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托编钟的余音回响
牟托编钟 崔兵 绘图
在距茂县县城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牟托的村寨。
村寨坐落在岷江西岸，村寨的后面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在高山的山脊上，有一座用板岩垒砌的积石冢。1992年3月，在积石冢内的石棺墓和邻墓的3个陪葬坑内，出土了战国时代的文物200多件。经过清理，发现了6件青铜甬钟和4件镈钟。墓主的身份虽然无法确定，但肯定是一个地位较高的贵族。
据清理简报介绍，6件甬钟均布满绿色锈斑。有砂眼、漏孔，部分钟体被人为砸裂破坏。通高55.1厘米至27.4厘米，甬（钟体最上面的柱柄）长18.2厘米至9.3厘米，铣（钟的下面两个角）长36厘米至18.3厘米不等。
6件甬钟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为合瓦形，直甬，平舞（钟体最上端的平面），两铣下垂，于口（钟体最下面的口沿）弧曲上收，于口内折呈三棱形唇。三列枚（钟体表面凸起的多个圆柱状体）式，共36枚（其中一钟的背面16枚）。鼓部（钟体构造）、篆部分别饰有变体夔龙纹；甬部、舞部饰云雷纹（两件钟甬部素纹）；舞部云雷纹、钲部蝉纹；篆部、正鼓部三角形雷纹，钲部素纹。
甬钟是盛行于西周时期的打击类乐器，一直流传到春秋战国时代。钟体均为合瓦形结构，因最上面的平面“舞部”之上有“甬柱”而区别于舞部上有悬钮的钮钟而得名。演奏时将钟悬挂在专门的钟架上，用木槌或木棒敲击发声。牟托出土的这几件甬钟，与中原地区西周早、中期的甬钟，在造型和纹饰上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反映出当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还是十分频繁的。
4件镈钟出土时也同样布满绿锈，有部分透孔和砂眼。通高26.3厘米至17.5厘米；铣长20.5厘米至13厘米不等。形制上大体一致，区别主要反映在钮形和纹饰上。
圭形钮镈钮由两排6个长方形穿孔组成。镈体两侧各突出6个鱼尾形扉棱，一侧扉棱残损两片。镈体呈合瓦形，下部略大于上部，于口平直。镈体正面中间有一微凸的椭圆饼状枚，上部阴刻圆涡纹，下部阴刻一朵四瓣花纹，各间刻十字纹。下部四瓣花纹两侧各阴刻圆涡纹。镈两侧中部和上部刻四瓣花纹、十字纹、星纹等。背面刻夔纹，龙背上刻有3个山形纹。
双鸟桥形四环钮镈弓形桥钮居中，两侧为两只长冠鸟相背。镈体两侧各突出4个鱼尾形扉棱。镈体为扁圆筒形，镈体表面以宽带线分隔成上中下三层，每层各有3个圆泡状枚，其中第二层中部及第三层3枚饰圆涡纹，中部饰4组双竖线纹。
桥形双层钮镈镈体两侧各6个鱼尾形扉棱，连通桥钮两侧。镈体两面各有3排共9颗乳头形枚。第一、三排6颗枚均饰太阳纹，第二排枚饰圆涡纹，二、三排之间饰芒纹，于口上方饰网状纹。
变形夔龙钮镈平舞，镈体直筒形。镈体两面各有9颗乳钉形枚，三列枚式，共18颗。舞部饰鸟纹，中心有一圆纹。篆部、鼓部饰变形夔纹。
牟托出土的这4件镈钟，虽然制作略显简单粗糙（估计是铸造年代较晚的缘故），但图案纹饰其他地区却较为少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镈钟出现于殷商末期，又称“特钟”，盛行于东周。与甬钟一样，镈钟也是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特征是体大、镈口平，扁钮。音色古朴、浑厚，发音绵延悠长，余音不绝。最初仅能奏骨干低音，随着成组镈钟数量的增加以及和音的扩展，逐步成为能够演奏旋律的乐器。
甬钟和镈钟（包括另外一种钮钟）一般不单个使用，需要几件以上组合成编钟演奏。这种组合既可以用同一种钟，也可以由几种钟相互混合组成一套编钟。组合编钟的数量越多，编钟的音域愈广，演奏的旋律也更丰富。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早期的编钟一般是由3件组合起来的，还不能用来演奏完整的曲调，如《国语·周语》中所说“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后期成套编钟件数不断增加，已经可以演奏比较完整的旋律了。战国时期，甚至出现了多达65件包括甬钟、钮钟、镈钟组成的曾侯乙编钟。
编钟在我国先秦礼乐文化和古代音乐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一种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器。先秦时期主要用于宫廷的朝觐、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秦汉以后，编钟多用于宫廷雅乐的演奏。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钟磬达504件；宋代时，宋徽宗专门设置掌管音乐的“大晟府”，有12套300余件编钟。除了宫廷之外，历代民间也有编钟的演奏，一般用于孔庙、文庙的祭祀活动，如四川省的三台、德阳、绵竹等地的孔庙和文庙内，至今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的编钟。
牟托编钟的出土，不仅丰富了古蜀音乐文物的内容，更反映了战国时期古蜀地区礼乐文化的发展状况，对于古蜀文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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