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晓钟:声彻禅林报晓晴 两任蜀王笔下的锦城十景(十)

华西都市报 2018-06-10 04:06 大字

两任蜀王笔下的锦城十景(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夜幕沉沉,四下寂静无声,苍茫大地正在熟睡中。“当”,悠扬的“开静”钟声响彻禅林,余音在夜空中回荡。僧舍亮起了灯,僧人们悄无声息地起床,准备早课,开始新一天的修行生活。

在明朝两任蜀王朱申鑿和朱让栩看来,成都昭觉寺的晨钟充满禅意,涤荡俗世杂念,让人心胸豁然开朗,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宁静感。加上历代蜀王都倾心佛道,所以把《昭觉晓钟》列为锦城十景之一,这也是十景中唯一出现的宗教场所,并且是以钟声为景的景致。壹 唐寺传城北,春风引客游

昭觉寺位于成都城北青龙场,素有川西“第一丛林”之称,如今是全国重点佛教寺院,享有盛誉。

清同治12年(1873)成书的《成都县志·舆地志·寺观》中说,成都的佛寺,在唐朝首推大慈寺和圣寿寺,宋明至清朝则首推昭觉寺和草堂寺。由此可见昭觉寺在成都佛寺中的地位。

昭觉寺的始建年代,民间流传说原本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受这种说法的影响,清朝四川布政使金隽在《重建昭觉寺法堂碑记》说:“蓉城北十里许,有古刹名曰昭觉寺,人传为司马相如故宅,蜀后之有萧寺,由斯创始也。”

陈寿《益部耆旧传》中说,司马相如的家“在少城笮桥下百步许”,也就是现在成都市区通惠门的东边,怎么可能在城北呢?

但为什么民间又传言说昭觉寺的前身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呢?离昭觉寺不远的驷马桥,原名升仙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闹出一番爱情故事后,接到汉武帝的诏令,第二次去京城长安时,在这里与卓文君告别,在桥头题字,表达了要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见到汉武帝后,司马相如写了《上林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封为郎。司马相如乘坐驷马驾车回到成都,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后世逐渐把升仙桥叫做驷马桥。南宋淳熙年间,成都府知府京镗在《驷马桥记》中,首次给这座桥正式定名。

因为驷马桥与司马相如的渊源,所以民间把昭觉寺的前身讹为司马相如的故宅。

其实,昭觉寺原本是唐朝时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民间听到“司马”就以为是司马相如,即使知道不是司马相如,又把朝代搞混淆了,所以糅合讹成是汉朝司马董常的故宅。

现存关于昭觉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北宋成都府华阳县人、时任荣州知州的李畋撰写的《重修昭觉寺记》:“昭觉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马董常宅,旧名建元。”

照李畋的说法,昭觉寺原名建元寺,但关于这个建元,另一种说法是,董常的故宅宅号叫建元。

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昭觉寺编辑的《昭觉寺史话》中说,国务院在确定昭觉寺为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院时,认定昭觉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名建元寺,此为大量权威性史籍所确证,为社会共所承认。

建元寺始建后,在成都众多的寺庙中还不具备显著的社会影响,有关史籍的记载很少,几乎为无。

但一个高僧和一个皇帝的到来,改变了建元寺。贰 高僧清似鹤,妙偈说蒲团

乾符4年(877),禅宗曹洞宗的第一代传人休梦禅师,从陕西终南山捧日寺来到建元寺。

休梦禅师俗姓韩,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人。他在唐宣宗兴复佛教时,由官方剃度为僧。他还曾受唐宣宗诏令,入宫诵经,并由官方分配到终南山捧日寺居住。

休梦禅师受戒后,专习禅宗,他所亲近、参访的,都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影响的著名高僧。休梦禅师是曹洞宗(中国佛教禅宗发展到晚唐时所建立的一个宗派)的第一代传人,也是四川佛教史上该宗的第一代人。

乾符5年(878),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的崔安潜,特意奏请将建元寺更名为昭觉寺,其意为“以其昭昭使人昭,以其先觉觉后觉”。

这里有个插曲需要说明一下。清光绪22年(1896)的《重修昭觉寺志》记载说:“宣宗乾符丁酉岁,剑南节度使崔宁奏改建元敕赐昭觉。”

乾符是唐僖宗的年号,不是唐宣宗的,而且崔宁在唐宣宗时就被缢死了。

崔宁就是我们在锦城十景之“浣花烟雨”中介绍的浣花夫人任氏的夫君。四川人喜欢喝的盖碗茶,相传是崔宁的女儿在成都发明的,这也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的一种茶具。

昭觉寺改名两年后的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逼近京城长安,唐僖宗匆忙逃往四川。

唐僖宗自幼崇信佛法,曾把行宫设在新都宝光寺,诏令蜀中高僧前去讲说佛法,休梦禅师也在其中。

李畋的《重修昭觉寺记》记载:“(唐僖宗)召(休梦)禅师说无上乘若麟德殿故事,由是开沃圣虑。”休梦禅师给唐僖宗讲说了大乘佛法,开释了唐僖宗的忧虑,深受唐僖宗尊重。

唐僖宗下诏增修昭觉寺,工程完工后,还叫同平章事(宰相)萧遘撰写了《建寺碑》,昭觉寺的社会影响由此日益扩大。

光启元年(885)三月,唐僖宗离开成都后,仍对休梦禅师“眷念弥深”,多次赏赐“紫磨袖衣三事,龙凤氍觎毯一榻,以及宝器盒盛辟支佛牙一函”等法器和器物。

王建入主四川后,对休梦禅师非常崇敬,上奏唐僖宗赐休梦禅师“了觉”禅师号,所以休梦禅师又被称为休梦了觉禅师。

天祐4年(907),休梦了觉禅师灭度,享年81岁,僧腊(出家年数)51年,由门人建塔于昭觉寺内。按佛教宗派传承,休梦了觉禅师被尊奉为昭觉寺的开山祖师。

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昭觉寺仅存“房舍五间,田土三百廛”,而且“殿宇倾颓,荒草丛生”,一片荒芜。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敕赐休梦了觉禅师第五代法孙延美禅师领住昭觉寺。

延美禅师住持昭觉寺30年,率领全堂大众并亲自参与各项修建劳动,筑版修墙,对昭觉寺进行了全面修复,并使寺院的规模有所扩大,寺院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成为成都地区的著名寺院。

宋神宗元丰年间,成都府帅奏请朝廷,改昭觉寺为十方丛林,被称为“西川第一丛林”。从此,昭觉寺的社会地位远在当时成都地区诸山丛林之上,成就了众多的高僧大德。叁 塔古苔花积,房深只树幽

去过昭觉寺的人,会对大雄宝殿殿前的那棵巨大的黄桷树(学名黄葛树)印象非常深刻。

2013年8月,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的一份调查数据表明,成都共有8020棵年龄超过100年的古树。其中,主城区有1804棵古树,树龄最古老的是昭觉寺的这棵黄桷树,有300多年。

这棵黄桷树根深叶茂,树高25米,冠幅盖30米,胸径5.1米,要4个人才能环抱。在黄桷树树干里,有一块石碑,被称为“树包碑”。

据说200年前,昭觉寺的一位僧人在黄桷树下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昭觉寺的历史背景。多年的风雨,黄桷树不停生长,逐渐把石碑融入到了树干中,成为昭觉寺的一大奇观。

说起“树包碑”,不得不提及清乾隆、嘉庆年间住持昭觉寺的了元道魁和尚。

乾隆46年(1781)八月,被乾隆帝视为亲生儿子的福康安调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福康安赴任前,乾隆帝对他说:“四川昭觉寺住持僧了元,善知识也,汝善护持。”

福康安到昭觉寺后,本想刁难道魁,结果被道魁一一化解,被道魁所折服,两人成为好友,相交甚密。福康安公事之余,必来昭觉寺拜访道魁。

《昭觉寺史话》中记载说,嘉庆四年(1799),道魁圆寂。示寂前,道魁指着大雄宝殿前那株黄桷树,留下偈语说:“树包碑,椰瓢飞,柱头落地为师归。”

意思是说,黄桷树如果包住了石碑,挂在大雄宝殿上的椰瓢不翼而飞,大雄宝殿殿中四角的4根悬离于地面的立柱落地,那么祖师就要回来了。

“树包碑”好理解,椰瓢和柱头落地又是怎么回事呢?

康熙41年(1702),松潘大悲寺方丈竹峰接任昭觉寺方丈。竹峰升座时,松潘大悲寺专程向昭觉寺献了一只硕大的椰瓢,悬挂在大雄宝殿檐,以表示该寺永为昭觉下院。

大雄宝殿内的4根柱子中,靠外近门左侧的一根下端悬着,离鼓形的石砧凳约一尺高,据说是为了防震,这是木结构古建筑的一大奇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雄宝殿被拆毁,柱子落地了,椰瓢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关于名人与昭觉寺,除朱德曾在昭觉寺避难外,著名国画大家张大千与昭觉寺也渊源深厚。

1943年11月,张大千从敦煌回川,先住在青城山,后在昭觉寺受到定慧老和尚的厚待,定慧把御书楼大院给张大千居住,张大千在这里住了4年。

张大千喜欢画荷花,被称为“大千荷”。昭觉寺知客佛智法师经常与张大千在一起,二人交往深厚。

张大千给佛智画了一幅《荷花图》,并题咏荷花诗:“一办尊承盖一鸢,西风卷起只能掀。花枝力大增狮子,丈六如来踏不翻。”佛智视之为至宝,可惜《荷花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散佚,至今不知下落。

张大千还为昭觉寺书写匾额“变华严相”,也已被毁。肆 道给千年业,身持万事非

话说回来,明朝两任蜀王朱申鑿和朱让栩为什么对昭觉寺如此情有独钟?

这里是有深厚背景的,还得追溯到首任蜀王朱椿与昭觉寺的渊源上。

南宋宋理宗时期,蒙古兵曾3次南犯四川,成都这座千年古城饱经战乱,全部毁败。但昭觉寺在这场浩劫中,得以幸存。

明朝建立后,洪武23年(1390),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开始展开“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雄伟抱负。

朱椿不仅痴迷儒学,而且倾心佛道,后世蜀王受他影响也非常深。

历史上,四川是佛道极为盛行的地区之一,但经过宋元战争后,大体上处于衰落状态。由于蜀藩的崇奉提倡,佛道出现了复兴现象。

朱椿到成都后,对四川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建设非常重视,曾经颁布命令,要求官民保护文庙、学宫、佛寺、道观、神祠、古刹等。

洪武23年(1390)九月十一日,蜀王府长史陈南宾奉朱椿令旨:“凡境内各寺,皆禁樵采、侵占、仆碑、寄宿,严加禁约……并禁军民毋得欺侵……”

万历30年(1602),湖北人何宇度来到成都,就任华阳县知县。

他在记载四川山川物产及古今轶事的《益部谈资》中说:

“(四川)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累代藩封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宇廊庑,华丽高畅。观如元天、云台,寺如昭觉、金像、净居、净因、金沙,庙如昭烈,宫如青羊,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惟昭觉,尤甲诸寺观。”

朱椿曾在四川遍游佛道名山、大寺,那时朝廷还没有实施藩禁,王爷们出行颇外自由,不用向朝廷打报告。

正如何宇度所说,朱椿还多次对四川境内的佛道建筑进行整修和重建,昭觉寺就在其中。

清康熙初期出任四川按察使的山西新绛县人李翀霄,在《重修昭觉寺记》中记载:“明蜀献王(朱椿)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

朱椿在重修昭觉寺的同时,还“缘例免沃田三百廛税,供僧如数”。

彭县(今彭州市)龙兴寺智润禅师,陕西宝鸡人,洪武初期入住龙兴寺,30多年里“不安床席”,坚持在木椅上趺坐。

洪武27年(1394年),朱元璋听闻智润禅师“戒行高洁”,命朱椿迎奉智润禅师到昭觉寺任住持,并赐号光照禅师。

朱椿对此高度重视,亲自主持迎奉仪式,把智润禅师请住昭觉寺,并又对昭觉寺进行增修。

朱椿之后,历代蜀王不仅关注佛教寺院的硬件设施建设,还重视与高僧大德交往,成都附近寺庙的一些住持,经常成为蜀王府的座上宾。

在成都龙泉驿区石经寺挂锡的简阳高僧楚山绍琦,经常出入蜀王府,他曾与蜀和王、蜀定王、蜀怀王和蜀惠王(朱申鑿)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和接触。伍 难尽归欤兴,仍闻静夜钟

朱申鑿和朱让栩的《昭觉晓钟》两诗中,对昭觉寺的晨钟有很详细的描述,但其中因引用的典故较多,读起来显得有点晦涩。

“蒲牢纔击韵铿铿。”蒲牢,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是龙的9个儿子之一,排行第四,声音好,喜欢吼叫,洪钟上的龙形兽钮,就是它的形象。

蒲牢有个特点——害怕鲸鱼,当鲸鱼对它发起攻击时,它就吓得大声吼叫。

人们根据蒲牢“性好鸣”的特点,把蒲牢铸成钟钮,把敲钟的木杵做成鲸鱼的形状。

敲钟的时候,让“鲸鱼”撞击洪钟,使得钟声“响入云霄”。

纔(cái),同“才”字。“蒲牢纔击韵铿铿,声彻禅林报晓晴。”意思是说,刚刚敲击洪钟,钟声就铿锵有力地发了出来,响彻禅林,向人们报告天将亮起,又是一个大晴天来到。

“月夜扣时心地警,霜天撞处梦魂惊。”寺庙敲钟分为晨钟和暮钟,唐朝禅宗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在《百丈清规·法器》中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

“霜天”,源自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半夜时分,为什么还要敲钟?这里有个讲究,半夜敲的钟,叫幽冥钟。《增一阿含经》中说,钟声可以传扬到幽冥界,受苦众生的各种苦难都能暂时停止。

所以,朱申鑿这句诗的意思是,月夜时分,昭觉寺的钟声响起,能够让人警醒;半夜钟响,让人从梦中惊醒过来。

朱让栩的《昭觉晓钟》,“霁晓禅宫宿雾开,蒲牢声吼出经台。”霁(jì),是雨雪停止、天放晴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隆冬时节,成都下雪了。

“残星寥落晨鸦起,斜汉逶迤候雁回。”斜汉,指秋天向西南方向偏斜的银河。

这句诗,朱让栩又想起了秋天时分的昭觉寺晨钟,天上还有寥寥几颗星星,早起的乌鸦开始扑腾,蜿蜒曲折的银河等待着南飞的大雁。

“江绕鱼凫仙棹发,桥临驷马使车催。”昭觉寺的晨钟响起,锦江上的船开始准备出发,在驷马桥上,出现了行进中的车马。新的一天,真的到来了。

“登临有客还怀古,废苑宣华锁碧苔。”登临怀古,朱让栩把自己比作唐朝著名诗人、射洪人陈子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中意境,朱让栩似乎感同身受。

宣华,即宣华苑,前蜀皇帝王建曾把昭觉寺改名为宣华苑,明末清初巴县巨儒刘道开在《游昭觉寺》中写道:“出郭寻幽十里赊,梵宫元是古宣华。”

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宣华苑是王建的儿子王衍所建的宫苑,在摩诃池上。

南宋词人陆游在四川时,曾写下《月上海棠·斜阳废苑朱门闭》:“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

由此可以推断,朱让栩应该说的是摩诃池上的宣华苑,而不是说的昭觉寺被王建改名为宣华苑一事。

时代变化太快,登临高处怀古的人还有,那就是我朱让栩。世事如烟,曾经的宣华苑,如今布满青苔,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风雨中了。

或许,这是朱让栩听闻昭觉寺晨钟后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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