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笋街 大石里的古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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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街路牌
石笋街上原有鸿雁皮鞋厂，石笋残石曾在此用作井口边壁
石笋街小学（东区）
成都，正在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高品质宜居地。这不仅体现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之美，还有值得深入发掘的丰厚文化品质。
地名，是地理空间的代号，更是蕴藏着社会变迁、文化形态的“基因密码”。成都，建城几千年以来，从未更改城名，也从未迁移城址。成都的长街短巷，有着许多美丽而独特的地名。它们把一段段历史和传说，浓缩凝固为一个个简单响亮的名字；它们在历代诗人的吟诵中重新塑造，灿烂不朽，许多沿用至今；今天，它们的名字，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和注脚。
本报副刊“天下成都”特别策划，联合“锦观”文化频道隆重推出《成都诗歌地理》系列，请跟随诗人们行吟的脚步，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从空间进入时间，一起感受天府文化的传承和魅力。
石笋行
唐·杜甫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
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
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
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
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
政化错忤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
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
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从关中到成都
诗人杜甫的惊叹
设想一下：走在成都闹市街头，突然迎面遭遇一巨大的石柱，它有两层楼那么高，包浆厚重，青苔没覆盖到的地方，还能看到地质纪年的痕迹——你该会有怎样的惊奇？！
1260年以前，诗人杜甫就有过相同的感受。公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在四年前爆发，杜甫经历过逃难、落入叛军之手、骨肉流离又重逢、因谏言下狱且贬官、关中大饥荒等一系列灾难之后，终于断绝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理想，携妻带子入蜀投友。
前往成都，一路上与关中迥异的风土人物，对诗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惊奇地发现，这儿的树木竟然冬天也不凋零，成都俨然是一座并不逊色于长安的大都会。
盛唐时的成都，里坊密布，市廛繁盛，民康物阜。成都城里共计一百二十坊，留名者十五，如书台坊、金马坊、碧鸡坊、文翁坊、小蛮坊；街道则有赤里街、石笋街、扬子巷、煮胶巷等。
杜甫栖居的草堂，在碧鸡坊石笋街以西，他时常跨过两岸杨柳飘拂的石桥，沿着梅香四溢的江边小道，从西门进城。一路上，无人相识，难免生出大隐于市的放松感。到了金容坊，再顺着通衢大道走上几百步，就会看到那两株耸峭的石笋了。
那时的成都远离战乱，勾栏瓦肆遍布，酒楼茶坊林立，无处不展现着世界级大都市的风采。这座城市生活着近百万市民，尽管大部分是古蜀国子民的后裔，但此时的他们，正忙着享受红尘世界一等一的繁华，对自蚕丛至开明的古蜀先祖，并没有什么了解。然而，古蜀国的大石遗迹，还残留在成都的街头坊里，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智者杜甫以启示、感触，让他写下了《石笋行》这首诗。
从传说到考古 “海眼”原是墓地石表
石笋是细长的柱状石，一南一北两株立在碧鸡坊石笋街街口。北边那株更高，5米出头，直径约95厘米；南边那株长近4.1米，直径约1.2米，显得要矮胖一些。不过，从“腰围”来看，很可能南边的石笋更高。变短是在西汉末年。那时，王莽搞得天下大乱，蜀郡太守公孙述据险割据，中原大地上赤眉、绿林蜂起。乱世之中，南边的那株石笋没能完好保存，也就可以理解了。
基本完整的两株石笋，青苔掩盖着沧海桑田的痕迹，如天外飞峰一般神秘。而在石笋身边，还时常有些奇异之事发生，不由不让蜀人浮想联翩。每到盛夏季节，大雨滂沱，雨后的石笋旁会出现一地的小珠子。珠子很小，以青黄色居多，上面还有小孔，可以用线串起来。这种珠子，就是杜甫诗中的“瑟瑟”。
石笋的神秘之处还不止于此。有时，大雨之后会发生地陷，石笋一米之内的平地陡现大洞。洞中有积水，居然还很清亮。拿来竹竿往下戳，探不到底。好奇心重的人，又找来绳子绑了石头往下扔，居然还是见不到底。北宋的嘉祐年间，有一天，一辆牛车经过，突然地陷，把车困在了里面。
古代成都人地理知识还不够完善，认为泉眼、井眼都是直通大海的。于是乎就编出个故事，说这里是海眼，石笋便是镇海眼之物，可不能拔。要是一拔了，海水就要从里面汩汩冒出来，整个成都城都要被淹。
成都早年的确水患频繁，海眼象征的水神崇拜已沉潜入当地居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暴雨之后在石笋下出现的瑟瑟，是来自大海的宝物，固然很能满足普通人的想象，但也有少数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不相信的。
一个叫惠嶷的蜀地僧人就说，西晋的权臣桓温带兵攻入成都，剿灭成汉李氏政权时，焚烧了装饰豪华的少城，那些珠宝就是大火之后残留的遗物。
唐代风气开放，与70多个海外国家都有贸易、文化往来，景教也得以在蜀地流传。有外国人在石笋附近建立了大秦寺，门楼里有十间房，都用产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珠宝穿绳作门帘。因此有人说，大雨带出来的那些“瑟瑟”，就是大秦寺被毁之后留下的遗物。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翘楚，杜甫也不相信“海眼”的说法，他在考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之后，通过《石笋行》一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石笋下面是古蜀王或者大臣权贵的墓室，高耸地面的巨大石笋，则是墓地的标识——石表，而“瑟瑟”自然是随葬于墓中的珠宝。
杜甫的见解，以今日历史学、考古学的成果来看，也大抵不差，甚至启发了不少近现代学者。本世纪初，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疑似古蜀国开明王族大型墓葬，就有残存的木柱和木质柱础——很可能就供安置墓地表面大石柱所用。
可是，古代的蜀人，为什么喜欢这么大的石头呢？
成都曾经遍布大石遗迹，除了石笋、支矶石和天涯石至今存留，还有已经消失的石镜、五块石等（传说这五块叠放的大石头下面也是海眼）。成都平原并不产石，那么遍布城中的大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古蜀人为什么又要劳神费力，从很远的地方把石头搬来呢？这跟蜀人的发源、迁徙，以及古蜀国的建立密切相关了。
从高山到平原 古蜀人的迁移和思念
古蜀人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之中（今四川省茂县叠溪），因为地质灾害的逼迫，在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带领下，开始寻找下山发展的新路径。传说蚕丛教族人养蚕缫丝，所以蚕成了部落图腾。蚕丛部落经过多代的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在与先居于此地的柏灌部落交战中被击败。部族融合之后，柏灌一世便成为第二代蜀王。
到了殷商初期，另一支蜀人鱼凫部落也顺着河谷往山下走，来到了龙门山湔江口。从名字就可以推想，这个部族是以渔猎为生的。他们捕鱼靠凫，这是一种会捕鱼的水鸟，学名鸬鹚，四川人叫“鱼老鸹”。鱼凫部落进入成都平原后，击败、兼并了柏灌部落，鱼凫一世（他和部族同名）成为新的蜀王。
与上两代古蜀国不同，新建立的国家更加强大，生产水平远为发达——从其都城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器，便可见一斑。这些巨大、精美的青铜器，说明古蜀国已经从新石器时代跨越进入了青铜时代。
铜是哪儿来的？就在他们沿江下山进入平原的路上，今天的彭州市龙门山镇，就有个大宝铜矿。蜀人在下山走向平原的路途中，不时回望故乡。他们固然热爱成都的湿润丰饶，但依然忘不了故乡山风给予的磨砺。他们在山口留下巨石以为路标，希冀不要忘记了归乡的路。
其实，蜀人本来就是一个属于石头的民族。他们早年在岷山，生，居于石室之中；死，葬于石棺之中。他们以石斧劈木，以石锄犁地，以石箭射猎，以石戈和敌人战斗。生和死，蜀人都承受着那些巨大石头给予的庇护。大石在蜀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崇高的位置。
鱼凫王朝之后，古蜀国进入杜宇时代。当时蜀地低洼，水患频生，对农耕文明来说实在是极大困扰。来自楚地的鳖灵精通治水，他带领蜀民开玉垒山，劈金堂峡，分流洪水，平息水患。
治水成功的鳖灵在蜀人心中取得了巨大的声望，他取代望帝杜宇而成为新一代蜀王，开创了开明王朝。他跟杜宇的爱恨情仇，被诗人李商隐用“望帝春心托杜鹃”进行了演绎。
在开明帝治水的过程中，大石被赋予了更大的神力，成为镇水神器——这或许是石笋被穿凿附会为“海眼”的重要原因。在五代古蜀王朝上千年的历史中，大石被赋予的涵义或许有变，但无论如何，蜀人对它的崇拜没有变，对岷山故地的思念没有变。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 大石崇拜映照精神世界
成都平原不产大石，那么石笋从何而来？我们把眼光投向古蜀人的来处。从成都市中心向西，不到100公里，东北—西南走向便横亘着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那里也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山中巨石垒垒，古蜀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开山辟路，历经千辛万苦，将它们搬运回来，竖立在成都平原，构筑起了自己奇异的精神世界。
不只是蜀地，在中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都曾经存在过一个对大石的崇拜时期。在中国的西藏，在东南亚，在地中海，在欧洲，在非洲，在美洲，大石遗迹无处不在。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便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
巨石阵修筑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跟成都的大石遗迹一样，也都是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的产物。无论是成都的石笋、石镜、五块石、支矶石，还是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巨石阵，都代表着人类在刚刚进入青铜时代时对石器时代的回望与留恋，映照着人类先祖的精神世界。巨石无声，默默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
成都的石笋，到了南宋时还竖在街头，元代已不复存在，估计毁于南宋末年战乱之中。在今日的石笋街与席草田街之间，曾有石笋遗石残存于原鸿雁皮鞋厂门前。后来，这儿凿了一口井，残石作了边壁。再后来，井也被封填了。
《石笋行》共八句，只有一半的篇幅在写石笋，仅用一句便揭示了石笋的真相，剩下的四句则是杜甫在发感慨。他感叹普通人无知无识，不加考据地听信传言，进而联想到君王受佞臣蒙蔽，以致施政错谬，社稷倾覆。他恨不得将石笋掷向天外，恨不得石笋从来没在世上存在过，好让世上不曾相信“海眼”之类的荒谬、愚昧传言。
何大江/文 李旻/摄影 曹劲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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