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的道路上做勇敢的“攀登者”
今年国庆档，电影《攀登者》上映，“为国登顶，寸土不让”，坐在影院里，看着影片中中国人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奋勇拼搏的场景，我和很多人一样，心潮澎湃，万分骄傲。很自然地，我想到了自己唯一的一次登山经历，那也是我至今15年的记者生涯中一次无比特殊的采访经历。
2005年的9月，我在《大江晚报》体育部任记者，再过几个月的2006年1月1日，就是《大江晚报》成立10周年纪念日。为了迎接晚报成立10周年，大江晚报体育部和芜湖中方公司联合组成中方登山队，目标是攀登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内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将《大江晚报》的旗帜插到雪宝顶的山顶。我被派做登山队随队记者，接到这个采访任务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自豪胜过了忐忑。登山队的成员有多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芜湖登山运动员和爱好者，而我，对于雪山，在这之前，从未想过“征服”和“攀登”。虽然作为随队记者，对我的要求只是上到海拔4000多米的大本营即可，但之前的山体速降等体能训练准备和登山技能知识储备同样必不可少。
9月28日，登山队正式出发向雪宝顶进军。10月1日晚，我们到达第一站海拔2890米的松潘县岷江乡，少数民族乡亲热情接待了我们这群登山客；第二天大家经纳米村徒步登上海拔4000多米扎下登山队的大本营。一路上穿越森林和草地，到了大本营，我惊讶地发现这里寸草不生，脚下只剩大片的碎石头，队长告诉我们，高海拔的氧分越来越少，植物生长的环境就会越来越恶劣，眼前的绿肯定会越来越稀少。高山上的天气瞬息万变，中午时分感觉像生活在沙漠，炎热无比，帐篷晒得滚烫；夜幕降临，天上繁星点点，美丽宁静；夜深了，天空又飘起雪花，大家戴上帽子躲进睡袋里都嫌冷。高原反应在夜里达到峰值，好几个队员因为缺氧气压低整夜都在呕吐发烧无法休息，我算比较幸运，只有头疼低烧等不算严重的高原反应。站在大本营的外面看不远处的雪宝顶，美得像一个白衣少女，又“甜”得似一块冰淇淋。雪宝顶是岷山山脉的主峰和最高峰，剩下的1000米高度才是最考验登山者的。登顶任务交给了我们队伍中几位专业登山运动员。
在路上，在大本营，作为随队记者，我“幸福”地感知每一处见闻都是新闻，我“贪婪”地用心记录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生怕错过每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大本营没有电，高山环境下，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很快就耗尽，没办法充电我就用随身的采访本仔细记录点点滴滴。在山上的那些天，洗漱、睡觉、如厕的不便以及饮食的艰苦和不习惯，在我看来，都成了一份难得的体验。在雪山面前，每一丝疏忽都会构成风险。记得当时一位队员因为在登山过程中没有按照要求全程佩戴防雪镜，眼睛被灼伤遭遇雪盲，临时下撤至大本营。我们在大本营用对讲机和冲顶的队员们紧密保持联系，最艰难的时候，冲锋队员们在一片悬崖峭壁上扛着大风扎下帐篷住了一晚上。天公作美，一切顺利，10月4日12点零8分，第一位队员成功登顶，率先将“庆祝《大江晚报》创刊10周年”的旗帜插在了雪宝顶的顶峰，《大江晚报》从此在雄伟的雪山顶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
从雪宝顶归来，我将登山经历整理成了《雪宝顶登山手记》，连续刊登在大江晚报体育版，在读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在登山人的圈子里，总听他们说，登山会让人上瘾。在去雪宝顶之前，我不明白，这么艰难的事情怎么会上瘾呢？但下了山之后，我深深领会到这句话后面的深意。攀登的苦才会更加映衬登顶的甜，过程的难才会更加衬托结果的珍贵。当年的《大江晚报》还没有电子版，14年过去了，每每怀念当年登雪宝顶的经历，我就会翻一翻我精心收藏起来的已经有点泛黄的报纸，那时的每个字句，至今能让我热泪盈眶。想一想我曾经做过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有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一次采访经历，也和登顶队员们一起品尝过那样强烈的胜利的喜悦。而我一直珍爱的新闻工作不也恰如登山，在新闻从业的道路上，即便山路险阻，不论走多久，不论有多难，我永远告诫和激励自己，勇者无惧，做那个勇敢的攀登者，品味那份苦，品尝那份甜。
芜湖传媒中心大江晚报编辑部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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