周年在广州首次展出后，我就把《生命之花》带回了我的工作室，这些年没再让它露面。因为《生命之花》的创作始末，让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当年双胞胎姐妹的父母把骨灰交给我，他们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伤害，但当时的我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另外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是打算将来把它捐赠出来的。原本是考虑放在寺庙供奉，但是因为双胞胎姐妹的父母亲对捐赠的地点有很多看法，就没有达成。于是我就一直就在联系接受捐赠的博物馆。但是因为这个作品的特殊性，很多人未必会真正认同，未必会喜欢，甚至会怕，这些年我联系了很多博物馆，都没有得到同意，这件作品的尴尬之处就在这里。所以就一直就把它保存在我的工作室里。
实际上我一直希望《生命之花》能回到汶川，因为这个作品是具有一个特别语境的，汶川是地震的发生地，它最应该回到这里，而且琦琦和佳佳的父母亲也最希望它回到故乡。所以，我开始努力和地震博物馆沟通，他们最终接受了捐赠，5月9日那天正式举行捐赠仪式。
澎湃新闻：现在的你，对《生命之花》有新的思考吗？还在坚持当时创造它的初衷吗？
舒勇：我仍然认为，《生命之花》是一件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但是可能因为当时我边缘、前卫的身份，让公众对这件作品产生了某些误解。将逝者的骨灰塑造成《生命之花》，从环保的意义上来说，这件作品将会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每个人都将面临生与死，但中国的丧葬传统一直在提倡入土为安，这种观念束缚着我们，尤其在乡村，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大片大片的坟墓。中国人能够很好地面对生，但是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死，可是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要土葬，是不是会浪费很多的资源？我想通过《生命之花》这么一个极小的个体，去呼唤人们重新理解艺术，重新理解那一场灾难，重新理解生命。
《生命之花》既展示了一种丧葬处理方式，同时也表达了面对死亡的态度，对未来是具有一定的牵引意义的，如果到了大家都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后事的时候，我想这个社会会变得非常进步，这个观点是我这些年都没有变过的。我在创作这个作品之初就想过，它在挑战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一定会有争议，但争议过后，经过时间的沉淀，人们一定会去思考它的意义。
“我的创作应该更多地尊重公众的感受”
澎湃新闻：近些年你发生了不少变化，是否与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有关？
舒勇：是的，《生命之花》也是我的一个临界点。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在做生命之花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曲折。我2008年就拿到了骨灰，但到2009年才开始着手做，就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人们对这个作品理解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我作为艺术家，创作了一个有意义的作品，却没能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也没有帮助到别人，甚至给别人带来伤害，我就开始反思自己，我不应该继续停留在边缘上。如果我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人，就肯定能帮到这对双胞胎姐妹的那父母亲，不会让当年的那些问题发生，但因为当时的我相对边缘，别人对我有所误解，甚至因为对我的误解而影响到了他们。所以我开始明白，只有进入到主流之中，参与主流社会的塑造，艺术的意义才会更有价值，艺术才能真正变成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澎湃新闻：你是说，原来的你比较边缘？
舒勇： 不光是我，很多的文化人，在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很边缘、不重要的环境之中。因为文化没有太大的功利性，所以在商业社会里面，或多或少都是边缘的。这是文化人的一种整体都生存状态。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或者作品变成一种装饰品、一种宠物，变得无关痛痒，没有成为积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我所担忧的。
还有一个现象是，很多当代艺术家都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或很小的环境里基于对自己个人感受等关心进行创作。比如《生命之花》的创作时，我的主观是出于人文关怀，但因为方式的边缘性和自我性，让公众对我带有某种偏见，也影响到作品真正价值的理解和发挥，很多人认为我是在炒作，或者在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但当时的我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没有真正影响力的人，我说了那么多的话，解释了无数次，但都没有用。
澎湃新闻：这些年间你陆续在一些组织任职，为“一带一路”创作，当选政协委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场合上，这是不是你在实现主流的一种方式？
舒勇：从小时候开始，我的初心就是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点我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的。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艺术圈对社会越来越没用，越来越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但我们自己却还陶醉于此，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通过跟社会的碰撞和交流，比如担任政协委员之后，我发现自己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扇可以探讨很多东西的门；比如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组织研讨，接受和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感受到他们的做事方式。我想说的是，仅仅用一种反叛的方式去面对主流社会，其实是很无能的，你只有通过跟它的互动，才能相互促进。
澎湃新闻：你现在的创作方式和作品也与原来很不同，曾经被指极端、行为艺术的《大地环保》，对比现在成为“一带一路”文化符号的《丝路金桥》，很有冲突感。
舒勇：以前我创作的时候，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争议也好不争议也好，我只做我的作品，我舒服就行，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会考虑很多人的感受，比如别人对待我作品的态度，还有这个作品在社会中产生的反响，这让我变得学会在更立体的层面上去思考创作，不再是很自私地自己觉得好玩、好看、舒服就行了，现在更多的时候是“带着镣铐跳舞”，在公共的审美里面寻找新的突破。这种突破更难一些，但对于我来说更具挑战性，也让我重新找到了艺术的生命力。
我一直都想让自己的作品能够参与社会进程，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是我曾经的方法让作品远离了我的初心。当我理解到文化了对社会的作用和价值，我开始觉得，作为艺术家，我有使命让自己进入到主流之中去，更好地融入社会，这样我们的艺术才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有价值。汶川地震和《生命之花》带给我很强烈的启示，让我发现以前的自己虽然一直都在关注社会，但方式比较个人化，语言比较讲究个体，让我真真正正地意识到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让我的艺术从极端的个性走向共性，走向以公共艺术为语境的大艺术之中，让我走得更开阔，虽然路走得更难，但我觉得我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在2009年之后，我的创作开始更多地尊重公众的感受，通过与大家互动的力量，让作品变得更有意义。
“我想真正地让自己的艺术在夹缝中长出一棵大树”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说你现在的路走得更难？
舒勇：我作为一个前卫艺术家，圈子里的一些人看到我和主流社会那么接近，是反感的。很多人不喜欢我，一些很好的朋友看到我的价值观和他不再一样，把我微信都删除了。但我觉得没关系，包容一点，接不接受无所谓。我想真正地让自己的艺术能在夹缝中长出一棵大树。
澎湃新闻：这十年间，艺术圈有哪些变化？
舒勇：真正的艺术应该是站在前沿的，和时代一起脉动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时代，都会有很优秀的艺术家出现，优秀的作品一定是见证这个时代最好的证据。我觉得这十年来，中国的艺术逐步变得开放、大气了，开始对社会产生有作用了。以前的作品可能更多是破坏性的创造，现在大家逐渐知道，破坏久了还是需要建设的，所以中国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修复期和建设期。
澎湃新闻：你觉得现在的你被主流社会认同了吗？
舒勇：当你做一件事情，最开始大家会觉得你是在炒作，要借这个事情出名，但经过你十年的坚持，大家会发现，你是真的在敬畏生命。2008、2009年，我们处在在一个极其悲伤的时期，可能关心的是灾难本身，没有时间与空间去思考灾难之后的事情，另外也是因为这件作品在当时比较前卫，与人们理解范畴不相适应。但在十年以后的今天，我在朋友圈发了捐赠《生命之花》的消息后，很多人给我点赞，留言说很感动，这说明这个作品的价值已经被人发现了，我们开始得到了认同。这鼓励我继续前进，不会停留在一个作品上，我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或者说我会推动新的风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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