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20年，原来成果这么多！
太阳神鸟、网红石犀、经穴漆人、摩诃池、蜀王府……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金沙遗址考古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成都考古20年硕果累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蒲江考古出土的“成都矛”。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天府广场考古出土的石犀，如今成为成都博物馆网红展品。
提到成都考古，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被作为成都城市标志的太阳神鸟、成都博物馆的网红展品石犀。这些文物，都是近20年里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土的。
自成都金沙遗址在2001年被发现以后，成都考古究竟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成果？10月24日，《成都考古发现》年度报告集（1999-2018）出版20周年之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组织召开专家座谈研讨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成都众多重要考古发现的接踵而至，改写着人们对成都历史的固有印象。成都考古成果，一次次拓展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传承了巴蜀文明，不断丰富着天府文化的内涵。
□陈剑 廖丽文/图
黄金20年 成都考古硕果累累
“近20年间，在全院考古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下，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直言。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为古蜀文明研究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果。黄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来自良渚文明的十节玉琮、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本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金沙的发现开启了成都考古的黄金年代。
翻开《成都考古发现》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已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425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不仅涉及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包括遗址、墓葬、窑址、摩崖石刻等内容，还有相当数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区域涵盖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等川内多地。
先秦考古中，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大邑高山等史前城址及金沙、十二桥、商业街船棺等都是公众熟悉的考古项目。商业街船棺墓，一度因为出土大量船棺以及修复完成“古蜀第一床”而受到公众关注。
秦汉以后的考古更为公众熟悉，在成都市中心发现唐朝“中央公园”摩诃池，明朝蜀王府遗址以及春熙路江南馆街遗址等，重塑着古代成都。今年在新川科技园发现的数千座墓葬，更是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成都考古还在科技考古方面不断突破，4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就吃上大米饭等，这样的植物考古成果让普通百姓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
正是一个个扎实的考古和科研成果，在20年里共同汇成了《成都考古发现》。
开创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先河
在《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周年之际，专家如何看待这项学术成果？
在专家座谈研讨会上，国家文物局文保司相关领导，省文物局主要领导，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刘国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教授孙华、李水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等就此展开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套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一是具有田野考古资料公布的时效性。二是资料公布全面、详实。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鼓励全面、详实发表考古资料，一方面促进了新资料及时消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积压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得以有效释放。三是对于提升年轻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着积极作用。
颜劲松表示，过去的20年，成都考古不断以丰硕的考古成果丰富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未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将抓好“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申报和实施，继续做好城市考古的发掘与研究，积极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充分利用成都考古中心的建成和对外开放的机会，全面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争取取得更大成绩，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成都力量。
专家观点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400多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成都考古硕果累累，成效显著，对人才的成长也起到重要作用。
雷兴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这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过去20年，是成都考古的黄金时代，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有力推动了相关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进展，也证实了古代成都人令人赞叹的成就。
《成都考古发现》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从发掘到出版成果的转化，以及更深层次的研究，为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作为刊载成都平原及周邻地区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的专业集刊，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生命力。20年坚守，体现了成都考古人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和材料至上的职业操守。20本报告，承载的是成都平原古代先民别具地域风格和时代特色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浸润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诸多考古工作者掘铲指路、文物写史的奋斗故事。它堪称中国考古学发表区域性考古出土资料的一个创举，是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区域考古得以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经”类史料，这类报告查起来集中，用起来方便，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值得学习，更值得推广。
方辉（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教授）
20年前，学界不少人对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所知甚少。20年后，大家对宝墩、金沙、十二桥等已耳熟能详，其中就离不开成都考古人的努力。目前，四川乃至周边地区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业已建构。有了这样的成果基础，成都、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考古文物事业的发展当更加值得期待！
水涛（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近20年里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对于巴蜀文明的持续探索，丰富了人们对于巴蜀文明的认识。宝墩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揭示巴蜀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茂县营盘山等地点的发现，不仅将工作的视野扩展到了成都以外的更大空间范围，也将成都平原早期文化的发现上溯到了5000多年以前，从而开启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时期。
这些连续发现表明，成都考古研究院的同仁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成都的考古不仅仅局限在成都平原之内来谋篇和布局，这也引领了各地区域文明研究的潮流和走向，开风气之先。
王建新（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坚持出版了20年，这在国内考古研究机构中还是首例，每年获得的大量考古新资料，首先汇集成每一年度的《成都考古发现》出版，这对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期望，成都的做法在全国推广，成为考古研究机构的惯例，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科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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